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專家稱地鐵禁報令存三大缺陷

2004年11月4日，國貿地鐵站報攤正在賣報。李廣

　　- “北京地鐵禁售報紙”追蹤

　　“地鐵禁報令”政策的出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昨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認為，“地鐵禁報令”政策的出臺，在程序、內容和公共性上，都存在問題。

　　“地鐵禁報令”之程序

　　“會議紀要成政策”不嚴肅

　　賈西津在詳細參閱了近期媒體報道和相關資料後，首先分析了該政策出臺的細節。

　　公開的報道顯示，2009年12月1日，北京市委宣傳部召開會商會，對軌道交通內報刊發售問題進行專題研究，會後下發《軌道交通站內報刊發售問題會商會會議紀要》。今年1月4日，市公安局公交總隊給北京市地鐵運營公司下發了《關於軌道交通站內信報發放和停止銷售其他報刊的意見函》，函中稱按照《紀要》要求，除信報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須停止一切在軌道交通站內報刊銷售行為，公安機關嚴格依法取締在軌道交通內的報刊發售行為。

　　賈西津説，北京市委宣傳部的會議紀要是指會議上的記錄，並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不具有公共政策出臺的合法性。該《紀要》的主要內容以函的形式，由市公安局公交總隊下發給地鐵運營公司。這就意味著，一次會議的記錄，不但可以作為政策去發佈，而且執法機關可以以此執法。在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上，如果這樣一種形式能夠實行的話，這是很不嚴肅的。

　　“一個會議記錄就能出臺一個政策，而且能成為公安部門執法的依據，從而影響到民眾的生活，這是很可怕的。”賈西津説，公共政策的制定，是要遵循法律程序的，只有具備法律效力的政策和法規，才能走入民眾的生活。

　　“地鐵禁報令”之內容

　　“報紙名字進政策”不合適

　　“地鐵禁報令”的理由是，站內售報容易造成擁堵。對此賈西津認為，從禁報令的理由到最終“只允許信報在地鐵內發放”的結果，很多步驟上政府都替代民眾做了選擇。

　　賈西津分析，客流壓力是否有必要減少地鐵內的設施；報攤的設立是否和地鐵內擁堵與安全事件有直接關係；是不是只有信報在地鐵內的發放，才不影響客流擁堵？這些問題都是需要論證並且拿出事實依據的。即使這些判斷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相關部門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內容上，也存在問題。

　　賈西津説，公共政策制定的內容和語言，應該是具有一般性的，而把一個報紙的名字放在政策裏，顯然是不合適的。而從政府角度講，是代替民眾做了選擇。

　　“如果其他報紙，經事實證明不會對地鐵內擁堵和安全事件造成影響，也應該出現在地鐵裏。這不應是某一家報紙的‘特權’。至於選擇權，應該交給民眾和市場。”賈西津説。

　　“地鐵禁報令”之公共性

　　“政策是否徵民意”存不足

　　賈西津認為，此事件中，政府某些部門對公共性的認識，似乎存在誤區。公共物品的所有者，應該是公民。而政府相關部門，只是滿足公民需求的服務者，而不是權利的施予者。公共政策的制定，則更應該以滿足公民需求為前提。

　　她説，在地鐵裏對於民眾交通、安全、文化的需求，怎樣能平衡它們的利弊關係，相關部門應該有一個詳實的調查數據，並將事實依據告知民眾，政策出臺前，應事先徵詢民眾意見。而相關網絡調查數據顯示，僅8.43%受訪者贊成“地鐵禁報”，就證明相關部門在民意的徵求上，工作不足。

　　- 聲音

　　于丹：地鐵讀報應成一道風景線

　　認為讀報是對閱讀習慣的培養

　　聽説“地鐵禁報令”後，學者于丹第一感受是“驚訝”。她説，在東京和香港等發達城市，快速交通工具上大家捧著一份報紙，是彰顯城市文化習慣的一道風景線。

　　于丹説，去年2月28日，溫家寶總理在接受採訪時説，“我願意看到人們在坐地鐵的時候能夠手裏拿上一本書，因為我一直認為，知識不僅給人力量，還給人安全，給人幸福。多讀書吧，這就是我的希望。”

　　于丹説，實際上總理的期待，是對閱讀方式和習慣的期待。現在，想讓民眾一下子跨越到全民讀書時代是不現實的，而通往這個目標最好的橋梁，就是讀報，對報紙的閱讀，其實是習慣的培養。

　　于丹認為，北京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地鐵不僅面對市民和遊客，而且要面對著國際化形象，“我們(政府)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培養市民的習慣，去尊重市民的選擇與消費，這是大家關注的問題。”

　　對於“地鐵禁報令”，于丹的疑問是“紐約、倫敦、東京這樣的城市，是否也有同樣的禁令。”

　　對於地鐵內只允許信報發放，于丹表示，裏面有作為普通消費者無從解釋的事情。

　　本報記者 李天宇

責編：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