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在璇：我的舅舅方大曾

　　灰色的小木屋

　　我沒見過舅舅，聽母親説，在我還沒出生的前，他就隻身離家到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線採訪，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我第一次聽説家裏還有個舅舅，是1950年5歲時隨父母從上海回到北京協和衚同七號外婆的方家老宅。老宅很大，佔地有一畝多，分前、後兩個院落，佈局呈“日”字形。北邊一排房外婆住，南邊一排房姨媽家住，中間一排是我們家。前院的西邊有一條過道與後院相連，前院東南角坐落著一個碉堡樣的灰色木質小屋，2米多高，4尺見方大。木屋做工十分精細，嚴絲合縫，拉開門的右手邊一米多高的地方開了一個32開書本大的“窗”，上下安有木槽，可以插換定做的紅、綠玻璃及木板，插上木板關上門黑的就什麼都看不到了。這真是我和哥哥玩耍的絕好去處。一天，我們在“碉堡”裏玩“打仗”遊戲，動靜很大，正玩在興頭，遭到外婆的一聲厲喝：“你們別在那兒禍害，都給我滾出來，這是你大舅的東西，誰也不準進去！”我從此知道了母親有個弟弟，我有個舅舅，外婆有個兒子，知道了舅舅在外婆心中的重要位置。後來我知道這個灰色的小木屋是舅舅沖洗膠卷製作照片的暗房，家裏人誰都不願去動它，直到1969年外婆去世，都原封原樣地保留在前院的角落裏，因為家裏人都知道小木屋是外婆對兒子的念想。多年來，外婆一直不肯離開協和衚同老宅。外婆説，她和舅舅有個約定：“你無論走多遠，走多久，回來就到協和衚同來找我，我永遠不會搬家，一直等著你。”但是，外婆到底沒能等到舅舅歸來。然而，忠孝不能兩全，在國難當頭時，舅舅所能做的首先是一名忠勇的愛國志士。
 
　　失蹤的戰地記者
    
　　舅舅方大曾，又名方德曾，筆名小方，1912年生於北平（北京）。1931年畢業北平市立一中。聽母親説，他在中學讀書時就喜愛攝影，慈祥的外婆花了七塊大洋給他買了一台蔡司折疊相機。從此，對攝影酷愛使他一發不可收拾。姨媽方澄敏説，舅舅經常背著相機，一把雨傘，一個揹包，徒步到處去拍照，1929年他在北平發起組織創立了“少年影社”，在社會上舉辦過公開影展。1930年考入中法大學經濟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以滿腔熱情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參加“反帝大同盟”，編寫機關報《反帝新聞》，並與詩人方殷共同主編《少年先鋒》。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他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當年冬天就勇敢地背著相機到綏東抗日戰場採訪。1936年身為中外新聞社記者的他，又冒著生命危險深入綏遠前線，進行了長達43天的抗戰初期採訪了著名的綏遠抗戰，拍攝了數百張照片，發表了《綏遠前線視察記》等戰地通訊。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7月10日，有著強烈新聞敏感和記者責任感的舅舅得到消息後，立即背著照相機騎著自行車第一時間趕到盧溝橋事變現場採訪，向世界最先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寫出長篇報道《盧溝橋抗戰記》，披露了事變的真相。據姨媽回憶，舅舅這次採訪返回途中被日本兵攔阻盤查，因他個頭很高，又長了滿頭斯拉伕型的栗色頭髮，加之遇事十分冷靜，拿出了中英文的中外通訊社名片，也許是“外”字“唬”住了日本兵，居然得以脫身，平安回到家裏。回來他匆匆發完稿後，7月23日帶上家中所有的40個膠卷，紙筆和墨水，最後告別了家人，又隻身去了硝煙滾滾的抗日前線。他知道哪能寫出最好的抗戰新聞和拍到最好的照片，他知道哪是新聞記者最該去的地方。不久，《保衛盧溝橋之我二十九軍英姿》、《我們為自己而抗戰》、《民眾慰勞》、《敵機轟炸我保定車站》等攝影報道相繼被國內外報刊編發。多年以後著名記者陸詒在《悼念抗戰初期犧生的小方》一文中寫道：“我和小方相識，時在抗戰初期的1937年7月28日，我們從保定去長辛店前線採訪。范長江特趕到車站送別，併為我們作鄭重介紹。當時小方已任《大公報》特派記者……，我們搭平漢路上的兵車到長辛店後，即直奔三十七師戴旅長部訪問，戴旅長已到前沿陣地指揮去了。走回長辛店的路上，小方為一個年僅16歲的士兵照相，他身上背著自己的步槍和大刀，手執日本軍官的指揮刀、望遠鏡之類的戰利品，笑嘻嘻地凱旋。這時一顆炮彈正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顧地對我説：‘今天收穫不小！’當晚宛平縣政府秘書長洪大中接待我們住在長辛店政府辦事處，前線炮聲徹夜不息。29日上午，我們隨軍撤退。30日早上回到保定，范長江為我們慶倖生還。當天下午，保定又遭敵機狂炸，孫連仲部隊陸續開赴前線，接替二十九軍防線。長江和我當晚即搭車回南方，留小方在保定，繼續採訪平漢路北段戰訊。”這是范長江與陸詒最後和舅舅分手的場情景。1937年8月至9月《大公報》上舅舅的戰地報道不斷，真實地向國內外展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奮勇抗敵的英勇場景。家裏的親人一直得不到舅舅的消息，只能通過《大公報》了解他的行蹤，在上海的父親每天回家都要買一份《大公報》，母親説他們清楚記得 9月17日和25日還看到舅舅的文章《從娘子關出雁門關》和《血戰居庸關》，但自9月30日見到他《平漢線北段的變化》這篇戰地通訊後，從此就再也沒有任何消息了。在這篇署名本報戰地特派員小方的戰地通訊似乎成了他的“絕唱”，文尾注道：“九一八，寫于保定，寄自蠡縣”。
 
