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光明論 治國理政新實踐】
把握習近平謀篇佈局靈魂,確定創新發展的路徑次序
作者: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復旦大學“政研”中心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會研究室主任 魯紹臣
2016年新春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在“山城”重慶考察,為中國新一年的發展謀篇佈局,進一步提出要“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並對通過創新發展加快“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提出了要求。可以説,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的創新是突破目前經濟發展瓶頸、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的根本保證。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關鍵在於確定創新發展理念的重點、路徑、次序和方法。
要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目標,首先要避免就創新自身來考察創新,必須與是否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聯絡起來考察,即創新的標準在於是否發展、解放、激發了生産力,只有以生産力為導向的創新,才能“實現從以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轉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深入推進創新同現實生産力對接,才能真正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落到實處。因此,創新就是社會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創新,創新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創新成功與否的標準應是能否把技術優勢轉化為産品優勢、效益優勢。”創新日益成為當前企業發展和市場制勝的關鍵,創新也必須經受市場的檢驗。
創新成敗的關鍵還在於是否節約了時間,馬克思指出,“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 都取決於時間的節省。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是時間節約”;“時間的節約……是首要的經濟規律。”對於政府而言,關鍵在於能否減政放權,節約百姓和企業的辦事時間。對於企業來説,則關鍵在於能否降低單位産品的所包含的生産和流通時間。同時,節約時間還是提升質量的前提,唯有廢除不必要的“繁文縟節”,才能確保從事更高級活動的“自由時間”的增加,“發明創造才能成為一種職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社會生産力整體水平取決於“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産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産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這五個方面的有機組合和合理配置,構成創新的基本的也是決定性的內容。在馬克思看來,以要素驅動、投資規模發展的“財富本身是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的。”因此創新首先意味著創新人才的培養。習近平在渝調研時指出,“創新人才猶如優秀種子,很是難得,要大力培養。年輕一代要有歷史機遇感、責任感、使命感,努力在創新上脫穎而出。”應當指出的是,企業在創新人才的培養方面,要發揮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就曾明確指出:“勞動生産力、人類勞動技能以及思維判斷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
同馬克思的結論相似,哈佛大學的戴爾 喬根森(Dale W.Jorgenson)教授最近經過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創新的巨大驅動力在於“資本與勞動力資源的大規模配置。”因此,創新就意味著通過主體功能區的規劃、産業園區的佈局,推動生産過程的社會結合水平,促進生産資料的規模和效能,提升利用自然條件的質量與效益等。如果説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在於“消滅生産資料、財産和人口的分散狀態。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産資料集中起來”的話,目前則更要從勞動密集向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發展,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化解産能過剩,優化産業重組,降低企業成本,更好地滿足社會對創新的需求。
要實現上述創新發展目標,就要求形成“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通過頂層設計,統一佈局,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創新發展理念的認識、行為、做法進行調整、糾正和摒棄。就如習近平曾指出的那樣:“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因此,創新的保障就在於改革,只有通過改革,實現勞動者、資本、技術和知識的自由流動,方能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現創新活力的競相迸發,社會生産力源泉的充分涌流。
可以説,習近平總書記在渝調研期間的一系列論述,為新一年進一步將創新貫穿于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為全社會形成蔚然成風的創新風氣提供了“指揮棒”效應,為中國在當前的國際競爭中,自強奮鬥、敢於突破,加快形成比較明顯的自主創新技術優勢和品牌效應,提升産品創新的附加值,搶佔全球價值鏈上的制高點和主動權,最終推動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