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蔣家王朝大廈將傾,蔣介石開始考慮在慘敗之際的退路了,對此,他曾有過多種打算:其一,將國民黨軍隊轉移到西康,建立以西昌為中心,以西南廣大地區為依託的根據地;其二,撤退至海南島,以該島為中心,以東南沿海地區為憑藉,作為國民黨的最後堅守陣地;其三,以台灣作為最後的存身之地。
蔣介石在腦子裏反復比較這三個方案利弊得失的同時,又聯想起了1946年10月偕同宋美齡視察台灣時的情景。那次察看後,他和宋美齡心裏都十分高興,私下曾十分讚許地説:“台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凈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齣,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有了台灣,就有了一切。”此外,台灣還有其獨特的條件,它是中國沿海的最大島嶼,氣候宜人,物産豐富,又有豐富的礦藏。而且在經過日本的長期霸佔之後,台灣的經濟脫離祖國大陸而獨立存在,自成系統,尤其是它與祖國大陸之間隔了一條100多公里寬的海峽,沒有現代化的海空軍的“共軍”是極難橫渡的。這一切都給蔣氏夫婦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在全面突破了蔣介石精心策劃的“長江防線”後,佔領了其“首都”南京,國民黨的江南“半壁江山”已支離破碎、心急如焚的蔣介石立即在浙江定海舉行了緊急軍事會議,會上,蔣介石便引述了一句所謂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外戰不出(四)川,內戰不出(臺)灣”,以説明自己撤守台灣乃源於先總理事先已確定的“偉大思想”,可謂用心良苦。這“外戰不出川”的靈驗,已由八年抗日戰爭,在蛾眉山躲過這一劫所印證。現如今國破如此,也只有“內戰不出灣”的聖言可信了。會議結束後,蔣介石拍板:撤守台灣,建立“反攻大陸,復興黨國”之基地。
為此,他採取了一系列應變措施。命令國民黨海空軍主力南移,以台灣為中心,把經營的重點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區。並且早在1948年12月24日,蔣介石任命心腹陳誠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蔣經國為省黨部主任委員,隨即,他又加委陳誠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和省黨部主任委員之職。
與此同時,蔣于1949年1月18日任命另一心腹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將40萬大軍交由湯指揮,以便“一旦中國大陸萬一發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軍隊隨政府遷來台灣,免使台灣受到親共陰謀的威脅”,並下令俞鴻鈞、席得懋2人立即將國庫3.7億美元黃金、白銀和外匯移存台灣;同時將“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存入私人戶頭,以免無法提取。
此後不久,蔣還“富有戰略眼光”地提出了一個更龐大的設想,即建立一條“北連青島、長山列島,中段為舟山群島,南到台灣、海南島”的海上鎖鏈,以便更全面地封鎖大陸。既為配合大陸殘余的國民黨軍隊的垂死掙扎,也為將來的“反攻”奠定更可靠、便捷的基礎和條件。
1948年11月,美國國務院鋻於中國形勢的發展,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作出估計:“一旦共産黨在中國大陸掌權,台灣陷於一個受克裏姆林宮指使的政府統治之下,這種情況將會對美國的安全産生何種戰略上的影響。”經過一番爭論,參謀長聯席會議于11月24日形成了一份原名叫《台灣的戰略意義》的備忘錄,上交給國務院。該備忘錄得出如下結論:如果能阻止共産黨對“福摩薩”(即台灣)的統治,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最為有利。但是考慮到美國的全球戰線過長,力不從心,建議爭取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防止共産黨統治台灣。為此目標,目前最實際可行的辦法是把這些島與中國大陸隔離開來。隨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策劃了四項“隔離”方案,第一,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由美軍直接佔領台灣;第二,與國民黨簽定協定,讓美國在台灣擁有“租界和基地”;第三,“支持在福摩薩的國民黨政府及其殘余,承認他們是中國政府”;第四,“支持當地的非共産黨人繼續控制福摩薩”,“不使福摩薩成為國民黨政府殘余分子的避難地”。
蔣介石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為了維護其集團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為確保最後一塊棲身之地的安全,對美國的上述立場予以堅決抵制。另據蔣經國的日記記載,蔣介石曾指示説:“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為共軍奪取而入于俄國勢力範圍,使南太平洋諸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而英則在幕後積極慫恿,以間接加強其香港聲勢。對此一問題最足顧慮,故對美應有堅決表示,余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決不能交歸盟國。如彼願助我力量共同防守,則不拒絕。”面對又硬又頑的蔣介石,美國人無計可施,幾乎陷於絕望。
不久,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上海相繼解放,中國的國內局勢發生巨變,在中國大陸已無立身之地的蔣介石,只好退居台灣。(俞風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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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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