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承認兩個條件，那麼這個標題就具有了很高的合理性：第一、科學的目的是為了使人類幸福，第二、在人類的構成中，窮人佔據了相當比例——如果窮人不能通過科學獲得幸福，那麼科學很難説實現了使人類獲得幸福的目標。

　　從結果上看，科學對窮人的眷顧也會讓科學自身獲得巨大的收益。這就是我在麻省理工學院聽辛哈（Pawan Sinha）教授報告時的感受，同樣的感受，也出現在我對普渡大學的學術訪問中。但讓我感到有點無奈和悲哀的是，在這些為了窮人的科學中，我很少看到華人教授的身形，更是難以找到國內的大腕兒科學家們投身於此。

麻省理工學院視覺與計算神經學教授，來自印度的辛哈在做演講

　　聽辛哈教授報告時，我發現自己的眼睛中經常含著淚。並非來自印度的辛哈講得有多打動人，而是這位視覺與計算神經學教授在講座中展示了那麼多雙看不到淚水的眼睛：在印度這個與中國並稱當今世界經濟奇跡的國家、在這個富翁可以營造 “世界第一豪宅” 的國家、在這個億萬富翁的財富佔據了國民收入 17% 的國家（中國為 4% ），有著 1000 多萬的盲人，佔印度總人口的 1% ，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3 倍。

　　這些人中，很多很多是孩子。這些盲人中，至少有 60% 是可以復明的。但印度官方協助復明的手術和治療，往往僅局限在大城市的成年人中開展。

　　辛哈終於忍耐不住了。這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計算機博士（沒有任何臨床經驗）四處活動，終於啟動了名為 Prakash （梵語 “光明” 的意思）的行動，調動了美國和印度兩國的科學家和眼科醫生，説服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經濟和行政支持，取得了 3 個美國基金會的資助，每年在印度給那些貧窮的盲人孩子進行免費檢查和治療。

　　自 2003 年以來，項目已經檢查出了 700 名功能性失明兒童；這些人隨後得到了治療，重新看到了光明。辛哈的下一個目標是在新德里建立一個失明兒童門診中心，每年可以讓 500 名兒童復明。

辛哈教授在研究復明以後兒童的視覺認知能力

　　故事講到這裡，只有為了窮人，而沒有科學。

　　辛哈的研究恰恰是從兒童復明後開始。他要探索的問題是多年失明後，視覺神經及大腦中相應的視覺中樞發生了什麼改變，大腦是否還能重新接受視覺信號並進而形成正常的視力？如果能，依靠的又是怎樣的機制？如何更好地將這些基礎研究中的發現應用於視覺治療的臨床實踐？

　　這些問題，實際上是視覺認知領域人們一直以來長期關注的問題。但在辛哈看來，此前的研究存在各種不足：或者以動物為模型；或者依據人群的樣本量極小，難以實現對照分組、進行長期隨訪，對病人的行為觀察不夠。

　　而大規模的免費治療，在解除患者痛苦的同時，為研究提供了極好的素材。首先，研究有了大量的樣本，可以根據需要進行選擇；其次，這樣的研究更加容易得到病人及其親屬的配合；而且，這樣的研究，可以進行很長的時段。

　　既讓臨床治療者欣慰，也能讓基礎研究的科學家興奮的是，幾年來，辛哈的課題組發現，在生理意義上復明後，兒童可以很快地學會各種視覺認知能力，比如認臉譜、找出面部缺陷等等；辛哈的實驗室用 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對患兒的腦部區域進行了研究，揭示了若干神經系統與視覺認知行為的聯絡。

　　幾年來，辛哈的研究團隊在高水平的國際期刊上發表的優秀論文不斷，辛哈本人也從副教授晉陞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正教授

