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訪美：基辛格為何説這是“歷史轉捩點”？

新聞頻道 中國青年網 2015年09月25日 09:1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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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時間9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西雅圖威斯汀酒店舉行華盛頓州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辦的歡迎晚宴，期間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握手。 據人民日報報道，當地時間9月22日，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為到訪西雅圖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聯合歡迎宴會，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會上致歡迎辭。習主席在發表演講時説，基辛格博士“總能説出一些新穎的觀點，他的介紹讓我對自己也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角度”。基辛格表示，(美中兩國建交)消除了兩國之間的隔閡，並攜手並進。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實行了大膽的改革開放政策，當時的目標充滿遠見。30多年過去了，中國幾代領導人的努力和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越發成為現實。基辛格還強調，習近平主席今天的到來，又是一個歷史轉捩點。

　　我們都知道，基辛格是中國的老朋友了，這位在美國少有的政治家是新中國後第一個訪華的美國高官，也是打破中美關係堅冰的美國第一人。在過去40多年中，基辛格訪華一百多次，與中國政要關係密切，其中也包括習總。正是這些原因，基辛格不但在美國政壇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中美關繫上也是不可替代的代表性人物。作為一個在中美關繫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作為美國政壇最了解中國的美國前政要，他特別強調習總訪美又是一個歷史轉捩點，這背後一定有很深的意義。

　　那麼，習總訪美到底為何被基辛格評價為“又是一個歷史轉捩點”呢？佔豪認為，其背後的邏輯有四：

　　一、這或是中美真正開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歷史轉捩點。

　　歷史上，中美關係曾多次出現大轉折。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地緣格局等因素的變化，中美關係出現大轉折，由二戰時期的盟友轉成你死我活的敵人。1950年，中美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最終以中國抗美援朝勝利告終，自此中美進入戰略對峙期。1960年代，中國又在越南戰場抗擊了美國，最終導致美國陷入戰爭泥潭而不可自拔。1970年代，中美才因蘇聯的霸權主義而有了共同利益，並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打破外交堅冰，中美關係再次迎來一次大轉折。1979年鄧小平訪美，使得中美確立了這一大轉折，中美關係進入了10年蜜月期。1989年，東歐劇變後的一系列事件使得中美關係進入大轉折後的新的發展階段。

　　而習總這次訪美，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中美實力此消彼長的背景下發生的；而且，還是在美國重返亞太搞亞太再平衡戰略遏制中國5年後，是在中國無論經濟實力、軍事實力都已和美國不再存在綜合能力代差的情況下實現的。很顯然，以中國現在的綜合國力，再維繫過去的中美關係顯然已經不合適了。腳長了，自然就該換新鞋了。

　　習總在2012年2月訪美時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倡議，2012年5月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華中隆重推出這一倡議。2013年，中美第一次“習奧會”時雙方元首確立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框架。而這一次，習總正式訪美，實際上就是要在“新型大國關係”框架的基礎上，為“新型大國關係”注入新的內涵和實質內容。

　　雖然，無論學界、政界還是國際社會，對“新型大國關係”都還有懷疑，但對中美來説，“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卻是現實邏輯。所以，站在兩個大國戰略利益的基礎上，中美兩國都會積極地發展“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都會積極發展“新型大國關係”背後的邏輯也很簡單：發展，中美可以通吃世界；不發展，世界會通吃中美。雖然，兩國分歧仍會不斷，局部領域甚至會出現摩擦，但管控分歧的同時加強合作，深化“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也已是彼此共識。

　　這一次習總訪美，雙方首先將經濟合作作為深化“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礎和突破口，這是既明智又現實的選擇，也是最容易取得突破的選擇。經濟開道的影響力有多大，看看習總這次訪美的行程以及美國企業界的振奮程度可知，連美國國務卿克裏都説“美方為迎接習近平訪問感到振奮”，可見背後的確利益巨大。

