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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主持人
他是世界銀行有史以來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他曾孤身一人遊過台灣海峽，到大陸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他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學成歸國的留美經濟學博……如今他為中國的發展出謀劃策，也是中國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學者。
主持人：這個古老而美麗的庭院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它的創辦人就是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29年前，林毅夫孤身一人遊過台灣海峽來到大陸，追求經邦濟世的人生理想，29年後，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供他施展抱負的舞臺已經不再只限于中國。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濟學家將於今年5月到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為什麼會獲此重任？他通往世界銀行的路又是怎樣走過的呢？
2008年2月4日，林毅夫被正式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這是世界銀行首次任命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擔任這一重要職務。其實對於林毅夫本人來説，這種身份的轉換開始於2007年11月，他偶然接到了前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布吉尼翁的電話。
主持人：你接他的電話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情形下接到的？
林毅夫：因為我是首席經濟學家的顧問嘛，那麼所以這個電話對我來講並不稀奇。但接完電話以後，他就講説他要卸任了，那麼想推薦我去當這個下一屆的首席經濟學家，問我感不感興趣？
主持人：你當時有沒有直接做出回應，是感興趣還是不感興趣？
林毅夫：我知道這個他一般遴選的過程，一任首席經濟學家他要分離職前和離職後，他會成立一個遴選委員會，那麼遴選委員會當然會考慮一些人選，當時我認為，我並不是唯一的人選。我想説那我考慮幾天，看我感不感興趣，所以他就等了兩天。
主持人：那兩天之後，這個問題就已經想清楚了嗎？
林毅夫：基本清楚，基本清楚。我發現這不矛盾，因為到世行去的話，當然它的目標是幫助世界上所有發展中的國家，那麼我相信，要是透過世行這個位置，能夠幫助其它發展中國家發展，那麼我相信給中國的發展也創造更好的一個外部的環境。想清楚了，好像是答案很顯然的。
2007年12月16號，世行行長佐利克來到中國進行訪問，在訪問期間，他與林毅夫進行了一次面談。這次面談對林毅夫最終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我們很感興趣，你們兩位之間都交流了一些什麼東西？
林毅夫：首先他了解中國現代改革發展的階段存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中國想要怎麼解決？然後想聽取我個人的看法。當然我知道他來跟我個人進行這個交談的時候，可能是跟他這個在正在考慮誰合適當首席經濟學家有關。那麼我們談的問題實際上開始的時候就是中國的問題。慢慢地就談到了我對世界發展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那這些問題我當然也有一些見解，交流得還不錯。
主持人：那談到這個是不是接受這樣的一個職位的問題了嗎？
林毅夫：談到，他説你乾脆到臨時推舉名單當中，如果你有機會會不會接受？我説如果你給我這個機會的話，我也是會考慮的。
2008年1月16號，也就是佐利克與林毅夫面談的一個月後，林毅夫接到了佐利克打來的電話，他被正式提名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
主持人：當你接到這個最後確認的電話的時候，確認自己的確是即將成為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和世行的副行長，心裏在想什麼？
林毅夫：我想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但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大家知道我是第一個從發展中國家來的首席經濟學家，那麼大家有很高的期望。
主持人：你覺得自己的優勢在什麼地方？