　　舅舅的底片
  
　　舅舅從此再也沒有回來。他在北京協和衚同家中留下了兩小木箱底片。外婆説，小木箱是舅舅在院子裏蓋灰色小木屋時請木匠一併做的，有1尺多長，半尺多寬，半尺來高，外面漆上土漆專門用來裝底片用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平津淪陷，日偽統治下的京城一片恐怖，到處抓人，膽小的外公怕舅舅留下的那些記錄抗日運動的底片惹事，先抱了一個木箱到廚房燒，因家對門的三層小樓上住著日本人，晚上燒怕有火光被發現引起懷疑，白天籠火做飯時就燒一些，後來外婆發現就把另一箱底片藏在了她的大書箱裏，這才使舅舅的一箱底片倖免于難。

　　日本投降後，外婆就把小木箱放在了她臥室的平櫃上。這箱底片是家人對舅舅的一個念想，看見它就好像舅舅還在，覺得總有一天會回家來拿他這箱底片。但誰都沒有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卻很無奈地失去了它。

　　1966年夏，“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最初是在社會上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舅舅的那木箱底片讓家裏人很緊張，因為他拍攝的《綏遠抗戰》都是抗戰初期佈防在綏遠前線的傅作義部隊，官兵們服裝、帽徽以及旗幟都有國民黨青天白日的標識，在那個年代收藏這些是犯忌的；他在通訊《冀東一瞥》中，揭露冀東偽政府統治區十分猖獗的娼、賭、煙、毒、走私等社會醜惡現象的照片，那時也都是有口難辯的“四舊”。萬一這些底片讓“紅衛兵”看到，不用説底片，家裏的人將會遭受到滅頂之災。在銀行工作的姨媽就來和母親商量怎麼辦，姨媽説她打算瞞著外婆把舅舅的那箱底片交到她工作單位的“紅衛兵辦公室”，告訴他們這是家裏親人留下的紀念物，看他們如何處置。母親是一名家庭婦女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無奈地説，也只能這樣了，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姨媽在工作單位的人緣很好，説明情況後，“紅衛兵辦公室”負責人看她態度誠懇就沒有為難她，只淡淡地説了一句“那你就放這兒吧。”失落的姨媽回到家裏，母親告訴她外婆已經知道了送底片的事。母親説，那天外婆問她小木箱怎麼不見了？沒想到告訴她真相後外婆表現異常平靜，沉默了一會兒，像自言自語的説了五個字：“聽天由命吧”。

