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國:在紀念耿飚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8月26日，紀念耿飚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席座談會。新華社記者 劉建生 攝

　　新華網北京８月２６日電

　　在紀念耿飚同志誕辰１００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６日）

　　王兆國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在這裡舉行座談會，紀念耿飚同志誕辰１００週年，深切緬懷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的不朽功勳，追思和學習他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不懈奮鬥的崇高品質和始終不渝的革命精神。

　　耿飚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産主義戰士，無産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耿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６日，耿飚同志生於湖南省醴陵縣北鄉嚴家衝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他１３歲到銀礦局當童工，從小受盡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在黨組織的教育和引導下，他開始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道理，立下救國救民，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遠大志向，走上為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而奮鬥的道路。他積極參加工人的罷工鬥爭，並於１９２５年５月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　１９２６年冬，耿飚同志按照黨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從敵人的兵工廠秘密運出一批槍支，武裝水口山工人赤衛隊，開展革命武裝鬥爭。不久耿飚同志受黨派遣回醴陵，組建並率領農民赤衛隊參加醴陵暴動和十萬農軍攻長沙。１９２８年８月他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在大革命失敗，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損失後，他幾經輾轉，于１９２９年８月回到瀏陽，找到黨的組織，並擔任中共瀏（陽）醴（陵）縣委直接領導的醴北遊擊隊隊長，積極開展遊擊鬥爭，配合主力紅軍作戰。１９３０年９月，耿飚同志率領遊擊隊參加紅軍。他歷任師司令部參謀、師幹部教導隊隊長、作戰教育科科長、團長和參謀長，先後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和漳州戰役等重大作戰行動，打了許多硬仗、惡仗。中央紅軍長征中，為掩護中央縱隊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他率部攻克古陂，激戰九峰山，夜渡瀟水河，奔襲道州城，血戰湘江邊，強渡烏江，作出了重要貢獻，得到毛澤東同志的讚揚。遵義會議召開前夕，耿飚同志率領紅四團攻克天險婁山關，佔領桐梓、牛欄關、松坎等地，並向北實施警戒，保證了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１９３５年初遵義會議後，耿飚同志任紅一軍團第一師參謀長，協助師首長率部參加四渡赤水、再克遵義、南渡烏江，從雲南境內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隊奪佔瀘定橋等重要戰役戰鬥。他積極貫徹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戰略方針，鼓舞部隊鬥志，為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擺脫險境，贏得戰略轉移的主動權作出了貢獻。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後，他率部參加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在攻打甘泉時頸部負重傷，仍堅持指揮戰鬥。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耿飚同志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他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努力消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為加強紅軍內部團結做了大量工作，同時接應和救援了許多失散的紅軍西路軍官兵。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耿飚同志擔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第三八五旅副旅長兼參謀長，率部駐守隴東，保衛陜甘寧邊區。針對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在隴東製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他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將磨擦製造者抓獲，摧毀反共頑固派巢穴，擊退了頑軍的進攻。１９４４年秋，耿飚同志陪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隨後任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聯絡處處長。１９４５年８月，他與晉察冀軍區其他首長果斷指揮部隊向盤踞在張家口的日偽軍發起進攻，一舉收復這座被日軍佔領多年的塞外重鎮，為貫徹黨中央的戰略意圖，開闢向東北進軍的通道奠定了基礎。在八年全國性抗戰中，耿飚同志浴血殺敵，奮勇作戰，為奪取抗戰勝利作了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耿飚同志於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９月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兼交通處處長；並被授予少將軍銜。他在葉劍英同志領導下，參加國共兩黨和美國方面組成的三方參謀長會議，同國民黨破壞和平、挑起內戰的陰謀進行了堅決鬥爭。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耿飚同志回到晉察冀軍區，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兼野戰軍參謀長。他先後參與組織了正太戰役、青滄戰役、保北戰役。在戰略進攻階段，他參與指揮了著名的清風店戰役、石家莊戰役。１９４８年５月任華北軍區第二兵團參謀長。１９４９年１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即著名的楊羅耿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參加了平津戰役、太原戰役、寧夏戰役。平津戰役發起後，中央軍委命令第二兵團兵出紫荊關，切斷平綏線，包圍敵第三十五軍，以保證全殲國民黨軍平津守軍。耿飚同志與楊得志、羅瑞卿同志一起，率領部隊頂風冒雪，晝夜兼程，以驚人的毅力長驅８００裏，包圍並最終殲滅了敵第三十五軍。楊羅耿兵團以卓著的戰功威名遠揚。耿飚同志戎馬征程二十餘年，為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後，耿飚同志投身於外交戰線，于１９５０年初到外交部工作。他先後擔任中國駐瑞典大使兼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黨委委員、副部長，駐緬甸、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直接領導下，耿飚同志認真貫徹中央的外交方針和政策。作為新中國派駐西方國家的第一位大使，他積極創造條件，認真開展對外交往，努力促進我國同駐在國的友好關係，深入宣傳我國的內外政策和建設成就，為擴大新中國在西方國家的影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與瑞典、丹麥、芬蘭三國的經貿部門及經貿界人士積極交往，創造了我國同西方國家開展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契機。在任駐巴基斯坦、緬甸大使期間，耿飚同志積極推動中巴、中緬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以及經貿、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中巴、中緬睦鄰友好關係的發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經專門向耿飚同志頒發勳章，以表彰他對增進中巴友誼的功績。緬甸政府領導人也多次讚揚耿飚同志為發展中緬友好合作關係所作的貢獻。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期間，他協助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處理了大量涉外事件，參與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耿飚同志在２０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為開創和發展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樹立了我國老一輩外交家的崇高風範。

