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書籍:《焦點訪談》紅皮書(六)

發佈時間:2010年04月01日 16:34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CCTV.com

  

《焦點訪談》橫空出世

 

  當《東方時空》辦得如火如荼的時候,1993年11月中央電視臺又在思考中央電視台下一步的改革方案。楊偉光臺長找到當時主管新聞的副臺長沈紀,説:“如果在黃金時間辦一個類似‘焦點時刻’的焦點節目,難度很大,風險也大,但如果把握好,轟動效應也會很大。你們敢不敢幹?敢幹,《新聞聯播》後的黃金時間給你們。”

  對此,當時分管新聞的沈紀副臺長向楊偉光答覆的話是:“楊臺長,我們敢幹。”

  1993年底,中央電視臺對《東方時空》欄目開始了實質性的改革──成立新聞評論部,同時籌備在晚間黃金時段創辦一個新聞深度評論的日播節目,以填補中國這個最大的電視臺曆史上沒有自己旗幟與號角的空白!

  推出《焦點訪談》無疑是個創舉,但是這個開先河的欄目到底以什麼樣的姿態來出現呢?

  1994年2月初,《焦點訪談》的創業者們,在北京的梅地亞會議中心舉行了第一次正式的籌備會議。剛剛擔任新成立的新聞評論部主任的孫玉勝、副主任袁正明、製片人張海潮、梁建增、張步兵等人對這個即將創辦的新欄目進行了首次把脈。

  孫玉勝主任旗幟鮮明地表態道:“《焦點訪談》要突出輿論監督的特色,不過有一點必須明確,儘管我們是做輿論監督的,但是我們的位置要擺得非常正,我們不能以在野黨的這種位置來看待監督出來的問題,向政府發難;也不能像時下粵派比較流行的‘生猛’海鮮,搞得那麼‘生猛’,過把癮就死。而是要本著一種建設者的思維,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幫助政府來工作,絕不是添亂。”

  新聞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就是如何將正面報道和輿論監督結合起來,以解決中央領導提出的“解疑釋惑”、“平衡心態”、“緩解矛盾”、“團結鼓勁”等問題,這是新聞媒介本身的需要,是觀眾的需要,也是政府的需要。——這是創辦者們一開始就確定的欄目定位,也是給自己欄目非常清醒的定位。

  在黃金時段辦一個焦點節目,難度很大,風險也大,猶如走在雷區,但藝高膽大,把握得好,節目效應也很大。

  《焦點訪談》這個節目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試想,電視本已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焦點,而中央臺,又是諸電視台中的焦點,而偏偏又在黃金時間辦了個焦點節目,不僅中央電視臺的領導,就是具體籌備創辦的人員,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當時楊偉光臺長對著籌備組的一些同志説:“我都是58歲的人了,我不怕,你們大膽地幹吧,出事了我來頂著!”楊偉光臺長之所以如此堅決,是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焦點訪談》如果站住了,將形成了一個高水平的新聞評論欄目,其意義深遠,為此他必須義無反顧。

  《斯巴達克思》裏有句話:“膽大心細──這兩者是一切危險但是偉大的事業所不可缺的伴侶。”創辦《焦點訪談》,風險猶如冰峰,膽怯的人遠離它,無能的人繞過它,圓猾的人只在口頭讚揚她,只有勇士,一群膽大心細、義無返顧的人才會面對困難,勇敢地攀登而上。

  1994年4月1日晚上19點38分,中央電視臺一套節目傳出一段渾厚的男中音:“時事追蹤報道,新聞背景分析,社會熱點透視,大眾話題評説,每日請看《焦點訪談》。”伴隨著激昂的音樂,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個矗立在地平線上的簡潔的城市樓群,一隻由紅、綠、藍構成的大眼睛標誌從中升騰而出。