林毅夫：我想我個人的優勢吧，還是因為我對中國問題的了解。我能夠比較深地了解中國的問題，然後從這個了解過程當中，能夠提出一些不同於大家的看法。開始的時候，大家不太接受，但是漸漸地大家覺得我的説法還是有獨到的地方，然後把這樣對中國的了解提高到一個比較一般的這個理論的層次，不是一個個案的，不僅是個案的了解，而是説了解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然後從中了解過程當中，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邏輯性強的理論，這是我的優勢。
主持人：中國的發展因素，對於你的當選有多大的？
林毅夫：我想這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你要是從發展中國家來講的話，在國際上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為數雖然不多，但也不少。那麼會選擇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的話，我想最終還是因為中國這30年改革發展的經驗，它能得到世界的肯定。尤其它是改變了世界上很多學者對於發展的問題，對於轉型問題的看法。那麼我覺得，要不是中國這幾年取得的成績，絕對不可能有我個人到世行去的這樣的一個機會，其實這也是為什麼我從來沒有想到世行去工作，那麼這次到世行去工作，對我個人來講，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意外的驚喜。可以看到國內也挺高興的，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春節禮物。
林毅夫出生在台灣宜蘭，原名林正誼。1972年初，還是臺大農工係一年級學生的林正誼申請轉學赴陸軍官校就讀，隨後考入台灣政治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學碩士，1978年，碩士畢業後的林正誼被派赴金門擔任陸軍上尉連長。1979年，27歲的林正誼悄悄地從金門駐地下海，孤身一人遊過兩千多米的台灣海峽，抵達對岸的廈門，而他的家人卻對此一無所知。到達大陸後，林正誼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林毅夫。
主持人：在當年你回到大陸以後，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為什麼？
林毅夫：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你了解嘛，我想這個，我個人回到祖國來這是我自己的選擇，並不是説我在台灣有什麼不滿。在台灣其實不管是自己的親人，還是老師，還是自己的長官，其實對我都很好的。那麼我回到大陸來，這是我自己對歷史，以及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認為對這個歷史應該做出什麼樣的一個貢獻，所做的選擇。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我自己是希望做到不傷害任何人，那麼我不傷害任何人的話，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必須是讓別人覺得這個人是消失了，蒸發了，因此，我採取一方面就是改個名字，也算激勵自己吧，二方面也不對外任何宣揚。
主持人：為什麼當時你會做出那樣的一種選擇回到大陸來，當時你想做什麼事情？
林毅夫：我想你是學歷史的，那麼我其實內心裏面更想的還是想當歷史學家，所以對中國的歷史，它的發展總是自己關心的。那我覺得這個歷史發展的潮流是非常明顯的。那麼中國要統一才能夠復興。那麼中國統一的希望應該是在大陸，那麼所以回到大陸來，我想才能夠對這個中國的統一，對中國的發展的進程做出貢獻。
主持人：一個人能為這個進程做出多大的貢獻，你覺得一次這樣的一個遷徙能夠為這個過程作出什麼樣的貢獻？
林毅夫：我想不在於它的結果，而在於你是不是參與。那我個人覺得就是中國要統一，中國經濟要發展，那麼統一的希望在於大陸，那麼大陸應該經濟發展，而我個人如果能對這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我就能夠對中國的統一的過程做出貢獻。大小當然能力不一樣，但是每個人都應該儘自己的力量。
1979年的中國大陸正走出十年動蕩的陰影，剛剛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整個國家站在了經濟發展新的起跑線上。而此時海峽對岸的台灣經濟正加速發展，西方經濟學理論也被引入台灣，林毅夫在台灣已經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來到大陸後，林毅夫卻選擇了進入北京大學經濟係，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主持人：那個時候祖國大陸MBA是什麼是不知道的，而且您當時到了北大選擇的學經濟，是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時還有什麼其它的選擇嗎，為什麼要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
