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鳴/畫

　　文/羊城晚報記者 褚韻

　　3月15日實施的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文規定，餐飲企業設置最低消費，將被視為霸王條款。法規施行滿月，記者巡城發現，市內不少食肆仍在或明或暗地設“最低消費”。有餐飲業老闆表示，設最低消費實在是因為成本所需。對此，有律師表示，新消法更多的是希望引導“行業自律”，消費者實際維權存有一定難度。

　　消費遭遇

　　新消費法“毫無效果”？

　　清明小長假期間，徐女士想預約一個6人包間與親友小聚，然而一圈電話打下來，發現幾乎每間酒樓都把這句話“挂在嘴邊”。“體育東路的廣州酒家要1800元，天河東路炳勝4人小包間要800元，6人則要1600元，更誇張的是珠江新城的一家，包間最低消費是2900元。”徐女士覺得如此費用著實接受不了，“你説要是十幾人也就罷了，6個人吃點家常菜，怎麼吃得了？可要是在大廳，又確實太吵。”最後徐女士選了沙面一家西餐廳，沒想到正準備入座，服務員就提醒“每桌收費最低480元”。不過，因為徐女士一桌最後來了六個人，服務員補充説道：“五個人以上就不設最低消費。”

　　其實，徐女士的遭遇絕非個例。

　　4月15日，新消法實施一個月，記者隨機挑選了越秀區10家網評人均消費在60至100元的酒樓，以需預訂一個5至6人就餐的包間為由進行電話詢問，結果有4家設置了包間最低消費，有一家除了最低消費還要“服務費”，還有3家酒樓稱自帶酒水要收取“酒水服務費”或者“洗杯費”。“不是説新消法不允許最低消費嗎？怎麼説了也沒執行啊？”對於記者的這個疑問，有酒樓回應：“一直都有的，這是我們的規定，如果您覺得不合適可以再看看”。

　　“要説有最低消費，其實也可以理解，可最煩的是每次服務員都勸我，多點兩個菜，要不達不到消費標準，最後一看賬單，比最低消費多出了一截。”接受採訪時，不少市民都表示遭遇酒樓“最低消費”已經習以為常。“羊毛出在羊身上，沒有最低消費，就收服務費唄，總價還是差不多，結果還少吃兩個菜，更虧。”

　　事實上，本月初就有老廣再不願“忍氣吞聲”，與一家酒樓就“最低消費”打起了官司（詳見本報4月3日A9版相關報道）。然而，儘管不少街坊都知道“新消法”對“最低消費”做了限制，但大多數人認為“難見實效”。“現在商家都精明，很少有人在酒店寫明要最低消費，都是預約或者點菜的時候‘提醒’一句，最後發現費用不夠，也是讓你買多兩個點心打包，事後你怎麼證明呢？”市民林先生認為，“打官司告最低消費”實屬“個例”，大多數消費者不會有那麼多的“精力和時間”，也不願如此“較真”。這導致相關商家對法規“置若罔聞”。“這真是很不好，感覺就像法律愛怎麼規定就怎麼規定，但實際操作起來又是另一個樣，這樣會嚴重削減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

　　行業者説

　　“最低消費”實出無奈

　　“‘最低消費’並不是餐飲行業故意要‘收高價’。而是因為包房‘翻臺率’低，經營成本差不多是大廳的兩倍。且不説獨立洗手間、照明等費用，一個包房要兩三個服務員，但大廳三張大桌也只需要兩個服務員，人工成本真的很高。”有粵菜酒樓老闆李先生用飛機頭等艙和普通艙做對比，表示餐飲企業的包房“最低消費”其實只是正常商業服務“差別化”的一種體現。“兩三個客人要一個大包房，消費幾十元的情況也不是沒有遇見，我們畢竟也是做生意的，總要講個收益吧？”

　　不過，雖然持有這一觀點，他的酒樓卻早在3年前就取消了包房的最低消費，而改成“節假日加收10%服務費”。他坦言，很多客人對“最低消費”相當排斥，“服務費”主要是既避免房間空置，也彌補成本。“而且這部分多數給了服務員補貼，他們服務起來也更積極些。”

　　某海鮮飲食集團董事長則建議，與其採用“最低消費”，不如做好提前溝通。“有時候客人來店消費，一聽要最低消費，頓時就會感到不高興。香港很多餐飲店都不設最低消費，但他們會和客人做好溝通，諮詢好客人的消費水平，然後根據客人需要再安排房間和菜式，這種做法值得參考。”

　　“廣州餐飲企業設置最低消費的情況並不普遍。”廣州市飲食行業商會會長區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包間的租金、服務員工資等成本等均高於大廳，設置適當的包間最低消費其實是餐飲企業出於保證利潤的考慮。“有關禁止最低消費的法規肯定要遵守，但也要適當考慮企業的生存壓力，而就算有最低消費，也應該考慮大眾消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