　　辛哈的研究當然也有挑戰。就像所有針對臨床實踐而不是臨床實驗的研究一樣，樣本標準化是他首先面臨的問題。辛哈指出，大的樣本量和細緻的各項指標登記可以保證研究的標準樣本量。他特別強調，在臨床實踐時，決不能排斥任何一個不符合入組條件的患兒；而正因為這一點，在隨後的科研工作中，研究者會發現很多原來的理論模型沒有考慮到的問題。仁慈的行動可以擴展基礎研究的視角！

　　辛哈不斷完善他幫助貧困患兒復明的公益醫療與視覺認知研究兩者間的聯絡，而且計劃把研究擴展到兒童自閉症——這種疾病在發達國家得到了很大關注，但在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上不了衛生決策者的議事日程。辛哈也在總結自己的方法論，鼓勵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也將本領域的公益治療與隨後的醫學研究結合起來（比如恢復聽力），讓救人與科研互相促進。

　　左起：D-lab 設計的玉米脫殼器，可以手持和組合使用，適合在不平土路上使用的簡易輪椅

D-Lab 的智慧

　　辛哈的扶助貧弱類型的研究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並非個例。MIT 的 D-Lab（Development Lab：發展實驗室）就是一個通過對科學（或者説技術）經過並不複雜的改造就可以讓窮人們生活産生巨變的機構。

　　在 D-Lab，最常見的兩類工作就是利用簡單的機械技術為貧困社區提供各種類型的動力，以及用簡單的設備和方法進行公共衛生方面的監測與檢測。

　　就前者而論，用的最多的是改造自行車，人可以踩踏自行車腳蹬子來發電、磨磨、抽水，也可以把自行車配件改造後與簡單的風力設備組裝起來，實現簡單的風能利用。 “我們重點是找到當地可以就地取材的東西，而自行車在發展中國家的用途非常廣泛，正好適合改造，”D-Lab 的 Derek 説。

D-lab 的發明：〔左〕腳踏汲水器〔右〕腳踏洗衣機

　　作為多年的專業科學記者，我非常關心這種技術扶貧工作是如何被考評的。D-Lab 的創始人，MIT 機械系 1984 年畢業生艾米 斯密斯（Amy Smith）表示，這裡的經費主要來自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發展機構，不發論文不會影響工作，MIT 校方也不會在乎 D-Lab 是否發表學術論文。不過，她也表示，對於年輕人來説，發論文確實是個問題，尤其是在機械領域。

　　可能對於 MIT 這樣注重學術濟世的高校，論文體現學術很重要，但不通過純學術而能實現濟世的目的，也同樣重要吧。走入 D-Lab ，強烈地感覺這裡非常像我當年在清華就讀時的實驗機械廠。可惜實驗機械廠所在的地方，早就讓位給了新的發展項目，而清華的各種實驗室中，也沒有了容納 “低科技設備” 的位置。

　　D-lab 創始人艾米 斯密斯（右）。除了帶領全校的學生在世界幾十個國家開展技術扶貧工作， D-lab 還開設了技術應用以及與發展相結合等方面的 11 門課程。D-Lab 和其他機構的努力，讓麻省理工學院在全世界都享有 “技術促發展” 有效方案提供者的美譽

非應用領域的情況

　　科學家們不光在科技領域利用自己的技能來改變窮人的面貌，也在社會科學領域，結合研究工作來促進弱勢社區的發展。

　　普渡大學傳播學院的杜塔（Dutta）教授是一位來自印度的傳播學專家，他的研究重點是貧困或者邊緣化的社區如何受到現在多樣化信息的影響，以及反過來，現代的多樣化的信息，如何能幫助邊緣化的社區。而杜塔帶的博士研究生，同樣來自印度的拉詹（Prashant Rajan），則進一步研究科技傳播與低收入群體之間的關係。

　　杜塔教授的研究重點是醫療保健的邊緣化、醫療中的不平等、貧困和健康經驗之間的交融以及全球衛生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杜塔發現，醫療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和邊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獲取的不平等造成的，而較少的信息又會讓弱勢群體在醫療決策上做出很多 “不科學” 的決定，這進一步減少了其充分利用醫療資源的機會。

