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 商海春作（新華社發）

　　製圖：潘旭濤

　　這一次，京津冀一體化真的開始了。

　　今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座談會，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提出京津冀一體化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京津冀一體化由此進入快車道。

　　儘管京津冀一體化的概念已提出至少十年，但北京、天津與河北三地間糾葛于利益、規劃與未來間的博弈，讓這一美好的願景在很長時間裏，都被揶揄為“京津競爭、河北苦等”。

　　在這片人口稠密、區劃複雜的土地上，面對著發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推行一體化無疑是高難度動作。如今的京津冀如同一輛三輪驅動的戰車，只有輪子朝一個方向轉才能前進，而不是原地打轉，而這時就需要一個足夠權威的指揮官。

　　兵馬未動 已有“蝴蝶效應”

　　京津冀一體化廣受期待

　　京津冀一體化的消息，已經引發“蝴蝶效應”。在這片總面積達21.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處處醞釀著變化的風暴。

　　3月28日，在北京動物園批發市場，儘管依然人聲鼎沸，黑龍江人陳紅卻對本報記者擔憂地説，聽説不久就要搬遷，她已經開始做準備了。按照北京的規劃，幾個月內，就會為這個巨大的批發市場在河北找好“落腳地”。

　　同一天的河北保定市，從火車站出發的看房班車緊急增加班次，來自北京、天津等地的看房者擠滿了各個售樓中心，有的樓盤甚至一天提價數次。

　　雖然京津冀一體化兵馬未動，但這個概念在近期帶來的反響，足以證明外界有著很高期待。

　　3月19日，有傳言稱，河北保定市已被初步確定為“政治副中心”的首選地，這一消息當天就震動了資本市場，保定本地股當天至少有6隻漲停，這一漲勢甚至帶動了整個河北板塊的大漲。而當天，A股市場整體表現疲軟。

　　儘管官方迅速辟謠，但僅僅一週後的3月26日，《河北省委、省政府關於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與《河北省新型城鎮化規劃》出臺，明確表示將保定作為重要戰略支點，構建京津保大三角核心區。這個地圖上的等腰三角形區域，無疑將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的聚焦點。

　　在專家看來，保定樓市過熱缺乏理性，甚至不乏炒作嫌疑。儘管京津冀協同發展對保定來説是長期利好因素，但應逐漸釋放，而不是短期內“透支”。中原地産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認為，保定樓市本身缺乏上漲動力，如果靠現在的利好消息與外地的投資客拉動快速上漲，後期可能大幅回落。

　　“如果河北的房價也高漲，那就等於把北京的城市病演變成了區域病，適得其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表示。

　　當然，毋庸置疑的是，京津冀一體化在最近達到了空前的熱度。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林業廳副廳長沈瑾認為，這種熱度與當下三地所面臨的問題和需求密不可分。

　　三地之間因地緣上的接近，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問題，一體化對於京津冀來説，都是一個必然的選項。解決城市病的急迫需要，與創新需求的導向激勵，使得京津冀一體化的客觀條件日趨成熟。

　　以霧霾為例，在2013年十大空氣質量最差城市中，河北獨佔七席，地點環繞京津。這些搬不走的“煙囪”，使得環保部在去年專門出臺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防治行動計劃。僅僅防治霧霾這一項，就需要三地之間通力合作，非一省一城獨力可支。

　　在更廣範疇內的經濟轉型與升級，則更使得這三地對於融合發展有著更高期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佔斌教授認為，在當前經濟的下行壓力之下，京津冀都有著轉型壓力，如果發展得好，這一區域可能成為增長的動力。

　　“除了體制機制之外，還有幾方積極性的問題，而河北的積極性是很高的。”沈瑾表示。在這個獨特的“一個首都、兩個直轄市、三個行政區”中推行一體化改革，讓這片土地上的許多人充滿期待。

　　從“單相思” 到“三廂情願”

　　京津冀一體化的曲折歷程

　　京津冀一體化已提出多年，但也同樣耽擱多年。在梳理京津冀一體化的歷史時不難發現，三地融合的進程早已開始，卻始終難以推動。

　　早在2001年，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就提出大北京規劃，引起眾多反響；2004年，國家發改委組織京津冀有關城市負責人，就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的一些原則問題達成“廊坊共識”；2005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提出京津冀應在多方面協作；2006年，“十一五”規劃中收入了京津冀區域發展問題，國家發改委正式啟動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的編制；2011年3月，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發佈，提出“打造首都經濟圈”。

　　真正的進展出現在2013年，習近平提出北京、天津應譜寫“雙城記”，並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年，習近平召開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座談會，京津冀一體化被提到國家戰略層面。

　　在很長時間裏，面對著北京、天津這兩大直轄市，急切想要與之結伴而行的河北，都如當地媒體所形容的那樣：“單相思”。

　　僅從規模上看，京津冀一體化的難度就讓人生畏。北京、天津與河北三地總人口數超過1億人，這個數字在世界人口排名中，也僅落後於十幾個國家。三地總面積達21.6萬平方公里，僅僅略小于整個朝鮮半島，大於世界上超過一半的主權國家面積。

