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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本文原載于新華網,時間為2015年11月19日,轉載僅為提供資料。
【學習進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好生僻的一個詞,其實也就是換個角度看經濟。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的概念,大家耳熟能詳,但這都是在“需求側”角度下提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看來要在“供給側”上做文章了。那麼何為“供給側”?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 新華網“講習所”今天推出《習近平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意何在?》,一起來看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説,新一屆政府在總結發揚以往需求側調控經驗的基礎上,更為大膽、更為精準地在供給側做文章。比如説,通過簡政放權,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企業,讓市場活起來,讓企業願意去生産(增加供應)。這種宏觀調控著力激活微觀活力,在減稅、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幫助企業降低成本,這有利於提高企業發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給。這種供、求兩側相結合的調控方式,是符合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正確選擇。
信號一:在供給側上做文章意在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投資、消費、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經濟學角度看屬於“需求側”的三大需求,與之對應的是“供給側”,也就是生産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
“大家熟悉的通過擴大投資、鼓勵消費等方式擴大需求,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在經濟學上屬於需求側管理。而供給側管理重在通過鼓勵企業創新、促進淘汰落後、降低稅費負擔等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員蔡志洲説。
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既要有眼前經濟的穩定增長,又要考慮到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宏觀政策在需求側還是在供給側上做文章,不是非此即彼,只是有所側重。
“以前常講的‘三駕馬車’,是從經濟運行的結果出發的,便於宏觀調控進行短期的逆週期調節。這次強調供給側是從經濟運行的源頭入手,從産業、企業角度觀察認識問題,更加突出長遠的轉型升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王軍分析。
結合中國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的實踐可以看出,供給側管理其實以前也在做,比如淘汰落後産能、減輕企業稅負等,只是現在這方面工作的緊迫性重要性大大提升。
未來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工作也還要做,投資方面還有社會領域、公共服務領域等的投資不足,消費方面還有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有待進一步擴大,出口方面還有服務貿易出口仍有很大潛力,擴大內需也大有潛力。
“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提法既抓住了當前問題的重點,又是全面均衡的。可以預期未來經濟工作的側重點、發力點有所變化,將更加注重長遠可持續發展。”王軍認為。
信號二:“靶心”對準新常態下經濟新的突出矛盾
無論是注重擴大需求的凱恩斯主義,還是強調供給側管理的供給學派,對中國宏觀調控和經濟決策的實踐而言,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學學理問題,而是要結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象上是速度問題,根子上看是結構問題。抓住供給側做文章,是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必然選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飛速發展,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在長期形成的粗放式發展慣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業和一般製造業形成了嚴重的産能過剩,不僅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而且成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重負。此外,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公共服務、社會公平等領域,也存在著很多短板。
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史證明,在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時候,恰恰是産業結構變化最劇烈的時候。中國經濟如今面臨的最突出矛盾不是總量矛盾,而是結構問題,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逢其時,未來可以大有作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促進過剩産能有效化解,促進産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
“中央決策堅持問題導向,從生産供給端入手,創造新供給,滿足新需求,打造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遲福林分析,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後,需求增長總體比較平穩但出現了新升級,産業結構要跟上來,現代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要加快發展,而産能嚴重過剩行業要加快出清,這樣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力。
信號三:更多力促經濟轉型升級的改革舉措將發力
在供給學派理論中,研究的多是“供給側管理”。然而,這次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寬泛意義上的“管理”被“結構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鮮明。
“這次強調的是在供給側用結構性改革做大文章。”遲福林指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相當突出,問題方方面面,但核心是體制機制問題,要著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矛盾。
遲福林舉例説,中國服務業發展之所以相對滯後,根本原因在於,長期以來稅收、土地、資源價格等相關機制都是注重鼓勵工業發展的,服務業發展的成本較高,而且金融、養老、醫療、教育等服務業發展還面臨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存在玻璃門、彈簧門。下一步要通過放開市場準入、減輕稅負等結構性改革措施,鼓勵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大發展。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加大力度推動重點領域改革落地,加快推進對經濟增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很重。”蔡志洲説,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活微觀,增強企業競爭力;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讓企業輕裝上陣;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能力;進一步簡政放權,助力創業創新。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於關鍵階段,需要我們持續努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同時繼續適度擴大總需求,使得中國經濟在優化結構中實現轉型升級、良性循環,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推動中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漲姿勢: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生産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産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供給學派基礎上發展出新供給主義,主張通過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如果將需求管理比喻為“西醫”,新供給所強調的供給管理更像是“中醫”。“西醫”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醫療法如文火慢煮,綜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應從國際主流的需求管理“西醫”方式,更自覺、更積極轉向供給方面的改革創新,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採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
面對經濟持續下滑,我國沒有再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而是簡政放權,連續下放行政審批權,探索設立自由貿易區,激發市場內在活力,都能看到新供給理論的影子。
已故經濟學大師科斯説,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中國學者提出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或許已在正確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新華全媒頭條 記者:陳二厚,劉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