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募基金PK草根NGO

南都公益基會秘書長徐永光

　　10月28日，第二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年會在北京召開。論壇由北京光華慈善基金會、北京萬通公益基金會作為輪值主席，由13家非公募基金會共同主辦。論壇年會圍繞非公募基金會的內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項目成效等三個主題，展開廣泛而深入地交流與探討。據了解，2004年底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頒布以來，目前數量已接近1000家。

　　論壇年會發佈了《2009年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報告—非公募基金會的內部管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指南》和《中國非公募基金會項目案例研究》三大系列報告。

　　論壇聲音

　　●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楊岳，在論壇上就曹德旺的股捐問題發表評論。

　　●在年會上，馮侖作為北京萬通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在第二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年會上做發言時稱，中國企業家對於“裸捐”的問題，應持審慎的態度。

　　●萬科董事會主席王石作為嘉賓參與了10月29日下午的主題圓桌對話，就親身經歷的巴菲特蓋茨晚宴和壹基金轉型等當下公益領域熱點話題發表了獨特的看法。

　　●10月28日，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徐永光論壇期間在接受《公益時報》採訪時表示：1900家基金會裏只有400家定時更新網站，1200多家基金會居然連網站都沒有。

　　政府官員聲音>>>

　　楊岳

　　稱曹德旺股捐已經獲准

　　會議期間，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楊岳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近年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很快，為了給非公募基金會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民政部積極鼓勵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同時，民間局也將出臺一系列及時的措施，在非公募基金會規範化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強對非公募基金會的監督，為他們發展提供正確、良好的導向。

　　楊岳透露，日前，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先生承諾捐贈70%股票的事情，民間局已經原則上通過，並擬定一系列股捐細則對此事進行規範。

　　據悉，曹德旺發起成立的河仁基金會已經獲得有關部門批准成立，由此，其70%股權（折合40多億人民幣）歷經兩年時間有望近期落地。曹德旺股捐落地，也將在很大程度以上鼓舞民間捐贈熱情。

　　企業家聲音>>>

　　馮侖炮轟“裸捐”

　　稱捐贈更應注重持續性

　　馮侖認為“裸捐”鼓勵企業家一次性將財産捐完，這樣不利於公益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馮侖稱：每個人都擁有對於財富的支配權，如果作為整體的社會，期待、要求、甚至誘導企業家採取“裸捐”的姿態，是非常不幸的。

　　“對於公益和慈善事業的進步，應以不妨礙民間財富的基本創造制度為前提，也就是不影響正常的市場經濟以及企業正常的經營，如果我們的公益和慈善傷害到財産所有制，傷害到私人企業繼續的發展，傷害到民間財富的既有格局，傷害到財富創造的動力，那麼我們的源泉沒有了。”

　　隨後，《公益時報》記者就馮侖在年會上的發言對其進行了採訪。他堅持強調國內的企業家在做慈善的時候應該“小步快進”：每年走一點，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少事情，更應該傾向於持續性，而不是某件事情刺激一下，就把財産都捐出來。

　　發表這番言論的前一個月，馮侖剛受邀參加了巴菲特蓋茨的在華慈善晚宴。問及晚宴帶給他的影響，馮侖稱最主要就是了解了這兩個美國人的真實想法：“以前總是聽媒體説，晚宴時和他們面對面的聊，他們也非常誠懇，比如巴菲特就説自己是在不改變家人現有的生活條件的情況下來做慈善。”

　　“草根竟不知基金會”VS“基金會‘爺’的姿態”

　　劉洲鴻（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

　　“草根組織公益資源意識不足”

　　從草根組織層面上講，他們存在一些問題。我上星期在雲南和一些草根組織座談，我問他們對基金會的了解有多少，當時大概有10幾個人參會，他們能説出來的基金會不到10家。這從一方面反映了草根組織對於公益資源的意識不足，這樣當然會在籌款上帶來一些困擾，另一方面我也在反思是不是我們基金會的傳播工作做的不好。導致走出去時，很多組織都説不知道你們在資助這個。

　　從南都基金會這幾年的預算執行情況上來看，確實年底的支出和預算會有一些差距。比如2008年我們的預算是支出1800萬，最後只花了1500萬，2009年我們的預算是2200萬，但是只花了2000萬左右。當然這個不能説明我們基金會“不差錢”，年底給理事會寫報告的時候，解釋這個原因通常是八個字“嚴格把關、寧缺毋濫”。基金會在選擇對象時都會特別強調被資助的組織要優秀，項目要特別好，這樣當然會導致選擇公益組織的困難性。結果就是很多基金會資助來資助去就是那幾家。

