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當火種的人——讀《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有感

馮雪松著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

　　大約在1989年，我幫助母親沈譜編輯《范長江新聞文集》時，就讀過父親1938年寫的文章《憶小方》，對這位英姿勃勃的“斯拉伕型的青年”方大曾，留下最初的印象。父親還在綏遠戰地通訊《沉靜了的綏邊》中提到，百靈廟戰役之後，在1937年嚴冬的深夜裏，在平地泉（今集寧）第一次邂逅攝影記者小方。文中對小方有一段充滿讚賞之情的人物素描：“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馬翻陰山去陶林了。這是一次大膽壯麗的旅行。青年人的腦海中，只有光明與勝利的追求。所謂危險和艱難，我們容不得多加考慮，驚人的事業，總成功於常人不敢為之中。當夜我們已轉上南去大同的火車，我們才不見了他碩大美麗的蹤影。”

　　然而，從父親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他們彼此相識僅半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了，小方的家鄉——北平淪陷了，他便作為大公報的戰地記者，一直奔波在平津一帶最危險的抗戰前線，在硝煙戰火中不斷發出報道，直到9月18日他從河北蠡縣發出最後一篇戰地通訊後，竟再無音訊。

　　事隔多年，在紀念父親1935年西北考察80週年前夕，我再次著手編輯《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校注本）。這兩部書雖經多次再版，但書中始終缺乏必要的勘校註釋，其中很多內容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説已經十分陌生，一些人物和事件如今已被淡忘，令人遺憾。因此計劃出版的校注本增加了500多條註釋，我特意在其中增添了關於“小方”這個人物的一條註釋。恰在此時，收到中央電視臺馮雪松撰寫的《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書，真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喜。我從書中了解到，馮導演花了15年時間尋找“消失的方大曾”，為讀者講述和再現了那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拿到書，我一下子被書中小方拍攝的精美作品吸引了。他的作品完全改變了我原本對於攝影技術的認識，其攝影技巧之純熟精湛，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與那些世界一流的攝影家相比較，他的作品也毫不遜色，何況其中許多作品是在極其殘酷的戰爭環境下完成的。在書中，小方被讚譽為“中國的羅伯特•卡帕”，這當之無愧。在我看來，與那些崇尚冒險與商業精神的西方戰地記者相比，小方以及范長江、陸詒、秋江、映溪等一批奔波于炮火連天的抗戰前線的中國戰地記者，在他們身上更多了一份保家衛國的熱血與豪情。

　　作為同事與戰友的長江與小方，無論是通過文字還是圖片，都體現著中國新聞記者職業精神的至高境界。我父親在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之後，為了了解事變真相，不顧個人安危，冒險從綏遠取道寧夏和蘭州，再闖入風聲鶴唳的西安城。他曾這樣寫道：“我們當新聞記者的人，有將各種關乎國民的政治問題，及早詳細公正為讀者報道的責任”，“萬一有什麼不幸的話，也是做記者的職務上所應當”。他還説：“一個記者，如果能為一個偉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小方的新聞生涯雖然像彗星一般燦爛閃爍而後消失在夜空，但是它同樣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在任何時候，新聞工作的永恒價值，決不是用名位、官階或者金錢來衡量的，新聞工作者的崇高的理想，值得用生命去體驗，去追尋，去換取。如同馮雪松在書中所説，方大曾這樣優秀的戰地記者，是“用生命當火種”的人。

　　我深深地感到，對《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這兩本書之精髓，方大曾的攝影作品在視覺上進行了最好的詮釋。父親在其考察通訊中，入木三分地刻畫出大西北社會凋敝與民生困苦之現狀，以飽含家國情懷的筆墨，為鼓舞全民族的抗戰而奔走呼號。而小方無論是在都市鄉村還是大漠荒原，總是用他的相機，深懷同情地對準社會的底層，異常敏銳地捕捉著那些普通人的生存瞬間。十分幸運的是，馮雪松得知我正在編書的消息，隨即表示大力支持，熱情提供了方大曾有關綏遠抗戰及西北地區風貌的精彩作品20余幅。我想，有幸選用小方作品來設計《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校注本）的封面以及配合各章節的內容，應是珠聯璧合，這不僅可使這兩部書大為增色，而且是對小方永久的紀念。

    （作者：范東升，係范長江之子，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