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人們既在為教育家辦學搖旗吶喊，又在為教育家缺失捶胸頓足。在這一背景下，重溫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和實踐，具有現實意義。10月18日，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20週年誕辰，本文僅作為對陶行知的一種紀念。——編者

陶行知（雕像）

　　辛亥革命翌年，即1912年，孫中山即發表《民國教育家之任務》演説；5月，蔡元培在參議院闡述政見，“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1922年，梁啟超在東南大學講演《教育家的自家園地》；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疾呼：“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2010年，“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導教育家辦學”寫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

　　時下，人們既在為教育家辦學搖旗吶喊，又在為教育家缺失捶胸頓足。儘管定義繁多，“教育家”概念卻抽象得近乎乾癟，對“教育家辦學”更是語焉不詳。

　　提及教育家，言必稱陶行知。1946年8月11日，在社會各界人士匯聚于南京曉莊勞山之麓隆重公葬陶行知當日，延安民眾在中央大禮堂高調追思，毛澤東敬獻輓聯：“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獲此尊號者，唯獨陶行知一人，亦眾望所歸。

　　陶行知何以偉大？

　　1927年，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告別安逸的教授生活，脫下西裝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在南京神策門外一個僅三五戶茅棚的荒涼山莊，陶行知締造曉莊師範。開學典禮上，他聲情並茂道：“今天是我們試驗鄉村師範開學的日子，沒有教室，沒有禮堂，但我們的學校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我們要以宇宙為學校，奉萬物作宗師，藍色的天是我們的屋頂，燦爛的大地是我們的屋基……”於是，建校舍，做飯菜，養家畜，挑糞便，幹農活，師生攜手，長幼並肩。為自建的大禮堂，陶行知欣然題名“犁宮”，並手書對聯一副：“和馬牛羊雞犬作朋友，對稻粱麥黍稷下功夫。”以“教學做合一”為校訓，哼唱著“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曉莊人共同實現“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宏圖與“為三億四千萬農民燒心香”的夙願。

　　1939年，國難當頭，生靈涂炭。重慶西北80公里處合川草街鎮鳳凰村，在年久失修的古聖寺內，懷著“要為整個民族利益造就人才”的雄心，陶行知為抗戰烈士遺孤和保育機構難童創設育才學校。師生常常以稀粥解饑，以蠶豆下飯。有人勸他放棄辦學，“何必背著石頭過河”，陶行知答道：“我背的不是石頭，是愛人，”即以民主、大眾、科學、創造為四大方針的生活教育。

　　如此內憂外患之悲涼，如此饑貧交加之淒楚，陶行知為中國教育史奉獻曉莊與育才這兩個經典樣本，自己亦成為一曲經典，萬眾景仰，至今猶如桃李園神燈，引領校長辦學。

　　今日社會，要麼以“再窮不能窮教育”口號式的悲情來自我激勵，要麼以“億元打造一所小學”炫富式的癲狂來自我膨脹，回眸陶行知，重溫其風骨，是對教育家辦學最為感性的認知。於是，筆者去年不僅榮膺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全國教師徵文大賽一等獎，還奉上專著《海上教育家》。在上海書展的簽售儀式上，筆者呼喚“成為學校靈魂並賦予學校以靈魂的教育家”，秉承的顯然是陶行知1924年拋下的經典論斷——“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

　　靈魂，既非宗教的虔誠，亦非政治的狂熱，而是一種由精深的學識、崇高的風骨、博大的情懷、堅強的意志、超然的人格熔鑄而成的感召力。要想解除對威權主義的恐懼與戒心，首推的應該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卡裏斯瑪，即超然的資質與魅力，登高一呼，萬眾歸心。

　　教育工作者可以視教育為信仰、為宗教、為生命，但只有賦予學校以靈魂，“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才無愧於“教育家”之稱號；教育家可以不是一尊神祗、一座豐碑、一部傳奇，但必定成為學校靈魂，就像陶行知在《半周歲的燕子磯國民學校》中説的，是“教員的領袖，學生的領袖……社會的領袖”，進而真真切切地改造中國教育，改造中國鄉村，改造中國社會。此乃教育家立身之本。

　　當今的校長，要是腳踏實地丈量著教育大地，不為路邊的名利所誘惑，不為腳下的陷阱所吞噬，不為頭上亮麗光環而眩暈，把物欲輕輕地放下，把浮躁深深地埋葬，把靈魂高高地托起，成為教育家，不僅是專業發展的價值取向，且指日可待。■上海師範大學 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