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宮修文物》為何成“網紅” “互聯網+紀錄片”大有可為

紀錄動態 來源：光明日報 2017年01月09日 10:3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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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電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以年輕的視角窺視古老故宮的深處，通過文物修復的歷史源流、“廟堂”與“江湖”的互動，近距離展示了稀世珍寶的“復活”技術、文物修復師的日常生活與修身哲學。2016年年初，《我在故宮修文物》在央視首播，豆瓣評分高達9.4，之後迅速在以二次元文化著稱的B站（Bilibili網站）上走紅，點擊量超過200萬，累計有逾6萬條彈幕評論，呈現出超越電視播出時的火爆景象。

 近年來，紀錄片紛紛從小屏幕搬上了大銀幕。《我在故宮修文物》也不例外，在網絡上爆棚之後，又成功登上賀歲檔大銀幕，與諸多大片同場競技。

借勢新媒體成為“網紅”

《我在故宮修文物》沒有過山車般的劇情，沒有大牌明星也沒有“小鮮肉”。就是這樣一部波瀾不驚的片子，卻在70後到00後的朋友圈裏被頻頻轉載，捧紅了高墻內的這群師傅，也捧紅了修了一輩子文物鐘錶卻沒幾個人知道的王津師傅，引發了“故宮網紅”等一系列文化現象。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中心研究員劉刻説：“觀眾不是不喜歡紀錄片，而是一直以來，紀錄片沒有抓住觀眾的心。”《我在故宮修文物》導演蕭寒坦言，很多年輕觀眾被故宮文物修復師們“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所打動。這種堅持和耐心，正是當下最缺失的。正是這部作品所挖掘和呈現的工匠精神撥動了年輕人的心弦。

 微鯨副總裁陳黛蓉説：“作為平臺方，我們從不忽略小眾文化，因為很多熱門主流文化現象都曾是小眾文化；從亞文化到主流文化，需要有好作品的引領，《我在故宮修文物》就是紀錄電影的精品，具有市場引領作用。”

專家們認為，《我在故宮修文物》成功借勢新媒體成為“網紅”也不是偶然現象，這其中包含著製作方對內容全面的評估、對創作真誠的態度。

工匠精神不可或缺

工匠精神不僅存在於故宮的文物修繕過程中，也存在於紀錄片的創作中。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打動了互聯網上的觀眾，引發了輿論的關注。紀錄片創作者王冰笛認為：“只有好的內容，才會在互聯網平臺進行很好的二次傳播。”

早在2010年，《我在故宮修文物》主創團隊就已開始關注這一隱于宮墻內且身懷絕技的匠人群體，10萬字的田野調查報告，4個月集中拍攝，100小時素材，7個月重新剪輯推齣電影版，這些數字的背後，是中國紀錄片人的“匠心”。“能夠把片子拍得如此從容，因為影片主創與文物修復師們是一樣的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説。也正是這樣的精神、這樣的生命質感，深深打動了互聯網和院線的觀眾，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好的故事、高質量的影片，為《我在故宮修文物》在新媒體平臺崛起打下了基礎。蕭寒認為：“相較于其他類型影片而言，紀錄片的創作靠的就是情懷。這部影片中感動觀眾的就是真實樸素的情懷。”

“互聯網+紀錄片”大有可為

2016年，是新媒體紀錄片播出的井噴之年。“互聯網+”模式下，紀實影像的全網點擊量已達49.4億次。在相關利好政策的推動下，各大視頻網站開始發力，緊抓新的發展機遇，開發優質便捷的紀錄片平臺。觀看量過億的紀錄片項目批量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新媒體紀錄片越來越多，新媒體已成為紀錄片不可或缺的傳播平臺。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寧認為：“新媒體環境也為紀錄片發展帶來了足夠多的機遇，網絡視頻的發展為紀錄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它以多種方式為紀錄片做支撐，通過互聯網營銷、互動營銷等手段不斷創新紀錄片的傳播形式，讓更多的用戶更頻繁地接觸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