林毅夫：因為要了解這個社會體系，如果我想在這個地方工作，我不了解這個社會體系，那我就沒有辦法扮演我應該有的角色，所以我想學馬列主義是了解當時的意識形態，了解當時社會制度必有的原因是什麼？所以那個教育對我來講還是非常寶貴的。
主持人：你是從哪個角度來形容那段教育對您是寶貴的，因為我們知道，當時的台灣和大陸，它的經濟體系應該説是完全兩套不同的理論和體系。
林毅夫：最主要是了解中國的國情。跟裏面他對一些大的歷史的看法，我覺得是有不少幫助的。應該講馬列主義我們還是研究得很深。當時沒有研究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剛才被介紹進來。但是從研究馬列主義來講，我們很多老師很多教授，他傾注一輩子的心血，他也是研究的非常深的。
主持人：學習的時候，有沒有一些接受不了的一些東西？
林毅夫：因為任何理論體系都是非常嚴謹的邏輯。那麼馬列主義對我接受起來一點也不困難，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嚴謹的邏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那麼你沿著這個邏輯，你就知道它是一步一步怎麼推論的，那麼怎麼形成的，所以對我來講的話，那麼幫助還是非常大的。而且裏面有一些東西，到今天想起來還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説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要作用於經濟基礎。那麼其實這樣一個觀點，馬克思是第一個提出來的。那麼就是現在西方非常盛行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其實講的同樣是這個道理。
林毅夫在北大潛心學習，而那時的北大恰逢改革開放初期，校園裏形成了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就在一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林毅夫遇到了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係教授舒爾茨。
主持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會？
林毅夫：他在北大做了一場演講，我幫他做翻譯，他比較滿意。所以他回到芝加哥大學以後，他就寫了一個信講説，如果你到芝加哥大學來求學，感興趣的話，他可以安排一個獎學金。
主持人：那麼當時想過沒有，去美國留學？
林毅夫：從來沒有想過。
主持人：你是一個學經濟的人，為什麼沒有主動的想過到經濟學的，有人管它叫經濟學聖殿，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去學習，為什麼你連想過都沒有想過？
林毅夫：如果我要想過，我就從台灣去了，我就不用到大陸來了。
主持人：那為什麼接受這樣的一個邀請呢？
林毅夫：當然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那也是同樣仔細考慮了以後，當然去學習，我了解的很多，我對兩套體系都很了解，後來對中國的現代化，應該可以做出更好的貢獻吧。
1982年，林毅夫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在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的指導下，開始了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系統學習。
主持人：從一個研究馬列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環境下，一下子就到了西方，到了這個芝加哥大學經濟係，他們是以研究西方市場經濟最出名的，就是這種變化對你來説是一種什麼樣的，你怎麼看待這個？
林毅夫：其實這個變化對我來講，也不是那麼大的衝突，因為前面講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邏輯體系，西方市場經濟學也是一個邏輯體系。應該講起來，對很多問題他都有看法，這個看法不見得一樣，但是它都是從一個最根本的出發點出發推論出來的，其實我發現，任何理論都一樣，任何學問它最後都是一樣的，都是從一個最根本的出發點出發，然後來建立它整個的思想體系。
主持人：那麼站在美國，再回過頭來看中國，在當時80年代初，80年代中，對於經濟的研究的水平，應該説還是有高下之分的？
林毅夫：那這樣就不是自己做學問的機會了嗎？但是並不是簡單的把西方的理論拿來就使用，所以這個高、低是怎麼定的，適用的就是高，不適用的就是低的吧。如果從這樣來講的話，也無所謂高下之分，國外理論可能研究的很深，但它不見得適用於中國啊。那麼國內的學者，不管是中層研究部門，或者是我們在理論界的，他研究問題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也算得上一個高。