　　“文化大革命”中，面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嚴重干擾和破壞，耿飚同志堅持原則，堅定不移地執行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遭受了殘酷迫害。在逆境中，耿飚同志堅貞不屈，表現了無産階級革命家無私無畏的氣概。１９６９年，在黨的九大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１９７１年１月起，耿飚同志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在艱難的環境中努力開拓黨的對外工作新局面。他頂住壓力，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在一定範圍內平反冤假錯案，把一大批幹部解放出來，從“五七幹校”調回部裏恢復工作，並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堅決糾正“四人幫”在對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錯誤做法，積極恢復和擴大我黨對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復同南斯拉伕共産主義者聯盟和其他一些共産黨的關係，並同各國社會黨、民族民主政黨建立聯絡和交往的建議。他十分重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強調將研究工作與黨的對外工作相結合，並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黨際關係的一些重要原則。１９７３年，在黨的十大上，耿飚同志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黨中央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他當晚奉黨中央之命，到中央廣播事業局掌握了被“四人幫”長期控制的廣播電臺、電視臺。他在擔任中央宣傳口負責人期間，為消除“四人幫”在宣傳輿論戰線的破壞和影響做了大量工作。他不同意“兩個凡是”的主張，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呼籲儘快讓鄧小平、陳雲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來工作，還就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審判“四人幫”等問題，向中央提出了建議。

　　１９７７年，在黨的十一大和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耿飚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９７８年３月，耿飚同志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處理外交事務，並分管民航總局、旅遊總局和軍工部門的工作。根據他的建議，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將民航和空軍分開。他多次召開會議，推動和規劃我國旅遊事業的發展。１９７９年１月，他擔任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副主席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１９８１年３月兼任國防部部長。１９８２年５月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他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為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為新時期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積極參與推動軍隊的改革和建設，在加強和改進政治思想工作、推動軍事訓練、恢復軍隊院校、加強軍事科研、建立幹部交流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８０年，根據鄧小平同志關於軍隊要“消腫”和改革體制的指示精神，耿飚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央軍委關於軍隊精簡整編的方案》。這個方案經報軍委常委會議和中央批准下發執行，對軍隊的精簡整編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２年，耿飚同志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

　　１９８３年６月，耿飚同志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全國人大工作期間，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圍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局積極開展工作，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起草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加入各國議會聯盟的報告，並率領全國人大代表團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各國議會聯盟”第七十一屆大會。他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根據我國的對外方針、政策，利用多種渠道，採取靈活多樣的形式，積極開展同各國議會的交往和聯絡，堅持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對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的原則立場，促進了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

　　耿飚同志離開領導崗位後，仍然關心黨和國家大事，多次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提出有關經濟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建議。他十分關心人民疾苦，多次為貧困地區和災區群眾捐款捐物。他熱心老齡事業和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同志們，朋友們！

　　耿飚同志在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黨和人民事業嘔心瀝血，以畢生的精力實踐了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他的光輝業績將永遠載入中華民族的史冊，他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

　　我們紀念耿飚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堅定的共産主義信念和堅強的黨性原則，永遠對黨對人民赤膽忠心。耿飚同志一生歷經革命鬥爭和各種艱難複雜環境的考驗，遭受種種磨難，但他始終保持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始終忠於革命，忠於黨的事業。一張紅軍時期的黨證，耿飚同志十分珍惜，伴隨他經歷了無數次槍林彈雨的洗禮，至今仍保存完好。在十年內亂中，耿飚同志始終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鬥爭。

　　我們紀念耿飚同志，就是要學習他求真務實，敢於説真話，反對弄虛作假和敷衍塞責的崇高品質。耿飚同志在外交工作中，善於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統一起來，針對不斷發展變化的形勢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和創造性見解，表現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鬥爭藝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期間，他向中央提出了關於改進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見。毛主席看了報告後説：“耿飚敢説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

　　我們紀念耿飚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勤於學習，注重調查研究，工作嚴謹細緻的優良作風。耿飚同志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對於任何工作，他總是強調，要深入基層，深入實際，力求掌握真實情況，並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適時提出政策建議。耿飚同志一生擔任過許多部門和單位的領導職務，在每一個工作崗位，他總是注意進行實地考察，強調將研究工作與各項具體工作結合起來，總結歷史經驗，集中各方面智慧和力量，提出解決辦法，為中央決策提供可靠依據。

　　我們紀念耿飚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嚴於律己，大公無私，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地位的高尚品德。耿飚同志在生活上從不搞特殊，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始終保持了艱苦奮鬥的政治本色。他待人寬厚，作風民主，善納群言，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能夠團結同志一道工作。他密切聯絡群眾，注意體察民情，想方設法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獲得了人民的愛戴。

　　同志們，朋友們！

　　當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在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我們紀念耿飚同志，就是要繼承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遺志，做好今天的各項工作。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以各方面工作的優異成績迎接新中國成立６０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