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公開徵求意見。此前一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網友交流時談到，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最好大學不要設立行政級別，要讓教育家辦學。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28日回答記者提問時説，新的《規劃綱要》已經就此問題提出了應對的方法思路，規定要“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是關於新教改的頂層設計方案，因此需要直面和回應事關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的問題。政府與教育的關係問題應當是其中的“牛鼻子”之一，抓住了它可以促進不少問題迎刃而解。

　　宏觀來看政府與教育的關係，教育是政府應當向民眾提供的公共品之一，政府是教育投入的主體和教育監管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説，政府應當保證足夠的教育資金投入，以及校舍、設施、教師等教育軟硬體條件，並最終實現教育的公平和質量。如果沒有達到上述要求，民眾可以對政府進行批評甚至要求對政府職能部門進行問責。雖然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教育機構就是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也不意味著政府所奉行的行政體制和機制也通用於教育機構。教育的特殊性決定了學校等教育機構應當有著特殊的運行機制，因為它的産品是高素質的人、卓越的思想、獨特的知識。

　　然而，當前政府與教育關係中所存在的問題恰恰是作為不足和過度作為的同時出現。教育投入佔GDP比重要達到4%，這個目標從1993年制定《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時即已提出，截至現在仍然沒能夠實現。新教改方案將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限再次確定為未來3年，毫無疑問這是對政府義務的又一次設定和提醒，希望這一次不會重蹈上一輪教改時的覆轍。政府的過度作為，主要體現在政府行政權力對教育的過度干預和直接介入方面，這一點在高等教育領域表現得更為突出。管理學校和督導教育當然是政府的正當權力，但是管理和督導更應該以立法-執法、撥款-審計、規劃-督導等綜合的宏觀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對一事一物都進行微觀干預。

　　這種過度的行政干預，實際上又影響了學校自身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模式。學校管理的“官本位”傾向使得高校行政系統過於臃腫低效，包括純粹學術事務在內的所有工作都必須聽命于行政。各種利益分配在高度自利化的學校行政體系干預下，越來越喪失了激勵作用甚至是基本的公平。各種脫離實際的評價辦法使得教育越來越脫離育人的本質要求，喟嘆高端人才匱乏的“錢學森之問”事實上也是對學校管理過度行政化的發問。

　　解決問題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一個歸還權利的過程。政府主管部門需要收縮直接行政措施，把辦學自主權歸還給學校。當然，這份權利不應當由校長或學校行政體系來繼承和獨享，權利應當繼續下放。屬於事關學校全局的大事，權利應當交由教職工大會來行使。屬於學術和業務問題，權利應當交由學術和專業機構來行使。在學校的評估、教師的評價等方面，應當充分重視家長委員會等機構的作用。學校內部的微觀治理，取決於宏觀的政府與學校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新教改的成功與否也要考驗政府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決心。

　　放權的過程往往是激發社會能動性的過程，政府與學校關係的重構將使學校、教師、民眾等主體的積極性得以更好發揮，各種技術性難題會迎刃而解。這樣一個規律，已經為無數個改革實例所驗證。當然放權從來不等於放任，這也是保證改革成功的前提之一。

責編：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