　　三地之間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同樣橫亙在京津冀一體化的進程之前。據北京市官員透露，習近平總書記曾表示，北京、天津兩個城市太胖，周邊的其他城市太瘦，從三地發展情況看，這一概括極為準確。

　　在2013年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上，北京3360元，天津2726元，河北1882元；在211大學數量上，北京26所，天津4所，河北則只有1所；在城鎮人口比率上，到2012年，北京和天津分別達到86.20%和81.55%，而河北卻只有46.80%；在央企數量上，總部在北京的有90家，天津與河北則均為0家……

　　“北京和天津兩個大的直轄市，其輻射帶動作用，遠遠小于它們的虹吸作用。河北圍繞著京津，全中國都往北京跑，河北自然不例外。”沈瑾分析説，河北過去為北京和天津的付出很大，但“得到的和付出的是不均等的”。

　　儘管在發展水平上與京津相差甚遠，但河北有著京津所羨慕的土地空間，截止到2012年，每平方公里上需要養活的人數，京津冀分別是1261人、1183人、386人。

　　趙弘認為，這種不均衡是河北的優勢。在一體化進程中，周邊區域的優勢主要就是生態優勢和成本優勢，但污染嚴重的河北，如今只能抓住房價、地價低的成本優勢。

　　“總書記的話裏有鼓勵，但是也隱含著批評。”張佔斌告訴記者，習近平講話中提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就是批評此前的京津冀合作中，沒有找到區域合作共贏的利益機制。沈瑾認為，可以參照歐盟的協作方式，“那麼多國家間的良好協作都能做到，我們在一個國家內當然也可以”。

　　趙弘認為，基於財稅體制的利益協調、合作與共享機制應該完善，“馬克思講過一句話，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讓自己出醜。如果不解決利益問題，美好的願望是很難實現的。”

　　如今，在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推動之下，原先困擾于各自利益的三省市，終於可以坐下來積極推進協作，開始漫長而值得期待的轉型之路。各有需求的京津冀，拋下包袱，擺出了“三廂情願”的合作姿態。

　　共同做蛋糕 而不是搶蛋糕

　　合力打造一體化雛形

　　40分鐘，這是北京、天津與保定三地間高鐵所需要的大致時間。到2015年保津城際鐵路通車後，這一切將成為現實。

　　類似這樣的願景，在京津冀一體化中已經逐漸觸手可及。在習近平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講話中，明確了把交通一體化作為先行領域的思路。這意味著，綜合交通運輸網絡，與已經開始的大氣污染治理合作一道，成為這三地間合作的“先頭兵”。

　　絕大多數官員、學者認為，政府當下需要著力搭建合作的平臺，解決合作的體制機制問題。“頂層設計”作為習近平提出的7點要求中的第一項，成為當下最緊迫的任務。

　　3月25日發佈的《京津冀發展報告（2014）》建議，應儘快出臺“京津冀地區區域規劃”，建立常態化的“京津冀市長聯席會議制度”，共謀發展。

　　沈瑾認為，京津冀之間談區域協作這麼多年，現在至少需要兩方面的推動：一是行政層面，三地之間的協調需要“相當級別的行政推動力”，否則效率會很低；二是制度層面的推動，加強體制機制建設。

　　“如果不做好頂層設計，即使把北京五馬分屍，也滿足不了大河北的需求。”趙弘表示，儘管河北11個地市都有很高的積極性，但是秩序很亂，尚未做到資源的整合。河北省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省委書記周本順強調，“要從大局出發”，“要完善層級結構”，“堅持一本規劃、一張藍圖幹下去”。

　　資源的再分配如何進行，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如何擺正，也成為下一步合作的焦點。

　　“京津冀應該共同做蛋糕，而不是搶蛋糕。”作為“總部經濟”理論的提出者，趙弘認為，北京需要更多借助相關資源進行創新，同時有序、有步驟地與河北合作，將整個區域帶動起來，而不是簡單地將現有資源拿出來分。

　　沈瑾建議，京津冀將過去的垂直分工變為區域內的水平分工，改變過去各地追求大而全的發展模式。“大的科研院所囤積了大量的人才，在北京搞研發，這是首都先天具備的優勢，但是製造、物流等下游功能，應該在水平分工中交給河北。”

　　沈瑾認為，應該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來調節，政府可以通過稅收上的優惠或者提高，表明對於不同地區分工的導向。各個地區可以爭利益，但需要用這些政策表明，在京津冀區域內不鼓勵爭小利、損大局。

　　從京津冀三地負責人的表態來看，分工正在逐漸明確，三地間的對接工作也已悄然開始。

　　今年，河北將新增2億元獎補資金，支持承接京津地區優勢産業項目。河北省對接北京的衛生、教育、批發等功能轉移的工作也已經開始，例如，保定將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業單位、高校、科研院所和醫療養老等功能，而廊坊將加大對接北京科技、教育、醫療、會展等功能性資源。

　　京津冀一體化的雛形需要多久才能實現？這個問題暫時無解，但可以預見的是，這一次不會像過去10年那樣停滯不前。趙弘認為，如果能抓住核心問題，至少需要七八年的時間才能看到結果。

　　而7年之後的2020年，正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