　　後來我們也有一些調整，覺得我們不能只盯著這幾家好的機構來資助，相對現在能力弱一點的我們也應該支持，通過我們項目的支持來提升他們的能力。所以我相信我們今年完成預算應該沒有問題。

　　基金會也有困難，我們人比較少，管理的項目又很多。我們只有7、8個人，但是我們支持了200多個項目。

　　宋慶華（社區參與行動主任）

　　“基金會沒有能力去找有能力的草根”

　　我們機構到目前為止，可以説“不差錢”，但也“差錢”。差的是什麼錢呢？差的是我們自己的非公募基金會的錢。我們大部分的錢來自國際基金會，拿著國際基金會的錢跟政府合作，這對我們來講有很大的困擾。所以當我們的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起來的時候，我很高興。因為按道理講，非公募基金會和我們草根NGO應該是真正的戰略夥伴。

　　但事實上，草根組織跟基金會的合作很難。我參加過一個研討會，基金會的人又説我們樂意給錢但就是找不到有能力的草根NGO，我當時説了一句話，我説是你們沒有能力去找有能力的草根NGO。後來，我也跟一些非公募基金會合作，合作中我一直在反思，就是合作難是現狀，那麼問題出在哪？原因肯定是兩方面的，我上週到長沙做了一個NGO的培訓，結果有40多家草根都不知道我們的非公募基金會是做什麼的。他們就問我該怎麼籌錢，我就給他們宣傳，宣傳了南都、宣傳了光華、友成、壹基金等等，我説你寫報告給他們，你們做的這些事情他們都支持。這一方面説明草根組織的專業性還不夠，另一方面也説明可能基金會的宣傳不是很充分。

　　還有最重要的還是基金會要在態度上把自己降下來，別以為給錢就是爺，草根也別認為我們是討飯的，是弱小的。我們應該在一起平等的做事，在一起共同成長，這才是我們共同的願景。

　　王石：巴菲特比李連杰聰明

　　“巴菲特非常聰明。”王石認為無論從生意上還是公益上講，巴菲特都運作得非常巧妙。“他這次來華打著慈善的名義，但其實他的商業行為也絲毫沒受到影響，他為自己投資的比亞迪做了很好的廣告宣傳。”

　　而在做慈善方面，王石認為巴菲特則很好地利用了與比爾蓋茨的合作。“巴菲特把錢捐給了一個二富，因為他建立巴菲特基金會顯然沒辦法跟蓋茨基金會比，你拿出再多的錢也是第二，誰願意當第二？那怎麼辦，他把錢捐給比爾蓋茨，咱第一第二聯合起來。”

　　王石説巴菲特的更高明之處是運用了比爾蓋茨夫婦倆的精力和時間：我把錢給了你，你夫婦倆還幫我打理，這多聰明。

　　而談及與自己私交甚好的李連杰，王石則覺得在媒體上接受採訪表示壹基金想要公募“方法論上不是好方法”。

　　“這有一個制度因素，如果你這樣一説政府就給你辦了，那當然好，但有時候這也有個面子的問題，你那一曝光、網上一講，我能批也不批了。”王石建議針對政策問題，要理解，有耐心，還要智慧：“我相信政府對於基金會的控制還會有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以我經驗來講，耐心、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某天你失去耐心，借助媒體的力量、網絡的力量和政府對抗是不明智的。”

　　王石笑稱自己是“老運動員”，論壇上，他拿做企業的經驗來對照當下公益領域的發展：“我們搞企業的知道，改革開放到現在政策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是開一下松一下。我1984年到深圳，84年整個非常蓬勃，85年就開始説要資本主義，要改企業，要調整。原來是鼓勵你用外匯的，轉身又説你是倒外匯的。”

　　總結自己做企業的經驗，王石送給公益界的人士兩個字是“堅持”：“持續是最可怕的，每年都持續往前，哪怕持續一小步，只要持續下去，這個進步力量總會成功。”

　　“草根只知提問題”VS“基金會政府面孔”

　　竇瑞剛（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

　　“草根組織呈現問題多，解決方案少”

