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錢和壞機制輸進血管裏

　　10年來，人們從沒像現在這樣掂量起“一腔熱血”的分量。

　　天平秤上托著空空的血袋，電子顯示器上的數字遲遲為零，多家醫院守在血站門口，昆明血庫告急，告急！

　　濮存昕義務獻血的公益廣告在電視裏滾動播出，鄧亞萍獻完血，彎著手臂一臉微笑的大幅公益廣告，出現在北京地鐵的每個出口——可北京的血庫存量只有正常值的一半。

　　武漢、太原、重慶、長春、青島……“血荒”在十幾個城市蔓延，全國遭遇10年來最嚴重的血荒。一座座城市，都在等待乾癟的血袋鼓漲，天平秤高高翹起。

　　整個社會得了“貧血症”。我國的獻血者只佔人口的0.84%，遠遠低於世界高收入國家4.54%和中等收入國家1.01%的比例。

　　而如果有一份社會化驗單，那就會顯示這一次患的是“制度性貧血”。簡單説，社會肌體，缺的不是愛心，而是公眾對公共衛生體制的信任。

　　血液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它應該像水、電、供暖系統一樣，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被需要的人獲得。這也直接決定了無償獻血是公益事業的不二屬性。

　　可“無償採血，高價用血”的商業機制，赤裸裸地阻塞了社會健康的血管。汩汩熱血從無償獻血者的血管流出，途經血站，到醫院，再到病人的血管，中間多少利益差？一袋血幾百上千元的費用合不合理，血站盈不盈利，採血成本到底是多少？

　　儘管衛生部門一再強調，血站不存在用無償獻血盈利，可從來沒有給公眾一本明白賬。加上媒體報道的“血澆蘭花”事件，以及成都使用無證血袋、致使取自無償自願獻血者的23739袋鮮血倒進水溝的惡性血漿污染事件，把人們一次次推向憤怒的峰巔。

　　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獻血41次，日本明仁天皇獻血15次——日本甚至以法律形式規定官員必須&&無償獻血。再看看我們的數據：在無償獻血人群結構中，53%的血液是打工者捐獻的，30%的血液是學生捐獻的，而公務員和醫務人員所佔比例只有0.28%和0.29%。

　　市民獻了，公務員不獻；學生獻了，老師不獻；家屬獻了，高喊“獻血無害”的醫生不獻。昆明每年投入100萬元宣傳義務獻血，可現在平均每天只有10人獻血。

　　我們不缺法律，可100部法律，就有101個問題。《獻血法》頒布12年了，“無償獻血、免費用血”已明確寫入法律，可全國只有深圳規定了一次獻血，終生免費用血。獻血證又屬於“地方糧票”，異地不通用。加上免費用血“先墊付後退款”的報銷程序繁瑣，讓許多人認為法律不過是一紙空文。

　　更讓人擔心的是，公眾屢屢“被獻血”。義務獻血“政治化”“行政指標化”，部分高校規定不獻血取消入黨資格，不獻血不發給學位證書，取消保研資格、論文答辯不予通過，甚至對稱“來例假”的女生脫衣檢查，以決定是否獻血。

　　這些簡單、粗暴的行政做法，只會讓人們心裏的荒草越長越茂盛。要知道，血荒荒的是人心，血荒也絕非一天荒起來的。

　　幾天前，衛生官員當著眾多媒體的面捋起袖子獻血，不難預測，全國很快將有一輪強大的、運動式的義務獻血的宣傳和動員，可這只能緩解一時，正如媒體報道昆明血荒的第二天，就多了30個無償獻血者。

　　香港1952年開始推行無償獻血的第一天，只有兩位華人獻血。如今，97%的適齡市民都自覺參與了無償獻血，滿足了香港的免費用血。德國、日本、瑞士等國家都從過去的有償獻血，逐步向無償獻血過渡，最終實現了公民無償獻血和免費用血。

　　別人用了幾十年走的路，我們要趕緊走完，正如央視主持人白岩松感慨：“我們要被迫地感謝一下血荒。”

　　我們必須相信一點：公眾的心沒有變冷。但光有熱心是不夠的，要解決血荒，首先得保證不要把錢和壞機制輸進血管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