　　他同時發現，文化因素在弱勢群體的醫療決策中發揮了重要因素，而這種文化因素往往通過社區為紐帶發揮作用。在對這些文化性因素進行解構，不斷豐富其學術産出的同時，杜塔開始參與在美國以及印度的貧困社區中開辦他稱之為 “以文化為中心的交融方法”（culture-centered approach），基於文化的參與性方式來破解健康不平等的問題。説白了，這其實就是一種社區互助，只是在其中融入了更為積極的信息傳播因素。他的工作獲得了隸屬於美國政府的保健研究與質量署（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 Quality）的總額達 150 萬美元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杜塔的工作是在新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的，他通過實踐工作不斷豐富這樣的理論框架，同時其研究則在不斷澤被窮人。

　　杜塔教授的研究重點是對多樣化信息對貧困或邊緣化社區的影響，以及多樣化信息應當如何幫助貧困或邊緣化社區。他通過實踐工作不斷豐富理論框架，同時其研究則在不斷澤被窮人

反思中國

　　近年來中國的科研經費正以兩位數增長，金額超過幾億元的項目不斷增多。但與此同時，基層的科研人員抱怨，那些與老百姓生活結合緊密的科研項目因為發表不了高引用論文，已經日漸難以獲得經費了。

　　另一方面，我們官方的基層技術推廣工作，卻在強大的國家機器支持下收效甚微。北京大學朱效民副教授 2007 – 2008 年的調研表明，在北京郊區的技術推廣活動中，一些鄉鎮政府和村委會需要花錢來請村民聽技術講座，每人每天 5 – 10 元不等。

　　國內，大腕們忙著搞大項目；在美國，華人科學家也少見有參與到致力於發展、也就是為了窮人的研究與實踐中去（除了艾滋病這樣被高度政治化、投入了大量資源的領域外）。比起印度裔的教授來，華人在這方面的工作實在顯得太不突出了。

　　是我們的民族文化有問題麼？我們不是有 “達則兼濟天下” 的傳統麼？我們不是有楊振寧和李政道這樣的先生，在功成名就後，還想著貧窮、剛剛有限地敞開了大門的祖國麼？最近這幾年怎麼了？

　　這時，我太太一句話給我指點了迷津。 “就算他們（華人科學家）想給中國的窮人做點事兒，他們從何下手啊？”

　　是啊，從何下手啊？我們國家，任何這類工作，都要先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然後層層向上報批，我們的政府已經不像幾年前那麼拮據了，是否願意接受這些項目也要根據特定的需要和喜好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誰還願意多費干戈，費勁巴力地引進外部資源來做可能不受我們政府待見的項目呢？

　　順著這個思路，我立刻意識到，即便如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這樣的大腕兒，在幫助自己祖國的時候也首先是會見國家領導人（而且是最高領導人），然後才在各級官員的配合下，啟動電子對撞機、精英大學這樣的重大工程。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些無疑是屬於促進發展的科學（如果以幫助窮人來定義 “發展” 的話，當時中國整體上都非常窮）。

　　當然， MIT 和普渡的科學家，在其幫助窮人的科研中，也並非一味做好事，而是有能力將這種 “好人好事” 與學科發展聯絡在一起。我們希望中國的基層科研人員，特別是公共衛生領域的基層科研人員，能學習Sinha這樣的科學家的本領，做到好事與論文兩不誤。我們更期待著我們的生物醫學大腕們，將自己的注意力下移，在想著高引用論文的時候，更多分享優秀科學家的良知。

　　作者簡介

　　賈鶴鵬，著名科學評論者，中科院《科學新聞》雜誌前任總編輯，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Knight 科學新聞研究員、（中國）科學媒介中心創辦人及執行主任。賈鶴鵬致力於科學傳播與普及的總結和探索，多次獲得國際性的科學傳播大獎，最近他還獲得了 2011 年全球評選的 “科學新聞桂冠人物”（Science Journalism Laureates），是第一個獲此獎項的亞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