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牽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調整，要增進新的共識不僅不易，甚至可能導致《綱要》遲遲難以出臺。因此，與其關注到底有哪些“合理”意見被吸取，不如把目光投向《綱要》的執行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周大平

　　5月5日，期待中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通過。會議指出，《綱要》研究制定歷時一年零九個月，兩次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目前已基本成熟。

　　人們注意到，在這個描繪了未來10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願景的《綱要》中，明確提出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加強省級政府教育統籌，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實施校長職級制，探索建立高等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等理念，表明各界在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標上，已經初步形成共識。

　　亮點與難度並存

　　“最大的亮點有兩個。一個是徵求意見的過程，一個是以人為本的內容。”《綱要》起草專題組成員、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認為，《綱要》起草過程中徵求意見之廣泛，聽取民間意見之充分，在新中國教育史上，很少有其他重大教育決策經歷過這樣的過程。以往多是以國家的標準衡量教育，此次對以人為本、科學發展、遵循教育內在發展規律的強調，如果貫徹到教育的各個環節中，“作用將非常大”。

　　針對《綱要》提及的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數將比2009年翻一番的內容，有學者分析，經過10年來的高等教育大擴招，有關部門如果繼續將規模增加的數據當政績和業績，很容易讓一些公眾産生誤解。我國高等教育該是正視快速擴張遺留的系列問題的時候了，比如大學生培養質量下降、結構性就業難、群體貶值等。而《綱要》的亮點之一，就是強調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優化高等教育結構。

　　《綱要》提到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GDP的4%。參與過起草國家醫改方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余暉認為，這個目標能否實現並不是關鍵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公共教育經費的流向。比如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生均經費一般在人均GDP的30%～60%之間；而中國的這一指標在2000年一度高達200%，雖然此後有所下降，但2007年仍高達84%。這説明中國花了相對較多的錢來辦高等教育。

　　余暉説，相比之下，在教育行政部門和事業單位的投入比重不低，是中國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結構的又一個特點：2007年屬於公共教育經費“其他類”中的11%和25%流入了教育行政部門和事業單位。這種不合理的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中國義務教育經費不足的原因。在義務教育領域，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小學和初中的生均經費區域間不平等的問題就已十分嚴重。儘管政府自2000年以來加大了對義務教育的投入，並且注重推進義務教育經費分配的橫向公平，但地區間不平等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顯然，公共教育財政轉型，將是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化的一個很難逾越的障礙。

　　不妨從已經達成的共識做起

　　“這是到目前為止所能達成的教育改革共識。”在第二輪徵求意見之始的2月28日，有關人士對《綱要》徵求意見稿的這句解讀，無異於提醒公眾：要在進一步徵求意見基礎上修改文本，達成更多共識的可能性不大。的確，比如公眾最為關注的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意見，希望國家財政性教育投入在2012年達到GDP4%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到2020年的投入比例的意見等，都沒有被採納。

　　制定盡可能完善的《綱要》是公眾的期待。然而教育改革牽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調整，要增進新的共識不僅不易，甚至可能導致《綱要》遲遲難以出臺。因此，與其關注到底有哪些“合理”意見被吸取，不如把目光投向《綱要》的執行。比如從推進政校分離管辦分開、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嘗試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這些已經達成的共識做起，都將有助於增強全社會對教育的信心。

　　從目前達成的共識到推進改革，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比如政府放權，就是將辦學權交還學校、評價權交給社會和受教育者；取消行政級別，將會影響到現有的副部長級校長、局級校領導、處級、科級幹部；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意味著學術權和行政權必須分離；而探索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的辦法，推行政府宏觀管理、專業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等相關舉措，則將打破傳統高考格局。甚至可以説，執行改革共識的每一步，都可能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執行《綱要》的每一點進展，都不能沒有應對阻力的堅決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