  從此,這段為人熟悉的《焦點訪談》片頭,每天呈現在億萬觀眾面前;而成為《焦點訪談》欄目標誌的大眼睛,從此時刻注視著觀眾,關注著社會。

  《焦點訪談》播出的第一期節目是《’94國債發行第一天》,報道了當天開始的1994年度國庫券發行的情況、有關人士的評説和群眾的反應。

  新欄目開播的第二天就得到來自社會的好評。《人民日報》在1994年4月2日的《今日談》欄目中,發表署名文章,題目叫《“焦點訪談”開了好頭》。文章説,這次國庫券發行不僅數額大,而且對全國的經濟大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有關方面在發行的措施上做了許多調整和改進。了解這些情況的群眾踴躍前去購買,而有一些群眾一時還不太清楚,很想了解這次國庫券發行到底是怎麼回事,聽聽人家是怎麼看這件事的。所以,第一次的《焦點訪談》節目,確實抓住了當前群眾關心的一個“焦點”問題。可以説,開頭開得不錯,值得祝賀。

  耐人尋味的是,文章至此筆鋒一轉,提出了一個新聞改革的問題,説:一個時期以來,新聞界的朋友們一直在積極探索怎樣進一步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各新聞單位群策群力,籌劃新舉措,開闢新欄目,令人耳目一新,增強了宣傳報道的效果。看來,改進宣傳,大有可為。各種新聞媒介的特點不同、手段各異,只要各顯神通,並且取長補短、相互配合,就能形成高揚主旋律的強大合力。

  這片文章並不長,但從文章的語氣和涉及的問題看,顯然不像是一般讀者的泛泛評論,至少,它反映了主管新聞工作的“上層”意見,加之這篇文章推出時間之快,讓人不能不認為《焦點訪談》的第一炮打了個“滿堂彩”。

  《焦點訪談》在隨後的日子裏,乘勢而進,推出了一系列有社會影響力的節目。一個個節目使百姓拍手稱快,使高層撥冗矚目,使國內同行感佩,人們在聊天是常常自覺不自覺的涉及到《焦點訪談》:“看了中央臺《焦點訪談》了沒有……”

  使觀眾感到新穎的不僅僅是節目的主持人是一些幹練沉穩、目光敏銳、口才犀利、有較高學識水平的記者,他們集編、導、主持于一身,很快地成為觀眾喜愛的電視明星,同時在節目的演播室裏請來了許多專家、學者。更使觀眾聞之振奮的是這個《焦點訪談》推出的許多節目,是大家關注的國內外焦點問題,而且一開始就打出了“時事追蹤報道、新聞背景分析、社會熱點透視、大眾話題評説”的口號,對一些腐敗現象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將輿論監督的字眼寫在了億萬中國電視觀眾的面前,而不再是寫在新聞教科書上!

第一個輿論監督的節目

 

  從1994年4月1日《焦點訪談》開播至今,白馬過隙,不過是8年多的時間,這在中國的新聞史上應該是浪花一朵,但是8年的春秋卻使《焦點訪談》欄目創造了中國新聞界輿論監督方面的一個“奇跡”。

  之所以説它是個“奇跡”,是因為這個“奇跡”真的不容易創造,它難就難在是運用新聞報道的形式,通過在新聞媒體上公開曝光的途徑,對社會失范行為進行監督。

  毫無疑問,《焦點訪談》要監察人的言行是否符合國家法規和工作紀律,是否符合做人的原則和社會的道德,也就是説要“揭短”,要“亮醜”,而且這“短”,這“醜”,絕不是一般的“短”和“醜”,而是事關大局、事關大理、事關大德的“短”和“醜”。去“揭人家短”,去“亮人家的醜”,會有誰願意《焦點訪談》這樣對待自己呢?何況《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不僅要揭人之“短”,亮人之“醜”,還要把這“短”和“醜”直接公佈在幾千萬、甚至幾億人民的面前,而且要督促他把“短”改了,把“醜”除了,那會有多少人心裏舒服呢?最為嚴重的是《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要通過可靠的事實,不僅使受監督的人的不良言行公諸於眾,而且把負責管理這些人、這些事的人和機關,或點名或不點名地公諸於眾,也就是説使負責管理這些人、這些事的人和機關隨同這些人、這些事的“曝光”也一起曝了光,也進入被監督的視野裏,那不高興、不願意、不舒服的就不是人數更多、範圍更廣、阻力更大了嗎?

