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企業互保鏈條斷裂引發的危機繼續蔓延，溫州很多企業依然在危機中煎熬。溫州本地人對當地目前的經濟狀況很不樂觀，儘管仍有很多實體經濟在努力自救等待轉機，但也有溫州企業家稱，預計年前還有一批企業倒閉關門，企業家跑路。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悲觀。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認為，溫州經濟就算出現再大的危機，基礎也會比其他地區好，畢竟有7000多億元的民間資本支撐。但令人擔憂的是，在當地，本該相互依存的企業與銀行之間，關係依然十分緊張，兩者之間的互信似乎降到了冰點。

　　“影子銀行”引發地震

　　2011年，“眼鏡大王”胡福林跑路，揭開了企業互保這層神秘的面紗。此後不久，溫州老闆“跑路風”、企業“倒閉潮”、債務人“跳樓”事件連續發生，由此開啟了漫長的危機。溫州市政府有關負責人曾表示，溫州存在民間資本投資難、企業融資難的兩難問題。由於從銀行難以貸款，溫州中小企業長期高度依賴民間融資，最嚴重的民間融資擴張發生在2008－2009年的大規模信貸擴張之後、于2010年開始收緊信貸之時，包括銀行的表外信貸和民間借貸開始快速增長。據統計，截至2011年6月底，溫州民間借貸規模已達到銀行信貸總量的20％，即1100億元左右，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其中。

　　2011年8月開始，溫州房價持續下降，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係發生微妙變化，兩者之間的互信開始出現問題。2011年9月底，溫州市著手處理溫州金融危機問題，政府出面成立了規範民間金融秩序、推進經濟轉型發展專項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協調、指導民間金融風險和企業關停後的處置工作。建立法院、金融辦、經信委、銀監聯席會議制度，對聯絡協調小組碰到的疑難複雜問題進行研究協調。2011年10月13日，溫州市政府設立了5億元專項資金，作為企業應急轉貸專項資金。溫州市財政出臺“稅費新政17條”，重點是幫扶企業擺脫困境、解決兼併重組中遇到的相關稅費問題。然而，溫州的企業發展處境，似乎並未因此有所好轉。

　　有人把溫州危機歸結為“借錢實在太容易了”。來得太容易的錢使得很多人開始遠離實體經濟了，把實體抵押貸來的錢瘋狂地投向房地産和礦産當中。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此前披露的數據，2011年僅有35％的民間借貸流入實體産業，較2004年逾90％的比例大為下降。其餘的貸款或進入房地産行業，或在非正規的金融仲介之間流轉，局面逐漸失控。

　　2012年12月，溫州莊吉集團自曝涉及幾十家企業、高達300多億元的銀行擔保債務鏈條，人們才意識到，擔保引發的危機已經來了。隨著危機加深，原來主要是一些大企業受到影響，接下來，一些中小企業受這場衝擊波的影響，很多企業都將面臨劫難。調查發現，在擔保鏈中，無論擔保資金還是出借資金大部分來自民間借貸，民間借貸的資金大部分都是通過資金仲介人從千家萬戶普通家庭中借來的。據透露，在溫州，凡是與高利貸相關的擔保行業，幾乎全軍覆沒。

　　奇怪的銀企關係

　　隨著事態的不斷發展，一種看法漸漸浮出水面：正是銀行在鼓勵企業過度投資，也就是説，銀行才是溫州危機的始作俑者。目前在溫州聽到最多的描述是，企業有錢的時候，銀行拼命求著你貸款。企業沒有擔保能力，銀行會千方百計地給你撮合互保，甚至幫企業撮合借高利貸。正是銀行的這種行為，促成了大量的企業互保。本來一些企業資質不夠或者抵押物缺乏，但銀行為了把錢貸出去，便找兩家資質相對優質的企業湊到一塊，勸説其用聯保的方式從銀行貸款，這樣資質差的企業能夠貸到款，資質好的企業也能降低融資成本。企業家對銀行非常信任，因為銀行撮合，企業才同意這種兩全其美的聯保方式。結果銀行把幾家互不知底細、資質各異的企業捆綁在一起，導致前途未卜。

　　有企業家這樣表示幾年前發生的事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國家出臺了4萬億元救市政策，銀行有大批貸款需要發放出去，因此各級銀行都有放貸任務。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奇怪的現象發生了。原本難以從銀行貸到款的企業，這時候反而被銀行追著貸款。而一旦出現宏觀調控、銀根緊縮，銀行又拼命地抽貸、限貸、壓貸。這導致投資週期較長的企業難以招架。

　　更有企業家指責銀行“騙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企業家向媒體直言，銀行為了讓企業還貸，甚至會誘勸企業借高利貸把銀行的款還上，承諾之後再貸給企業。當企業還貸之後，銀行會找各種理由不再貸款或者減少貸款。在面對貸款無望、高利貸又還不上的情況下，企業老闆能做的只能是跑路、跳樓、企業倒閉，別無他路。

　　企業家指責銀行抽貸將企業逼上絕路，而銀行則對抽貸有自己的解釋：企業盲目生産、資金用途不明，造成還本付息困難，結果它開始發債、進行民間拆借、發行信託等，最終導致自身負債率遠遠高過當年銀行給它授信時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出於對儲戶的責任，當然應該收回貸款。

　　也有企業家認為，市場的浮躁也是導致溫州危機的重要原因，隨著實體經濟發展困難，更多的人開始把實體經濟作為融資的工具，通過房地産“資本運作”，結果遭遇金融危機被套牢了。

　　溫州金融辦數據顯示，2011年溫州GDP和貸款金額的比為1：1.9，遠遠大於正常的1：1.3。2011年，溫州銀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國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國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10月末則達到了4.31％。

　　還有誰需要反思？

　　上月剛結束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了利好政策，但溫州企業家對此持謹慎態度，這場始料未及的危機，給他們造成的心理陰影遠未消失，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希望新的政策能幫助溫州走出危機。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非常值得期待。他分析説，在這份具有決定意義的報告中，民營企業家的地位被表述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地位明顯得到提升；同時，企業的合法權益也得到了保障，行政干預將會減少，司法獨立也更有利於保護民營企業的利益；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的打破，為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拓展了更廣泛的領域。

　　但許多企業家仍對各地能否貫徹、落實、兌現政策持謹慎觀望態度，希望通過三中全會精神提振信心，特別是這些好的政策能落到實處，發展好實體經濟。周德文説，溫州新任市委書記陳一新深知實體企業的困境和現狀，併為此努力奔走，使大家看到希望。　

　　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黃髮靜認為，經濟發展需要好的政策和好的經濟環境，溫州要解決目前的問題必須分清主次。黃髮靜稱，溫州的金融危機是當前束縛溫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因此首先必須解決好擔保鏈問題、債權債務、銀企關係等這些核心問題。而目前企業與銀行之間的緊張關係，顯然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在黃髮靜看來，溫州市政府也需要反思，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和解決問題，力所能及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央視網記者 閻海東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