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明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莊嚴承諾令人無比振奮。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GDP已經歷四次翻番，人均收入也多次實現倍增，可以説，經濟翻番對於中國人來説是再熟悉不過的體驗。對於經濟總量已經位列世界第二的中國而言，GDP和居民收入翻番後的景象一定與當前大相徑庭，那麼，我們應該怎樣既確保2020年收入目標的順利實現，又確保宏觀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增長呢？

　　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

　　在過去的“經濟翻番”進程中，內外部經濟環境因國別經濟增長模式、經濟管理理念和國與國之間經濟聯絡與協調方式的相對穩定而呈現相對平穩的態勢，“翻番”之路上並未出現無法逾越的陷阱，更多的是因貨幣超發而帶來的各種困擾。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似乎改變了一切：美國站在“財政懸崖”邊上，且勢必要改變以往靠超前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歐洲正經歷著難以自拔的債務拖累，這是一個需要長期調整和化解的難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普遍乏力的局面使得曾高速運行的新興經濟列車也不得不被拖入低速區間。簡言之，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經濟環境將長期嚴峻，只能依賴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來激發增長動力。

　　收入翻番與收入結構改革

　　人均收入翻番也就是到2020年我國居民收入平均增長一倍。這首先是一個統計學概念，也就是説，或許到時候沒有一個人的收入恰好增長一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屆時一定有一些居民收入增長超過一倍，同時另一些人則不足一倍，除非我們超額完成任務，即人均收入屆時遠不止翻一番。

　　不難想象的是，所有人收入都倍增或者當前的高收入者增長更多而低收入者增長更少這兩種情況，都將導致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因此，收入可持續穩定增長的可能結果只有一種，那就是，現今的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更多。否則，基尼系數就將進一步增大，給經濟增長帶來更多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但無論是從人力資本還是資産稟賦的角度講，在經濟運行模式既定的情況下，中低收入者的財富增值能力都可能相對低於高收入者，因此，沒有經濟改革進一步深化背景下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是難以想象的。為了實現逐步縮小貧富差距前提下的收入倍增目標，一是要深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通過走四者相互協調發展條件下的城鎮化之路，更快、更有效提升中低收入者的勞動生産力和財富與收入的增值能力；二是要優化收入再分配機制，確保效率與公平之間更合理的權衡關係。

　　簡言之，隨著“人口紅利”的弱化，必須通過改革來進一步強化其他紅利對於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作用，亦即通過制度優化和改革深化來為增長保駕護航。在此過程中，政府的引導、調控和監督作用至關重要。

　　切實改善消費金融屬性

　　隨著GDP和人均居民收入的進一步增長，全社會抵押能力增強，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進一步發展與完善奠定了更強有力的信用基礎。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更傾向於內向增長，即消費和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與此相適應，為居民部門提供服務的金融也應該具備消費金融的特徵。由於居民抵押借款的目的是為了平滑消費，其抵押能力和增值性都相對更為有限，因此既要提高居民獲得消費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又要限制居民整體部門的負債率和杠桿率。這就要求金融體系既要增強社會化程度，又要在盈利與公平之間找到平衡。

　　為了實現金融部門和居民部門協調發展，需要強調的是：其一，收入增長應是一個連續平穩的過程，收入的波動勢必帶來居民部門抵押能力的波動，容易導致消費金融風險的暴露。其二，抵押資産市場需更加有序發展，資産價格的大起大落同樣將導致消費金融風險的暴露，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其三，要增強消費金融服務的便利性，需要創新更多更合適的金融工具，解決辦法是健全和創立更多中小型專門金融機構，既能有效提高信息對稱性，又能有效約束杠桿率上升。

　　同理，在此過程中，政府的引導、調控和監督作用至關重要。

　　切實提升産業金融效率

　　二戰後，以美國的華爾街金融為代表的金融是典型的産業金融模式，其突出特點是過度自由化、過度高杠桿、過度創新，在極大促進産業發展的同時，也因資本流動性過大、金融資産過於膨脹、金融價格過於波動而導致金融危機頻發，並使實體經濟平穩增長受到極大擾動和破壞。

　　我國GDP和人均居民收入進一步增長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互動的過程。實體經濟和國民收入的穩步增長是金融體系進一步改善的基礎，而金融體系的進一步健全也是實體經濟和國民收入穩步增長的保證。由於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要求金融體系除了必須具有消費金融屬性之外，必須進一步強化産業金融的屬性，以促進我國産業結構升級和城鎮化的良性發展。這要求我國的金融體系必然不同於美國式的金融體系：

　　其一，肩負深化産業結構升級的使命。要求金融體系為增強工業創新能力和持續競爭力、農業現代化經營能力、全社會信息化運作水平和城鎮化穩步發展能力提供融資和其他金融服務。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負債率不能一刀切，營利性與公平之間的權衡也不能一刀切。因而，在金融市場構建、金融機構創立與金融工具創新等方面都要求差異化運作。

　　其二，肩負拓展對外投資的使命。隨著內需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和國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動力，經濟增長模式將更為內向，國際收支結構也勢必發生改變。過去主要依賴貨物凈出口為其他項目融資的模式將會變得不可持續，增強服務貿易和投資收益為進口融資的能力不僅有利於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保證。因此，需要我國的金融體系具有外向性，即要大力拓展海外業務。

　　收入增長與物價穩定

　　居民收入翻番會拉動物價大幅上漲嗎？根據經濟學原理，要避免此現象的發生，首先不能貨幣超發。這依賴於金融的投入産出效率，把資金融通到能夠産生更高産出的經濟環節中去，擠掉經濟貨幣化中的泡沫，使資金真正用於促進技術創新、擴大再生産、生産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

　　其二，調整價格結構，使原本過低的農産品和資源性價格價值回歸，既促進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又可抑制非科學的發展和生産擴張；同時，加大規範市場的力度，減少不必要的中間流通關節，遏制亂收費現象。在允許物價結構性調整的同時，實現CPI的穩定，這是促進消費的關鍵。

　　其三，引導消費結構，使居民消費更具健康、人文和理性特徵。也就是説，在居民日益更加富裕的情況下，理性和有保障的健康消費有利於減低通脹預期，有利於有效抑制通脹的啟動。這也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

　　其四，使人民幣價值穩定上升、人民幣國際化與擴大進口相適應。全社會財富的增加和經濟總量的進一步增大，是人民幣價值提升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價值進一步提高不可逆轉，這有利於在擴大進口、增加外部供給的同時實現物價穩定。

　　當然，上海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在我國到2020年實現經濟再次翻番的進程中，應該也完全有能力成為科學處理各种經濟和金融關係的全國樣板，為國家宏偉目標在平穩有序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實現發揮典範的作用。與此同時，作為985大學的財經專業，我們也將努力拼搏，把自己的學生培養成真正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具備為國家經濟建設奉獻自己的能力和精神的優秀人才。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