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減下來的武器如何存放與銷毀，裁軍過程中所需的鉅額資金如何籌措，如何對雙方視為最高國家機密的核武庫進行核查等，都還存在著種種懸疑

　　4月8日，在經歷了一年多的談判後，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簽署了《俄美關於進一步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措施的條約》。新條約將替代已于2009年底到期的《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這是一份“近20年來最為全面的軍控協議”。

　　儘管新條約的詳細文本要到4月底才能最終公佈，但是根據雙方領導人達成的共識以及相關報道，新條約是一份一攬子協議，包括約20頁主體文本、100～150頁的議定書和技術附件，所有這些都將具有法律約束力。

　　這份核裁軍新約具有幾個顯著的特點。首先，新條約的達成將使雙方核武器的數量大大減少，削減力度明顯，且彈頭的計數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條約規定，美俄各自部署的核彈頭數量上限為1550枚，核武器運載工具數量上限為700件。這與1991年條約規定的6000枚和1600件相比，在數量上是一個顯著的變化和減少。至於彈頭的計數方法，新條約改變了不同類型歸屬的計數規則，採取實際負載的計數方法，並可以通過現場核查進行監督，這使得雙方可以在同一類型運載工具中部署不同數量的彈頭。其次，新條約規定了一套有效的核查機制，該核查機制相對簡單，這使得任何違反協議的重大軍事行動能夠及時被發現。新條約簡化了規定的各種程序，減少入侵性核查措施。條約還要求雙方交換有關其戰略力量的數據，並相互通報有關其部隊的某些變動情況。最後，新條約還包含一個一般性的條款，允許雙方在國家最高利益受到損害時退出條約。

　　美俄核裁軍談判可謂一波三折。在經過了馬拉松式的談判後，雙方最終達成了協議，這與冷戰後不斷變化的國際大環境和兩國不斷調整的國內小環境緊密相關。

　　就國際大環境而言，冷戰結束後，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原先的兩極格局不復存在，美俄(蘇)之間關係轉向了合作與鬥爭並存的正常國家關係，確保相互摧毀的核威懾戰略已不再適用。整體來説，現存的核不擴散體系在主要核大國間得到了遵守，但是問題重重，不斷有新的國家已經或者試圖邁過核門檻，核武器也出現了新型化、小型化和實戰化的趨勢。

　　就兩國的國內環境而言，維持、管理和保養龐大的核武庫而又無法投入實戰使得兩國投資巨大，不堪重負，兩國都有“減負”的願望，將節省下來的經費用於經濟建設或者其他軍事武器和技術的開發與利用。近年來，俄羅斯領導人一直特別重視其核武庫建設，但主導思想是減量求質。“911”之後，美國也認為恐怖主義是頭號敵人，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現實威脅，從而逐步調整其核政策。奧巴馬上臺後，又提出了無核世界的設想。所有這些都為俄美簽訂新的核裁軍條約創造了條件。

　　此外，雙方之所以選擇4月初簽約是因為核安全峰會以及聯合國《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會議即將召開，美俄兩國(尤其是美國)希望通過這一舉動起到“表率”和“示範”作用，説服其他核國家跟進，進一步裁減各自核武庫來推進國際防止核擴散的進程，並減少無核國家對核戰爭的擔心和憂慮。

　　談判意味著妥協，妥協意味著讓步，俄美核裁軍的談判亦是如此，“新核裁軍條約從總體上説是充分和平衡的條約，達成了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綜觀之，雙方談判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削減的數量，二是運載工具，三是核查機制及其透明度問題，四是核裁軍問題是否與美國部署反導系統挂鉤。

　　就削減數量而言，涉及核彈頭數和運載工具數兩方面。俄羅斯運載工具較少而彈頭較多，希望限制美國的運載工具數量，美國則希望保留較多運載器和較少實戰部署的彈頭。最後的妥協結果是不將具體的數量明確化，而僅僅規定了一個模糊的限制數額，在運載工具上有利俄羅斯而在彈頭數量上則偏向美國。

　　就核查機制而言，雙方爭論的焦點問題是導彈發射時遙測裝置是否應該加密以及駐廠監視是否必要。俄羅斯指出駐廠監視已經沒有必要，也可以不對編碼加密，但美方必須向俄方公開美國反導系統設備的遙測數據，而美國則表示反對。最後的平衡是各方每年最多可交換5次導彈試驗的遙測信息，美國也撤走了在沃特金斯克的監視小組。

　　而關於裁軍與反導問題挂鉤問題，俄羅斯認為美國的反導系統將打破雙方的戰略平衡，在東歐部署反導更是直接對其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而美國則強調這兩個問題不應關聯在一起，其反導也不是針對俄羅斯。最後，俄羅斯作了讓步，不再堅持其觀點，新條約將不包含限制美國反導系統的條款，但是聲明如果美國繼續堅持在歐洲部署反導防禦系統的計劃，俄羅斯將有權單方面退出新的核裁軍條約。

　　儘管俄美首腦簽署了新的核裁軍條約，但條約能否得到兩國議會批准，裁減下來的武器如何存放與銷毀，裁軍過程中所需的鉅額資金如何籌措，如何對雙方視為最高國家機密的核武庫進行核查等，都還存在著種種懸疑。面對著這些懸疑，人們只能説，新條約簽訂了，很好，很好。這可以看作是邁向無核世界的第一步。□

　　(文/江濤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

責編：汪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