　　從中國的發展來看，肯定現在是“不差錢”時代。但是為什麼很多草根都覺得自己缺錢？這還是基金會和草根之間的話語系統問題。

　　所有的基金會在資助時都是帶有自己意識的，如果你沒有辦法體現基金會意志的時候肯定錢不會給你。尤其是有企業背景的非公募基金會，他們有自己的話語權，比如他們很注重有效性，要看到你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方案在哪。而實際上呢？很多組織都説這個問題有多麼嚴重，需要多少錢來解決。讓基金會痛苦的是只能看到你呈現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解決方案。

　　無論是基金會還是草根，都是在對話中成長的，你不能拒絕對話。我把錢給你肯定會提出一些要求，你可以説出我要求的不合理性，但不能説我把錢給你了你要求我不要管你，説你資助我錢我一定會負責任地花好，基金會不要再指手畫腳。基金會和草根組織與企業和供應商一樣，永遠要有一個正確的對話機制，互相理解對方的思維方式，話語方式，才能共同成長。我們説企業有縱向一體化，如果沒有辦法實現愉快的對話，我完全可以不要供應商，直接縱向一體化，所有的東西我都自己做，這是完全可以的。

　　孟維娜（慧靈智障人士服務工作站創始人）

　　“基金會擺出政府一樣的面孔”

　　我對非公募基金會都是非常尊重的，但有時他們的一些申請和評比條件確實很苛刻，得到資助很難。比如有一個基金會，我去申請典範，但他在提問的過程中有幾個題目我聽了之後覺得他們是僵化的思想。

　　他説我的審計報告中有一個報銷的東西有點問題，我説審計報告中存在一點缺點才是符合事實的，而他們的意思好像必須100分才是典範，但實際上100分很有可能是假的。還有他們説我幹了20多年了，年齡比較大，對於機構繼承人這個問題怎麼看？他們的意思就是你該退休了，創新就是應該讓很多年輕人上來。我們機構是不缺年輕人，但老傢伙在也不一定就是壞事就是不創新啊？這些苛刻的條件就會背離實事求是，機構發展到什麼程度，自然會做出什麼樣的調整。但他們就會按照他們的條條款款來論證，覺得我們治理結構不安全。

　　我一直在和基金會溝通，什麼是好項目？他們認為創新是好項目，而我們就是做傳統服務的就會被認為不創新。智障人士的權益本來是應該納入法律保障，政府提供的政策很少，而基金會又擺出政府一樣的面孔，這就是我們“差錢”的根本原因。

　　“草根應市場細分”VS“基金會應敢冒風險”

　　王維嘉（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創辦者及副會長）

　　“草根組織應該在細分的市場裏做大”

　　北京企業家環保基金會就是阿拉善中國企業家生態協會，我們專門資助民間環保組織。

　　在工作中我發現很多草根組織為了拿到基金會的錢，按照基金會的資助方向去寫項目申請書。給這個基金會寫一個這樣的項目申請，給那個基金會寫一個那樣的項目申請，其實申請的都是不一樣的事兒，只有兩三個人的組織，不可能幹很多方面的事情，長期這樣下去，不但很難得到基金會的資助，實際上自己也得不到發展。公益組織是跟公司一樣的，你只能在一個細分的市場裏面逐漸壯大，做大，在一個細分市場裏積累經驗和團隊才能成熟。

　　很多草根組織説非公募基金會的錢難拿，但實際上，一些台灣企業家總覺得我們給錢給的太松了，他們説我們資助的組織太弱小。我就跟他們講，中國現在公益領域的狀況就很像十年前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候，當時進入中國的風險投資根本看不清楚誰能起來，那就每家都給錢。當然，如果我給你錢，你半年或一年以後中斷了或者胡來，頂多是浪費了些錢，但這些浪費是我們在與草根組織共同成長中應該付的學費。

　　王益（我們的自由天空秘書長）

　　“非公募基金會應該幹些有風險的事情”

　　我描述一個現象。如果按全國有3000個所謂的草根NGO來算，那麼得到過非公募基金會兩次以上資助的機構不會超過200家，這就説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草根都沒有從非公募基金會的手裏拿到過錢，這必然形成一個“差錢”與“不差錢”的矛盾。

　　很多草根組織的年齡都不大，他們在建立初期一定是不完善的，那麼基金會就對它提出各種嚴格的要求，創新啊、機構設置啊、執行能力啊，這是非常不實際的。所以很多草根為了機構能夠活下去，為了籌錢就會變得很盲目，他們不停地去申請項目，去招標，而不考慮這個方面究竟擅長與否。

