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個22歲年輕女孩的逝去，我第一次踏上了去南寧的路程。在女孩的那樁案子裏，糾纏了太多道德與良知的屏障。那是一個先喜後悲的故事。女孩手手和12名網友結伴到南寧市附近趙江進行露營旅遊，不料深夜山洪暴發，手手不幸被山洪沖走身亡。而同行者12人出事之後，卻表現出了鬆散的狀態和多少有些逃避責任的立場。手手的母親憤怒了，一個與此事毫不相干的年輕女子──韋松君也憤怒了。這憤怒，來自她們對一個逝去生命的可怕冷漠和以保護自己為中心不顧及他人的冷酷，這種冷漠和冷酷對生命沒有敬畏。作為人，他們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準則。

真正的探險者，不應該是輕率對待生命的人，無論是對自己還是他人，他們會盡一切努力避免危險的發生。而從手手事件本身來看，天災只是造成災難後果的外因，而內因則是因為人禍：由於人為地忽視探險的本質和內涵，對可能遇到的危險缺乏足夠的預警，才導致了“災難”的發生。

這個事件已經被媒體報道多次，再加上其它很多複雜原因，在到達南寧之後，我們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採訪困境，所有的當事人不接受採訪，法院方面也不接受採訪，工作一直無法開展。拍攝可能變為零，攝製組全員縱然使盡了渾身解數，事情也沒有任何轉機，呆在賓館的時間緩慢地蒸發著，看著眼前這座節奏緩慢的南方城市，“死”的心都快有了，直到我們打通了韋松君的電話。

或許性格所致，出現在外人面前的韋松君，永遠是一副強者姿態。她不願向人提及自己的經歷，更不願展現她自己的內心世界。外人很難知曉，她的“出奇憤怒”，與自身經歷直接相關。她從小家境優越，又像男孩子一樣愛玩， 上大學時她和同伴經歷過一次著名的山難，而在那次山難中，她的同伴永遠地離去了。正是如此，手手的離去才深深觸動了韋松君內心深處的情感底線。她決心要幫助手手母親，為逝去的手手討個説法。 

之前看到很多報道，與手手同行的多數人向記者回憶事情經過時，認為自己很委屈。她們説，之前根本不認識‘手手’，那天的活動，連她的長相都沒有看清。即使和她説過兩句話，都不記得説話內容了。山洪降臨時，她們也是死裏逃生，根本沒有能力救人，他們為什麼對她要負責任呢？在南寧，我從未有過地反復思考“責任”的含義，究竟在那種處境之下我們應該如何履行自己的責任？也許當時當刻救不了手手，也許自己也身陷險境，可是為什麼大家沒有意識到危險的存在，為什麼事後大家不去積極營救，不去坦誠面對，甚至對手手的母親避而不見呢？難道看一眼離去的同伴，安慰一聲悲傷的母親，就這麼難麼？
    此事的當事人，絕大多數生於80年代。離去的“手手”22歲，成為被告的“色狼”20歲，同行者約有10人20歲出頭，自己跳出來的原告代理人韋松君24歲。幾個生活在不同圈子的同齡人，在這次意外事故後，卻以這樣的身份，離奇“相遇”了，也許生活的奇遇大抵如此了。

 終於説服韋松君和其中一個同行者接受採訪，我們也拿到了廣西電視臺當時的影像資料，隨即我們就就匆匆回京了。從沒有面對過如此瑣碎的素材節目，全都是片斷，全都是東一句西一句的新聞報道，花了很長時間才理清素材的頭緒。

當節目播出時，仍未等到案件最終的審理結果，但在我心中的心結卻是，這對於手手的母親而言是不是又是一次痛苦的回憶呢？但是如果能喚起更多的人關注“責任”，手手母親應該能原諒我吧。節目的製作週期長達數月，但最終讓我懂得了只要堅持，就會有自己的收穫。雖然講述故事的方式，在幾經討論之後發生了變革性的改變，但最終製片人的耐心讓我懂得了電視節目天馬行空的拓展思維，懂得了什麼叫把片子做窄了，以及如何寬延，懂得了如何把眾多觀點容納在一個專題片中，懂得了一個電視人的關懷角色。

    就當我曾經以為我與南寧的緣分就此結束的時候，沒想到5個月後，我又

一次飛到了南寧，而這一次同樣與一個女人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