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追憶國慶閱兵：為拍蘇-27造成聽力受損

攝影師鏡頭裏的閱兵式充滿詩意和美感。

　　王 瑜 秦培棟

　　題 記

　　無論顯赫或卑微，每個人都在歷史的長河中，用生命的痕跡記憶著過去，哪怕是一橫一豎，一撇一捺。與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那些用手中鏡頭記錄一段段難忘歷史的軍旅攝影師們，在尊重歷史的原汁原味時，也融入了更多個性化的情感和行為方式——他們創造了歷史，卻渾然不知，他們定格了歷史，卻不以為然。他們只知道，作為軍人，命令下來的那一刻，就是抱起手中的“武器”，衝啊！

　　張世鴻：用彩色膠片拍攝閱兵第一人

　　他板直的坐姿讓人感到一位老軍人的風骨。即便身體已被歲月的滄桑浸染，但透過他的話語，仍能體味到軍旅攝影家不變的愛國情懷。眼前的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曾在戰火硝煙的前線穿梭拍攝，將後勤保障戰線的大批攝影資料送到後方。他還接受過秘密任務，進入某地連續工作了701天……

　　都説他的鏡頭彌足珍貴，記錄下了新中國成立來無數關鍵的歷史時刻。他就是張世鴻。

　　與他面對面相坐時，周圍的人都親切稱他張總。因為他是八一廠許多電影和紀錄片的總攝影。

　　他今年70多歲了，但身子骨出奇的硬朗。他拍著胸脯笑著説：“這是常年扛著笨重的攝影機，走南闖北鍛鍊出來的軍人體魄。”直到現在，張世鴻還是不服老，想著跟騰安慶(1999年《世紀大閱兵》總導演)比拍黑白片，看誰拍出來的鏡頭最棒。

　　追憶是從1956年10月1日的閱兵式開始的。張世鴻説：“八一廠當時正在拍一部關於蘇加諾訪華的片子，沒想到蘇加諾也去參加檢閱了，我們就跟到閱兵式上去拍。完全是一種巧合。”

　　“那年的閱兵下著雨，元帥們都換上新授銜的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部隊。方隊從雨中走過，那齊刷刷的隊形，那官兵身上散發出的霧氣，特別美，也特別令人神往。”張世鴻回憶起50多年前的場景，就好像剛剛發生過。

　　“我出發前就想好了，這一神聖時刻要用彩色膠片拍，但是陰天，又有一種擔心：用彩色膠片拍下雨的場面，會不會砸鍋？因為那個年代誰也沒用過彩色膠片，心裏沒底。當時現場還有其他電影廠的攝製組，他們保守，不敢冒險，就用黑白膠片拍。我天生膽大，決定破天荒使用彩色膠片。我知道這是一次性拍攝，方隊走過去了，再想彌補是不可能的。結果拍出來一對比，我興奮地叫了起來。黑白片拍得雨天灰濛濛的，幾乎看不清楚，而彩色膠片拍出來的，層次感很強。搞攝影的都知道，頭一次用彩色膠片拍大場面，最難掌握的是曝光時間，否則就會一片模糊。沒想到，稀裏糊塗成功了。”

　　更讓張世鴻想不到的是，10年後，美國出現了“新彩色攝影”理論，一個叫做威廉埃格爾斯頓的攝影師提出要使用彩色膠片拍攝“嚴肅題材”，而另外一位薩麗奧克萊爾的攝影師則認為，彩色膠片在上世紀60年代依舊沒有成熟，他的理由是，彩色膠片反映的主題色彩過於誇張，很難把握，弄不好會拙劣地表現世界，無法真正用鏡頭構建世界。在一片爭論聲中，“新彩色攝影”理論誕生了，並被歸結為是美國攝影師開創了彩色攝影的新時代。

　　然而，讓美國人想不到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國八一廠的攝影師們，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將鏡頭對準了聲勢浩大的閱兵式，並將彩色攝影這“難以把握”的主題色彩神奇般地把握住了——在濛濛雨中如實並嚴肅地營造出了一個絕佳的視覺語言和影像效果。如果美國人得知的話，恐怕就不會武斷地説是美國攝影師開創了新彩色攝影的時代。

　　1984年，小有名氣的張世鴻，被八一廠作為總攝影，負責拍攝當年《國慶閱兵》紀錄片。那時，張世鴻拍攝技術和經驗首屈一指，廠領導之所以把這麼重的擔子壓給他，看中的是他的業務。其實，從表象看，張世鴻長得很年輕，怎麼看都不像個領導。但張世鴻是一個有激情、有責任心的人，拍攝準備期間，他提出一個主導思想：今天的歷史是留給後人看的，面對大閱兵這樣的重大而又嚴肅的歷史題材，真實紀錄當時的情形就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後人負責。因此，他和攝製組同仁討論再三，最終決定用傳統手法紀錄閱兵全過程。

　　他清晰地記得：“閱兵那天，鄧小平主席的講話剛結束，全場就響起雷鳴般的掌聲，隨之，出現了一點間隙性的平靜。伴隨一聲‘分列式開始’的口令，令人矚目的受閱部隊開始通過天安門——排山倒海的口號聲和鏗鏘有力的腳步聲如同大地上滾過的驚雷。由於當時器材落後、笨重，沒有同期錄音的條件，所以現場聲音都要後期加工。我要求每個攝影師憑印象記住閱兵全過程的所有細節，以便事後注入現場聲音效果時，嚴絲合縫。果然，片子製作出來一看，比現場更逼真，更有氣勢。一位我多年的老戰友跟我説：‘我就喜歡聽你配的這些聲音，真切動人。’”張世鴻説到這裡，臉上明顯露出了自豪感。他的妻子拍著他的肩膀笑著説：“你這些事有什麼值得吹的啊？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嫁給了一名新聞紀錄片的攝影師！”但從她説話的表情中，能感覺出作為軍人妻子的驕傲和自豪。

　　張世鴻笑了，指著他的妻子對筆者説：“她也不容易，我年輕的時候因為工作需要到處跑，她在家裏一個人帶孩子。抗美援越的時候，我出去了兩年，中間沒通信，她都撐過來了。現在年輕人不會理解，兩年不通電話不寫一封信是什麼感覺。”他妻子笑著説：“嫁給搞新聞紀錄片的女人不都這樣！”看著互相打趣的老兩口，筆者感受到了他們之間的溫馨和彼此的信任。也只有經歷過磨難的感情，才能如此沉靜和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