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東莞要“破”什麼？打破在轉型未果之際對某些特殊“吸引力”的依賴。東莞要“立”什麼？找到長久健康發展的新路。央視曝光“黃潮”，挑開了今日東莞的尷尬一角，也用這種輿論監督的推動力，在倒逼東莞的深刻轉型。

　　東莞轉型存在三大難題

　　東莞，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東莞模式”，曾經被關注改革的人們津津樂道。這個地級市，沒有下轄的區縣，市下面直接就是32個街鎮。所以你會看到這次央視曝光的幾大酒店，都不在“市裏”，而在“鎮上”。這種分散度較高、集中度不足的城鎮化佈局，曾經是東莞的競爭優勢，如今卻成了東莞的軟肋。

　　改革開放之初，涌入珠三角的投資者和打工者，進深圳不易，因為有特區的“關口限制”；進廣州不易，那裏成本偏高。所以他們不約而同地落腳在廣深之間的東莞。這裡村鎮分散、土地便宜、生活成本較低。這是東莞能聚沙成塔、成為“世界工廠”的最初緣起。而今，這裡因為缺少中等規模的中心城市，而失去了資源聚攏和多層次産業並起的機會，在廣州、深圳兩個特大都市的夾縫中，遲滯于鎮一級傳統型小城市的面貌中——高端産業不多，低層次服務業遍佈，社會管理難度加大。

　　而東莞的看家法寶——製造業能力，也始終徘徊于低端化。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這一隱憂。目前東莞外貿增幅大致維持在10%左右。對於一個世界級的外向型製造基地，這個數字並不讓人輕鬆。全世界的傳統電子産品、家電産品製造商，幾年來都面對巨大的轉型壓力。當SONY這樣的企業都要在本土動輒裁員上千人之時，站在它下游的東莞相關企業，境況可想而知。當諾基亞由極盛轉向衰落之際，曾經某一個廠就有5000名工人在流水線上加工諾基亞産品的東莞，冷暖自知。

　　所有的尷尬，最後歸結到人的身上。在東莞900多萬人口中，有近700萬外來常住人口。“一高、一低”正在凸顯：外來勞動力的成本在不斷提高，使東莞企業普遍進入薄利時代；而外來常住人口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又偏低，跟本地戶籍人口之間仍有不小差距，這降低了外來人口舉家落腳的幾率，使其“流動心態”仍強，不能成為優質服務業的穩定參與者，反而成為畸形服務業的落寞買單者。

　　“黃”成了轉型不力時的救命稻草

　　不能否認，東莞人為轉型做了很多努力。但顯然還遠遠不夠。從城鎮到産業到人，東莞在三個維度、三個層面上陷於轉型期的沉重與尷尬。這是“黃毒”入侵、氾濫甚至紮根的深刻背景。它的背後，不僅附著著“黃、賭、毒、傘”這四個總是同流合污、共生共長的字，也附著著東莞人、乃至珠三角人的一種無奈：在産業吸引力和城鎮化吸引力都不足的時候，某種特色服務的吸引力，就成了救命稻草，成了讓某些管理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理由。

　　黃色服務業給東莞帶來了表面的人氣、虛假的繁榮。對於轉型中的東莞來説，它是春藥，也是毒藥。對春藥的依賴感，侵蝕著東莞轉型的內在決心，也使得很多有長遠眼光的理性投資者望而卻步。

　　東莞須擺脫轉型路上的畸形依賴

　　東莞的轉型，有正路可走：它在産業發展中，既不能輕易丟掉“世界工廠”仍存的製造能力，也要主動構建有本地生長力的産業技術和品牌；它在城鎮化進程中，需要統籌佈局、適度整合，減少鎮與鎮之間的惡性競爭，增加與周邊大城市的功能互動；它在解決人的問題時，則不妨做縮小城鄉居民之間、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之間公共服務差距的改革排頭兵。

　　中國之大，多少地方，大家都在奮力轉型。沒有誰的轉型可以輕鬆愉快。但靠“黃賭毒”聚人氣的投機，決不能再有。由媒體監督所引發的這一輪掃黃動作，不僅要掃掉“黃”及“黃”背後的“傘”，還要掃掉東莞轉型路上的某種畸形依賴。

　　此依賴不除，東莞轉型無望。

　　文/央視特約評論員 楊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