  儘管《焦點訪談》初期輿論監督的難度極大,困難很多,但它卻是中央電視臺新聞改革的關鍵,揭露弊端的利器,正確決策的條件,更新觀念的學校和民主法制建設的動力。黨和政府歷來對輿論監督的高度重視,人民群眾長期寄予的極大希望與期盼,賦予了《焦點訪談》輿論監督的特殊使命和責任。

  回首《焦點訪談》在輿論監督方面如履薄冰的初期運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焦點訪談》探索輿論監督之路的軌跡。

  《焦點訪談》播出的第一期輿論監督節目,是開播的第三天,也就是1994年4月3日播出的《北京郊區:耕地上建起一座墳塋》,節目反映了北京順義縣一個村,違反政策,毀壞耕地建陵園,向外出售賺錢的情況。而節目線索來自於觀眾的電話舉報。製作這期節目時,《焦點訪談》還沒有開播,這名觀眾是向《觀察思考》提供線索的,不曾想他成就了《焦點訪談》的第一期批評報道。

  承擔這期節目采編任務的是記者葉小林、孫傑、朱邦錄。一行人七問八問,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找到那座在耕地上建起的公墓。在順利拍完公墓的畫面,採訪完看墓人和很多村民後,葉小林他們找到了毀地建墓的決策者——村支部書記。支書怒氣沖衝地把記者帶到了村委會。葉小林怕這位支書在盛怒之下會作出過激反應,於是叮囑攝像記者朱邦錄將已經拍好的三盤磁帶交給一同前往的出租車司機,讓他藏到後備箱裏;同時告訴司機,如果記者們出了意外,趕緊開車回電視臺報信。開車的小夥子仿佛大戰前接受了重要使命,表情莊重,一臉嚴肅,坐在車裏等大家。

  果然,對這位支書的採訪非常艱難,他根本不予配合。開始還好,儘管他對記者的提問或愛答不理或左右言他,但畢竟還能交談。大約20分鐘後,採訪觸及到實質問題時,支書嗅到了“批評”的味道,便勃然大怒,一面揮著手對記者高聲斥責,一面衝出村委會辦公室。儘管採訪中斷,但該要的東西基本都有了,基本事實清楚。出師基本告捷。在回來的路上,記者們來到順義縣土地管理局,從政策的角度採訪了有關負責人。一行人回到電視臺,已經是晚上7點多鐘,整整工作了10個小時,計算一下里程,跑了近150公里。

  經過緊張的編輯,這個《焦點訪談》歷史上的第一期批評報道節目,在屏幕上播出了。節目一經播出便産生了影響,國家有關部委對此表示了關注,並派出了調查組,而且邀請攝製組一同前往。

  這期節目的製作與播出,留給了大家許多的思考。

  選題的典型性 在1994年初,受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的鼓舞,全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新高潮。但是一些地區卻錯誤地理解,以為加快經濟建設,就是多圈地多搞所謂的“開發區”,以至於亂佔亂圈耕地的現象十分嚴重。對此黨中央和國務院發文要求各地制止這種勞民傷財、不計後果的形式主義做法。而北京順義縣的這個村,他們違反政策,毀壞耕地建陵園,並且向外出售賺錢的現象,就是一個極其典型的個案,是當時社會普遍現象的縮影。《焦點訪談》選擇這個事例進行曝光,不僅與政府的政策相一致,而且還為執行政府政策的重要性提供了佐證。因而它是大時代背景下的新聞事件,對其進行輿論監督,有利於舉一反三。這個落點很到位。

  事實的鮮活性 事件中涉及的是一個村的故事,而故事本身由於佔地建墳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又是一個正在進行時的“活案”,事情的前因後果十分清楚明了,因而使輿論監督很容易就落在了實處,落在了具體的當事人身上,落在了人人看完之後都能夠明白的道理上,避免了旁枝左杈的干擾,節目生動,具有較強的衝擊力。

  結果的建設性 節目播出後,國家有關部委及時跟進,派出調查組前往查處,對於事發地和當事人無疑都是一個極大的觸動,加強了他們對於此事嚴重性的認識,引起了他們對輿論監督的重視。而這件事反過來不僅加大了欄目進行輿論監督的影響力,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為《焦點訪談》以後的創作提供了廣闊的運作空間,探索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節目模式。

責編: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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