主持人：那麼在美國的這段時間，對你來説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林毅夫：最大的收穫還是一個就是説對市場經濟體系的了解，同時一個很嚴謹的理論，這個思維的訓練。知道怎麼樣深入去觀察問題，那麼從問題了解它形成這個現象各種最主要的制約因素是什麼，然後從這個了解當中，形成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或者一個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這樣的一個理論思維的訓練，跟理論研究範圍的訓練，我想是我在芝加哥大學受益最大的。
林毅夫幾乎將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他提前一年獲得了博士學位，而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和實證》被博士導師舒爾茨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主持人：為什麼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裏面，你又選擇把農村經濟作為研究的重點？
林毅夫：這個有客觀原因，有主觀的原因。
主持人：都是什麼呢？
林毅夫：主觀的原因是中國的問題，農村問題是最大的，農民問題是中國現代化要解決的根本的問題。那麼中國現代化，如果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國的現代化，客觀的原因是芝加哥大學，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就是要外國學生博士論文是寫他自己母國發生的問題。在1984年的時候，我想對中國來講，最清楚的變化就是中國農村改革取得的成功。所以我一方面也關心農村問題，二方面當時農村改革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就在芝加哥大學讀書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就以中國的改革作為我的論文題目，所以也是一個與祖國關聯的一個結合吧。
1983年，林毅夫在美國求學的第二年，他的妻子陳雲英帶著一雙兒女也來到了美國，這是他們在分別四年後的第一次相聚。
主持人：這四年的時間，有音信聯絡嗎？
林毅夫：當然有，通過我在國外的親戚，把信息帶回台灣説我還在。
主持人：你們雙方之間夫妻之間就是沒有打電話？
林毅夫：那當然不行了。
主持人：通信呢？
林毅夫：那也沒有辦法直接寄啊。
主持人：比如説你的一封家信可以通過第三方再寄到你妻子那兒？
林毅夫：那倒是可以。有過。
主持人：你當時已經是一位兩位孩子的父親了，對於孩子的思念，那段時間我很想知道，這四年是怎麼過來的？
林毅夫：當然是，做任何事情並不是沒有代價的。當然我很幸運的就是説，我妻子很諒解我，她也跟我有相當共同的理想。那麼你要追求一個理想，又不能同時做的時候，總是有人先做，有人後做，但是我相信我們理想是一致，我們心是一致的。彼此即使距離的非常遠，我們心有靈犀一點通。
主持人：那如果沒有這次出國留學的話，恐怕你跟你妻子和孩子之間的這種相隔時間還會更長一些？
林毅夫：是，當時心裏準備是更長一些。
主持人：你的心裏準備其實是多長時間？
林毅夫：這個當時想到也許像王寶釧吧。原來確實離開的時候，當時準備也許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真的是做好了這樣的思想準備？
林毅夫：是的。
主持人：這種堅定不移的強大的追求，到底是什麼？
林毅夫：我前面講我一直追求的是自己內心的平衡。/在台灣發展當然不錯，但是跟我追求的目標思想是相互衝突的，到大陸來，我可以追求我自己內心這麼一個統一，那麼這個統一跟社會是一致的。那我是比較幸運的人，我就覺得我一直是一個很幸運的人，這個時代對我很好，這個週遭人對我都很好，那麼一些事情都比想象的好，我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反過來看好像又取得效果好了很多。原來確實離開的時候，當時準備也許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追求自己的內心目標，一定要犧牲自己的個人幸福嗎？
林毅夫：這就看你怎麼定義幸福。幸福的定義，我覺得中國的，不管是儒家哲學還是道家還是佛家，我想最高的幸福還是內心的平靜吧。
從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後，林毅夫在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又進行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這時世界銀行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都向他發出了邀請，但林毅夫都謝絕了，他選擇了回國。
主持人：結束了在美國的學習後，恐怕您還是要面對選擇。
林毅夫：確實我回來的時候有很多人反對，包括我的老師，而且也有工作機會，那為什麼要回來？第一個，你沒有同行，沒有可以人可以跟你直接對話，幫助你、激發你思想的同行，因為我是當時第一個從國外學成回國的。第二個也沒有文獻，也沒有資料，你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你也沒有辦法跟人家交流，那麼你到中國來肯定是死了，能做出什麼貢獻呢。可是我覺得我在芝加哥大學學到最好的就是説理論創新，是對新現象的直接了解，這是最重要的前提。