　　 一週後的一天，我正在家休息，上午十點左右，突然聽到擂鼓般的打門聲並夾雜著喊開門的吼聲，我剛打開院門，一群帶著“紅衛兵”袖標的男女們衝進來直奔後院姨媽家，進屋就亂翻亂砸。他們説是姨父工作單位的“紅衛兵”，莫名其妙地説姨父私藏有手槍。因為是親戚，我們家也沒能倖免，連地板都撬了。抄家一直持續到午後，結果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都沒找到，只好掃興而去。下午，姨父下班回家，見到瘡痍滿目的刧後院落，滿腹冤屈的他氣得以頭撞門，姨媽含淚安慰他説：“人能平安回來就已經是萬幸了。”家人都很慶倖舅舅底片沒有在家裏，否則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1968年初我離開北京到四川工作，行前去看外婆。83歲的她精神已經不是很好了，在臥室里正斜靠在床上閉著眼睛養神，床邊平櫃上原放置小木箱的地方已改放了一張舅舅在中學讀書時的自拍照。那時我也已經非常喜愛攝影，自然就和外婆聊起舅舅，她可能已經意識到舅舅回不來了，很傷感地對我説：“你照相時可別像你大舅，他太愛冒險了。”她也知道自己身體已大不如從前，又説：“你們記著，等我死了用小木屋給我做個棺材。”我非常難受，心中在流淚，明知道這是一個不可能夠實現願望，但當時還是點頭應下了這個不能兌現的承諾。我知道，外婆至死都想和兒子在一起。一年後外婆去世，她到底沒能舅舅的歸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9年，退休後的姨媽有一天到原工作單位去玩，在工會辦公室的角落裏幾張廢報紙包著一疊疊粉紅色的袋子散落在地上，姨媽一眼就認出這是她哥哥的底片。這些底片每一張都是裝入一個半透明紙做的內袋，然後再放入一個粉紅外袋裏，外袋上印有“德記商行”“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樣。興奮的姨媽立即找到工會負責人，負責人説“‘紅衛兵辦公室’早就不在了，這些東西沒人管，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欣喜若狂地姨媽迅速把底片小心拾回，仔細包好帶回了家。又過了些日子，姨媽又去工會參加退休職工活動，聚餐時看見食堂大師傅用裝底片的小木箱在賣飯票，她就跑到街上買了一個白鐵皮做的箱子，找到大師傅商量換回小木箱。説明情況後大師傅很爽快地答應了。失而復得，舅舅的小木箱和底片離開家十三年後又奇跡般地回到家中，這是它躲過的第二次刧難。

　　舅舅底片回來了，姨媽開始悉心整理，她希望能出版點什麼來紀念她的哥哥，一個退休的老人憑著妹妹對哥哥的崇敬和思念，苦苦地不斷尋找著各種機會。1989年，姨媽通過上海一個熟人的關係終於結識了在中國攝影出版社工作的攝影史學家陳申先生，之後就把舅舅的底片交給了他進行系統地整理和研究。1993年在陳申先生的推介下，台灣攝影家阮義忠先生看到了這些底片，阮先生對舅舅的攝影才華，對中國三十年代有如此傑出的攝影師感到驚嘆，決定在他辦的《攝影家》雜誌上出一期專輯，為了保證質量要把選出的底片帶到台灣，因為只有他親自放大，才能把作品做最好理解和呈現。姨媽非常樂意舅舅的作品出版，但得知阮先生要把選好的50張底片漂洋過海帶去台灣就十分猶豫，最後阮先生的誠意打動了姨媽，同意了他的要求。我記得後來姨媽還曾寫信到四川，囑咐我寫信給阮義忠先生詢問，生怕底片郵寄回來時丟失，我很理解她的擔心。其實，阮義忠先生對舅舅底片的珍愛並不亞於姨媽，就在他懷揣著50張底片乘飛機回台灣在香港著陸時遇到颱風，阮先生在《攝影家》雜誌“方大曾專輯”中有如下一段讓我很感動的驚心動魄的描述：“一想到那一天，那種緊張恐怖，死裏逃生的感覺就明顯地回來了。第一次覺得如此接近死亡。我的右手和太太的左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不用看臉色也知道，兩人都已經嚇得半死了。我們和東方航空公司飛機上的一百多位乘客一樣，在一片驚嚇的慘叫聲中意識到，自已可能就這樣沒有了。飛機是從上海開來的，在香港啟德機場的跑道上，輪子已經快要觸地，可感覺上好像坐在搖籃裏，或是斷了線的大風箏上。機外正刮著強烈的颱風，我們那位十分可能是戰鬥機架駛員轉行的機長，在飛機被強風迎面刮上來之後，還不死心地想做第二次降落，飛機一往下衝就被風吹上來，一往下衝就被風吹上來。這個時候，慘叫聲已經變成了無助的哀號，所有的人都把命交出去了，只能任機長和死神拔河……”後來飛機返航平安降落廣州，“久久之後才有辦法平息下來的我跟太太，彼此相詢，快要玩蛋的那一刻在想什麼，太太説，她的腦子裏翻來覆去就是一件事——才十二歲的兒子該怎麼辦？我老實告訴她，我一心只挂著左胸口袋裏的50張底片，覺得我對不起它們的作者小方，這位可能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攝影家，將隨著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不為世人所知。他已經夠倒楣地失蹤，且被遺忘了五十多年，這下子，豈不如同他又死一次。”這是舅舅的底片第三次遇險。
 