　　我很同意呂朝（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主任）分享的一個觀點，事實上非公募基金會就應該幹些有風險的事，尋求突破和創新永遠都是需要浪費的，需要冒風險的。非公募基金會應該舍得拿出一些錢，投給那些還不是很成熟但有潛力的機構或個人，幫助他們成長。這也是一種能力，你怎麼樣通過資助把這個機構培養出來。

　　業內人士聲音>>>

　　徐永光：基金會信息披露不足

　　本報訊 （記者 陳江宏 張木蘭） “今年年底，基金會中心網計劃完成全國1900余家基金會的信息收集，但現在僅僅完成了700多家，任務艱巨”，徐永光説，1900多家基金會裏只有400家有定時更新的網站,1200多家基金會居然連網站都沒有，嚴重缺乏信息披露渠道，信息化水平相當低。

　　9%完整披露核心信息

　　論壇上公佈的《中國非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指南》（下稱《指南》）印證著徐永光的説法——通過對65家非公募基金會的信息披露狀況進行調研後顯示，9%的非公募基金會發起方或管理者能遵循機構透明和公信力，對運營行為及核心信息進行客觀完整地披露；5%的非公募基金會發起方或管理者認為公益行為應該低調，寧願選擇不披露信息，也不願因為披露過多信息而被公眾過分關注；86%的發起方或管理者選擇中間狀態，只按照政府主管部門的要求進行披露，既不會更多也不會更少，並沒有對所在機構的信息披露有嚴格的要求。

　　《指南》顯示，為了通過政府年檢，獲取捐贈資金，幾乎所有機構對政府和捐贈者的信息披露都是及時和完備的。但對其他利益相關方，如公眾、媒體等，88%的機構選擇有所保留的披露或不披露，同時，非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的程度參差不齊，信息披露的渠道分散，一些機構的信息缺乏途徑被公眾獲知，淪為形式主義。

　　非公募基金會年底將超千家

　　據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楊岳介紹，目前共有非公募基金會846家，預計年底將超過1000家，大量涌現的非公募基金會改變著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格局和生態。

　　去年7月，首屆非公募基金會論壇在北京舉辦後，一批非公募基金會共同發起《非公募基金會自律宣言》，號召建立公開、透明、接受社會公眾和媒體監督的非公募基金會，並在今年搭建起“基金會中心網”。但調查顯示，目前非公募基金會信息披露的渠道較為分散。在65家機構中，政府主管機構的網站披露信息的有39家，佔60%。其餘40%中，除了4家國有企業發起的、在民政部註冊的基金會之外，全部屬於在地方民政部門註冊的非公募基金會，但在民政部信息網站和地方民政信息網站全無其年檢信息、年度報告信息或其他信息。

　　《指南》強調，非公募基金會發起方、管理者和從業者需要對此有更積極的意識和更坦誠的心態，只要披露的信息符合非公募基金會的公益宗旨，沒有違反相關法律法規，不涉及個人隱私，都應該且需要毫無隱瞞地披露。對於披露的信息，只要有合理的解讀和説明，對公眾進行正確的引導，機構的運營也不會因此受影響，相反會進一步增強機構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建議分級披露，分級監管

　　上海真愛夢想基金會秘書長潘江雪以真愛夢想為例講述了基金會年報該如何披露：基金會作為公益財産的受託機構，有義務建立制度化的自我約束機制。體現在信息披露方面，就是在相對固定的格式框架內，不以管理層自身意願和得失為取捨，真實準確、及時完整地披露基金會運營管理的核心信息及監管要點。在這個意義上，嚴格的報表內容格式化可以保障披露內容的基本質量和完備性，避免報喜不報憂、避重就輕的情況發生——今年4月，真愛夢想以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的格式準則為模板，結合自身運作的特點加以調整，形成了真愛夢想2009年報的披露結構，試水“裸報”。

　　潘江雪表示，基於中國目前現狀，她建議創建一個與目前中國公益行業發展相匹配的基於分級信息披露的分級監管體系。在分級披露與監管的體制下，呼籲監管部門針對不同披露標準的基金會給予不同的考核等級與政策扶植措施，在稅收優惠、政府採購、投資管理、人員薪酬限制等方面給與達到高級披露標準的基金會以更多的政策支持，以此推動整個行業向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