主持人：那個時候我們知道，在1986、1987年的時候，剛剛提出來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還根本就沒有確立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你在西方所學到的一切關於市場經濟的理論，不見得能夠得到那麼多人的認可？
林毅夫：這裡面就關係到了在西方學到的是什麼。如果你是學到現成的理論，然後接受他的結論，想拿這個結論到中國來應用的話，那可能就出現像你所講的不適用。但是如果你研究的你學到的是研究問題的方法，是一個工具，那麼你就要看這套工具在美國研究問題，可能做的貢獻大，還是到中國來研究問題，可能做的貢獻大。那麼我發現，這個答案非常明顯，在中國研究問題做的貢獻會大，一清二楚的，唯一的選擇就是回來。
主持人：如果當年你是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做研究，離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譽也許會近一些？
林毅夫：我倒不覺得。這是可以講説這個不是一個人應該有的追求吧。
主持人：為什麼？
林毅夫：因為這是別人的評價。
主持人：那你作為一名經濟學研究者，您有沒有計劃説，它也是我的目標之一？
林毅夫：我想不會，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提出的理論能不能解釋現象，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最關鍵的。你如果提出這樣一個理論，能夠對億萬人有幫助，不得獎內心的滿足還是挺大的。
主持人：但如果説，你做出來的研究被他們認可了這是另外一回事？
林毅夫：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當然也不會反對，但是絕對不會是追求的目標。
1987年，林毅夫回到國內，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擔任副所長，他直接進入影響到中國政府高層決策的研究核心。
主持人：為什麼最後會選擇到國務院的一個研究中心？
林毅夫：回到國內來，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到學校，一種是到政府研究部門去，那麼其實我回國之前我跟很多單位寫信，説我很想回國，那基本沒有接到任何回應。
主持人：你都給哪個單位寫過信？
林毅夫：基本有大學，也有其他社科院，還有其他的政府部門寫信。
主持人：我覺得挺難想像的，為什麼一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留學生回來，居然沒有回音。
林毅夫：因為他們很難想像我會回來。但是我想如果只要我回來就會有人要，回來以後，果然就很多單位就都張開雙手歡迎。後來我其實選擇是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去，因為那是直接研究改革發展的問題，那麼對現象的把握，對問題的把握是在第一線的。可是當時我也在北大有兼課，所以也沒有離開北大。
主持人：那段時間你主要的研究領域是什麼？
林毅夫：開始當然從農村問題作為主要切入點，研究農民的問題，研究農村生産力發展的問題，研究農村金融發展的問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但是後來這個問題研究就越來越廣了，發現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其實不是在農村內部而已，還要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主持人：學習的全都是西方的一些規範的經濟學理論，然後到農村去做研究，有沒有覺得不適應的地方？
林毅夫：這裡面牽扯到就是説你帶的是什麼，你帶的是觀察問題的方法，還是帶的西方的理論去套，如果你帶著觀察問題的方法，那就這個工具應該講起來哪個地方都適用，中國有句話，送你一條魚，是給一條魚呢，還是教他怎麼去釣魚，怎麼去捕魚，那我比較幸運的是，我一直學的是這種去捕魚的方法，而不是接受一條魚回來享用的辦法。
從1987年到1994年，林毅夫在國務院的研究機構中工作了七年，這期間，他對中國發展轉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如農村問題、糧食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等都進行了研究，並將研究的成果作為政府高層決策的參考。
主持人：你希望看到自己提出來的一些對現象的分析解釋之後，被政府所採納嗎？
林毅夫：我作為學者就是建言獻策，能不能夠採納，能夠採納最好，不能採納繼續説嘛，只要你覺得它是對的。
主持人：你會把它如實的向決策者去報告嗎，還是説要考慮到他們能接受哪一點，不能接受哪一點然後我再潤色一下？