　　事實上，美國政治是企業財團政治，玩政治競選花錢越來越多，沒有財團支持玩不轉競選。2012年美國的總統選舉總花費就達到60億美元，其中奧巴馬和羅姆尼兩人的競選就花費20億美元，可見企業的獻金對美國競選有多重要。如此一來，奧巴馬政府在此時若能在中美經濟合作上取得突破，對民主黨2016年的選情會有利。而且，進一步管控中美分歧，避免形成中美直接對抗的系統性風險也符合美國工商界的利益；對中國來説，與美國為敵絕非上策，因此在經濟上與美國加深合作不僅對美國有利，對中國也一樣有利，特別對中國經濟的確定性預期有幫助。所以，雙方由經濟深化合作出發，然後向更廣泛的領域延伸，既現實又符合雙方現階段的利益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未來中美由於深化合作而不會爆發戰爭，最終共同構建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那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訪問自然就是一個轉捩點。當然，如果最終多年後中美沒能達成更高級別的妥協，形成了新的對峙甚至對抗，這次訪問自然也是轉折的開始。所以，基辛格對此的定義是準確的。

　　二、這是中美彼此給對方重新定位的轉折。

　　中美自新中國以來，彼此對對方的定位是隨著兩國關係的轉折而變化的。從1949年新中國開始到1972年中美關係破冰，美國在中國眼裏都是美帝國主義，是百分百的敵人，而中國在美國人眼裏也是“獨裁”國家；1979年後，中美關係迎來蜜月期，那時候中美關係是親密的，中美那時候對對方的定位都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中美因為有了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而成了“密友”。2008年後，中美實力已此消彼長，到現在綜合國力已相差不大，在這種情況下，現階段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應到了給對方重新定位節骨眼上。自2008年至今曆經7年，自2010年美國重返亞太搞亞太再平衡也已五年有餘，這麼長時間中美彼此該摸的底基本應該也摸得差不多了，是該到了給對方重新定位的時候了。

　　中美彼此進行重新定位，這自然也是一個歷史轉捩點。

　　三、這是世界到底是走向和平還是走向戰爭的轉折，是世界走向合作還是對抗的轉折，是構建怎樣的國際秩序的轉折。

　　歷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多是兵戎相見分出上下的，這被稱作“修昔底德陷阱”。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構建，就是要打破這一陷阱，避免世界陷入新一輪生靈涂炭。習總這次訪美是要為“新型大國關係”注入實際內容和新內涵的“和平、合作、友誼”之旅，若最終中美在博弈中合作、在合作中博弈的格局長期持續，並避免掉一場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戰爭或激烈對抗，那必然是人類世界歷史的轉捩點，將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四、這是世界大國角力進入新階段的轉折。

　　雖然中美博弈的激烈程度並不會因為習總這次訪美而減弱，但中美進一步夯實“新型大國關係”，在其中注入實質性的內容，就已説明世界博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方面，中美之間因習總訪美使得雙方形成對立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了，中美不但都給彼此留了迴旋空間，也加強了實質性的合作；另一方面，鋻於中美這兩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國沒有走向直接對立和對抗，那麼對世界其它區域、領域的爭奪必然會更加激烈，這也就意味著世界博弈進入了新階段。

　　新的博弈階段的特點是：中美一邊角力一邊合作，雙方不會進入全面合作或全面對抗。合作體現在經濟領域和新的國際秩序構建上；角力則主要體現在對區域的爭奪和對相關國家外交的競爭。這種雙重性，必然會引發局部更加激烈的衝突，也會在局部逐漸呈現站隊的情況。當然，在一些區域和領域，又會體現出很強的合作性。這種局面，是一種國際秩序重組和構建的體現。

　　這種狀態，客觀上説也是一種歷史轉折。因為，經過一定時間的博弈和角力，到底是中國最終完成偉大復興，還是美國繼續維繫其全球霸主，在經過這一階段持續二三十年的博弈後，將會有一個令世界滿意的結果。

　　所以，本質上説，“新型大國關係”既可以被認為是彼此對對方的戰略忽悠，也可以被認為是雙方為世界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到底最終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取決於彼此的智慧。譬如，若結果是中美一方最終沒有達到戰略目標，那麼沒有達到戰略目標的一方就會認為自己是被戰略忽悠；相反，對全世界來説，只要是中美沒有爆發直接對抗或戰爭，那麼就是為世界作出了和平努力。而站在中國視角和立場，保持清醒頭腦，理性作出最符合國家戰略利益的選擇，最終時間就一定屬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