　　回歸

　　然而，舅舅又是幸運的。1993年《攝影家》雜誌“方大曾專輯”在台灣出版，這是舅舅作品的第一本影集，雖然當時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大門剛剛打開了一條縫，少量進入大陸的這期“方大曾專輯”在大陸攝影界産生了很大反響，舅舅的作品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1999年，中央電視臺高級編輯、著名紀錄片導演馮雪松先生，為紀念新中國第一個記者節，帶著攝製組沿著舅舅從採訪到失蹤的路線艱難尋訪，先後兩次前往保定、石家莊、大同、太原、蠡縣，往復行程達四千公里，並用四個半月的時間，翻閱了大量的史料，從歷史的碎片中拼接出了一個鮮活的方大曾，使他的生命輪廓逐漸清晰，重新回歸了當代人的視野，他拍攝的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後，反響強烈，並榮獲得第十五屆全國電視文藝星光獎。

　　同年底，陳申、馮雪松等人策劃的《尋找方大曾》一書由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

　　2006年，國家博物館得知方大曾底片已由姨媽轉交我保管的信息，派專人到成都找到我，後來經與家人協商同意，由我代表全家把舅舅留下的幾經磨難的底片共計837張，無償捐贈給了國家博物館。

　　2014年11月，馮雪松先生又經過十五年碶而不捨地堅難尋訪，他的《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書出版後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中國新聞史學會創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方漢奇先生見到這本書格外激動，他表示，在幾十年的教學和研究當中，真不知道有方大曾這麼一個人，相信絕大多數專業和非專業的人士都不知道，封筆多年後，他寫下了閱讀感言，“馮雪松的這部專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把湮沒了八十多年的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和攝影記者方大曾推到了歷史的前臺，讓他的名字開始為公眾所知曉，這是對中國新聞事業史人物研究和中國戰地新聞攝影史研究的一大貢獻。方大曾有關盧溝橋亊變和抗戰前線的一大批新聞照片，是對偉大的全民抗戰的忠實紀錄。它體現了抗日軍民抵禦外侮敵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氣和鬥志，也保存了許多拍自第一現場的珍貴畫面，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我們為歷史上有過如此傑出的新聞攝影記者感到驕傲。他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日報》社社長陸波先生，在閱讀《方大曾：消失與重現》後，建議中宣部、中國記協以官方的名義紀念這位新聞先驅，使他的精神的以弘揚，這樣有利於兩岸同胞的親情融合。

　　5月25日中國記協組織召開馮雪松追蹤采寫方大曾事跡座談會， 中國記協黨組書記翟惠生指出，中國記協舉辦這次活動是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講兩個人的故事——方大曾和馮雪松。以歷史為鏡，兩代記者的故事，講的是同一個主題：面向現實，深入實際，不畏艱難困苦，忠實記錄時代，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鼓與呼。這種精神在每個時代都是必要的，今天更應在中國記者中進行弘揚。

　　是馮雪松先生一一拾回了舅舅丟失在戰地破碎的靈魂，重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生動鮮活的方大曾。我仿佛感覺到舅舅回家了。

　　2015年7月7日，在舅舅最後失聯的戰地保定，方大曾紀念室在馮雪松的倡議推動下落成，舅舅的靈魂終於有了歸宿。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日前，在香港《大公報》隆重舉行的“一份報紙的抗戰”上，馮雪松先生發表了主旨演講《偉哉大公報 壯哉方大曾》，我則把舅舅464張底片的電子文件捐贈給了《大公報》，舅舅的作品回到了他最後供職報社。
8月28日，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聯合澳門中華教育會隆重舉辦了《為了正義與良知——七七盧溝橋事變戰地記者方大曾遺作展》，這是舅舅的作品在境外首次展出，同時馮雪松先生的《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書的繁體字版也在澳門出版發行，這也是方大曾生平事跡的專著首次在境外出版，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李剛出席活動，海內外的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過為抗戰作出過貢獻的人們，這真讓的高興！

　　記得2012年夏，我到在北京遇見陳申先生，他交給了我一張舅舅拍攝的外婆的底片，是他以前寫書時從姨媽手中借用的，現在轉交給我留作紀念。這是現在我手中僅有的一張舅舅拍攝的外婆的底片。我又把底片找了出來，看著外婆慈祥的面容，感慨萬千，外婆、姨媽和母親若在天有知，定會感到欣慰的。我小心地把外婆的底片夾在了《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書中舅舅的照片旁，以了卻我曾答應過的承諾——讓她和她的兒子在一起。

　　——2015年9月6日寫于成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