林毅夫：基本沒有考慮這樣，因為我一般結合的都是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主持人：在學者和政治之間沒有什麼障礙？
林毅夫：我覺得一個非常好的學者跟一個非常好的決策者，他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一個好的學者看問題不是拿現成的理論出發，帶著這樣的一個眼鏡看問題，一個好的學者要研究問題，一定是不帶任何理論，先直接看問題是什麼，那麼一個好的決策者，他必須解放思想，他必須實事求是。
主持人：這七年的時間，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林毅夫：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對中國問題的全方位的掌握。其實有很多問題有共同的原因，這裡面其實很多道理其實是相通，比如説現在生物學裏面講細胞的基因是一樣的，雖然它表現不一樣，有的是頭髮，有的是眼睛，有的是皮膚，但是每個細胞你仔細研究，它的基因是相同的。那麼其實研究中國問題也是這樣子，它這個問題的表現方式也不一樣，但是你如果把每個問題都研究清楚了，你發現它的背後的原因是一致的。
1994年，林毅夫結束了在國務院研究機構的任職，和幾位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者一起，創辦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林毅夫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有了更加寬廣的舞臺。
主持人：為什麼在1994年的時候，離開了國務院的發展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了一個中國經濟發展中心？
林毅夫：我想主要就覺得中國的現代化它需要不是一個人，它需要一群人，我們已經進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那我們就要訓練出一批懂市場經濟體系的學生的年輕人，那麼我們要訓練他的話，我們就必須要有一群能夠真正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來研究中國的現象，然後來形成新的理論來教育學生，另外到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沒有切斷我對政府建言獻策的這個渠道，因為政府還是基本上只要有好的建議，他都會聽的。
主持人：在你創辦這樣一個經濟中心的時候，腦海中對它的構想是什麼樣的？
林毅夫：我想目標追求的也是很明確，當時有三個目標。第一個就是提供一個現代的經濟學的教育，第二個是深入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然後提出政策建議，進行理論創新。第三個是推動了我們經濟學界跟國際的交流，一方面去了解國外的，同時也讓國外了解中國的。
在林毅夫和同事們的努力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研究機構，在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住房問題等幾乎所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中，都有這個獨立的經濟研究機構發出的聲音。
主持人：我曾經看過一家媒體對你的採訪，你當時説，就像軍人最高的理想是希望馬革裹屍犧牲在戰場上一樣，/説你的一種對自己的預期就是希望累死在自己的書桌上，為什麼會這樣？
林毅夫：這個當然是一種心態，但是你看真能戰死在沙場的軍人是非常少的，要累死在書桌上也不是那麼容易。
主持人：這是經濟學家的狡猾，把幾率都算進去了。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最想做的是什麼事？
林毅夫：我想這個研究是一直不會放棄的。因為我不管扮演什麼角色，研究都是基礎。我當老師，我教課，教好課，那麼我沒有研究我沒有辦法教好課。
這是2008年新學期的第一堂課，講臺上的林毅夫當天剛從歐洲飛回北京，他還來不及休息調整就直接走進了課堂。教課佔據了林毅夫學術研究之外的大量時間，每學期他至少要開三門課，而他的課一直受到學生們的追捧。在學生的眼中，林毅夫不僅是滿腹經綸的師長，也是備受關注的明星人物。
主持人：什麼時候到世行去赴任？
林毅夫：5月底。
主持人：這個時間是誰的選擇，是你的選擇還是世行的選擇？
林毅夫：世行倒是希望我早點去，因為他前任首席經濟學家去年十月份他就離職了，然後他希望我是2月底去，但是我後來跟他提出是到5月底去，因為這個學期的課已經安排了，所以作為老師還是應該把課教完。
主持人：那現在離到世行去，時間已經進入到倒計時的狀態了，沒有幾個月了，這段時間你準備做些什麼呢？
林毅夫：首先還是把書教好，這個站好最後一班崗，再一個的話，因為是中心主任，要把中心的這些事情安排好，然後還有這些社會兼職的事，一方面還是在沒有辭職之前把這些工作做好，二方面也要跟人家通知説我即將離開了，所以有一些該交接的交接，該安排的安排。
主持人：有了林主任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沒有了林主任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會有什麼區別呢？
林毅夫：我想會更好。
主持人：我認為這是一種謙虛的話。
林毅夫：不是，因為我也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中心有很好的制度，我們中心，實際上是中心的教授會是領導的中心，不是我個人的，我們共事的基礎決定了中心的發展，那麼這個制度存在的，我相信我們中心的傳統，我們中心未來的發展，應該就有基本的保證。第二個我們中心有能力的人很多，我相信新的領導人上來以後，那麼他還可以給中心創造更大的舞臺，更大的空間。
主持人：結束世行的這個任職之後，在四年之後你會再回到這個地方嗎？
林毅夫：應該是的。
主持人：為什麼？
林毅夫：這是最符合我自己的意願跟興趣的地方。
2008年5月底，林毅夫即將到世界銀行走馬上任。世界銀行是全球最大的發展機構，擁有184個成員國和近萬名從事發展工作的專業人員。作為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要管理世行龐大的研究部門，制定世行發展戰略，而身兼高級副行長，他還要參與國際經濟關係的協調。在林毅夫之前，世行歷史上有6位首席經濟學家，他們都來自西方發達國家。
林毅夫：大家對我有很高的期望，那麼對我來講，可以講説，也是一個很高的挑戰，所以我實際上是抱著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來接受這個新的任命。
主持人：那麼在歷史上，什麼人能夠擔任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林毅夫：一般都還是在學術界有很高建樹的這些著名的學者。因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這個位置，應該講起來是經濟學家在世界上最高的公共職務。那麼他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知道，經濟學家追求的，可以説從亞當 斯密一開始，都是在研究為什麼一些國家比較富有，一些國家比較貧窮，然後希望讓貧窮的國家可以變成富有的國家，這是經濟學家200多年來一直在追求的一個問題。那麼世行他可以講説是國際上最大的發展機構，也是聚集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批研究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那當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這個位置，對世行它的業務方向，以及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跟它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後，對世界上可能發生的影響，應該講是一個最關鍵的機構。那麼首席經濟學家是負責這項業務，會是有很大影響的一個工作。
主持人：那在這段時間內，會不會也應該對世行進行一個預習的工作？
林毅夫：當然，同時要開始熟悉世行的工作，因為世界銀行他這樣一個"knowledge bank"，是一個知識的銀行。從錢來講，他當然也不是很少，但是它跟其他的商業銀行最大的差別就是，他給發展中國家的任何貸款項目都要包含有新的知識的成份，那麼首席經濟學家他就要幫助世行來確定給發展中國家什麼樣的貸款項目，那麼這個貸款的項目怎麼樣對發展中國家解決他們發展的問題，改革的問題，有什麼樣的推動的作用。
主持人：在世行的角度再去關注中國的問題，和直接就紮根于中國關注中國的問題會有什麼不一樣？
林毅夫：根本不一樣，在中國的話，我們想每天都在這個地方，生活在這個地方，對於一些問題知道得會比較地快，比較直接一點。在世行是遠距離，那麼來關注中國，相對來講會比較間接一點，但是各有好處，中國有句話，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然後隔遠一點的話，有時候可以看的更清楚一點。
主持人：四年之後，當離開這個世行的位置的時候，希望別人對你的評價是什麼？
林毅夫：我想我會盡我的力量去做，然後希望對世行追求的目標，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要解決的問題有所貢獻，但是怎麼評價還是讓別人評價吧。
主持人：我希望在四年之後，當你從世行這個崗位上回來以後，我們能夠繼續採訪你。
林毅夫：好，謝謝。
主持人串場：在對林毅夫的採訪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對經世濟民理想的執著追求，也許是命運對他的厚愛，他追求人生理想的過程，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正好吻合，正是這不平凡的30年，使得他擁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正是分量越來越重的中國，將他托舉到了世界的舞臺。
責編：劉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