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組織困境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工作的美好之處是讓人們相信也許真的可以拯救這個世界于水火之中。這個巨大的光環讓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與厭煩了當下生活的公司人對成為其中一員心生嚮往。不過，要是他們知道NGO的工作概括起來其實是：很少的薪水，身處險境與誤解，以及不太體面的辦公室的話，他們中想必沒多少人會喜歡這個職業的。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馬山縣古寨瑤族鄉古棠村琴榜屯是陳學崇的一個項目點。就像這個繞口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樣，這裡地處深山，人跡罕至。陳學崇是“樂施會(OXFAM)”昆明辦公室農村發展與災害管理的項目官員，他的工作就是去到這些項目點，幫助當地的村民修路或者以各種可行的方式擺脫貧困。

　　陳學崇去一個項目點的路徑是這樣的—先從昆明辦公室坐13個小時的火車去南寧，再轉5個小時的汽車一路顛簸到達古棠村，然後徒步走6公里的山路到琴榜屯。樂施會是一家大型的國際發展和救援機構，致力於消除貧窮以及與貧窮有關的不公平現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分支機構，其組織的義賣活動常常能吸引到很多一線明星參加。人們常會幻想在這樣的國際組織裏工作可能與在外企並無兩樣，但實際上陳學崇現在同時進行的59個項目，無一例外，都在廣西或者是雲南最貧困與最邊遠的深山老林裏。

　　通往這些小村莊的路在陳學崇的眼裏凶險難測，“筍一樣的山從地下鑽出來，都是石頭，沒有土壤，站在半山腰往下一看就跟站在懸崖上一樣。”而他的工作便是和村民一起，在懸崖上變出路來。

　　為了採集冰山水樣以判斷氣候變化對冰山消融水資源的影響，“綠色和平”的資深行動統籌鐘裕經常需要去的地方是長江源頭與黃河源頭。鐘裕是中國少數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女性之一，但她不能要求她的隊員與她一樣富有經驗—這裡通常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急性高山症因為缺少救援的直升機説不定會立即要了某個隊員的命。如果碰上極端天氣，消融的冰川水還有可能讓深處雪山的鐘裕和她的團隊困在那裏幾天幾夜，束手無策。

　　所以被誤解的還有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NGO，“人們以為我們經常能去各種風景區免費旅遊，可是你來了就知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鐘裕對《第一財經週刊》説。

　　事實上，這樣的工作環境對多數人來説都會被稱為殘忍與嚴酷，它們看起來甚至可能不符合勞動法的規定—因為長期讓他們的員工深陷險境之中，對女性不留任何情面。但是這些NGO工作人員似乎更願意相信這裡所做的是“神聖的宿命”，他們中的一些人會留下來並接受這份工作的種種特殊性—其中最小的也許是沒法跟“國際組織”相稱的辦公室。

　　因為經費緊張，國際NGO也會為找一個稱心如意的辦公地點而煩惱，而這個煩惱看起來還沒有找到解決之道。

　　綠色和平的辦公室在北京東城區一個叫聚龍花園的居民小區。隔著一條馬路是綠色和平原來的辦公室—藍籌名座。遠遠望去，這兩個居民小區夾在了中石化與中國人壽大廈的高大身影之下。這裡的辦公環境算不上好，尤其是，綠色和平為了倡導對碳排放的控制，在大部分的辦公時間裏都不開空調，哪怕是在炎熱的夏天，通常也只把吊頂上的幾個電風扇打開而已。

　　VSO(英國海外志願服務社)在中國的首席代表李國志對《第一財經週刊》説，這是人們對國際NGO的誤解之一—人們通常以為資金來自於國外募款的國際NGO會比國內NGO的日子好過很多。因此VSO請來了專家培訓招募的志願者時，他們大多會先對這裡的辦公環境頗感意外。

　　緊鄰使館區的藍籌名座得到了很多NGO喜愛，這裡在最好的時候曾有五六家NGO駐紮。藍籌名座的租金核算下來是每平米每月60元左右，比寫字樓的租金要便宜很多，而比起聚龍花園，它還是多了一點商住兩用的味道。

　　所以儘管電梯間昏暗，老有一股揮之不去的從公共廁所裏飄出來的複雜氣味，隔壁的住戶炒菜的時候整個樓道裏都是油煙，但VSO和樂施會還是選擇把辦公室定在這裡。可是他們現在也遇到了和綠色和平一樣的苦惱—招募的項目組成員越來越多，他們應該去哪找一個租金便宜、又足夠大的辦公地點呢？

　　綠色和平來自香港的行政總監馮家強説，慈善組織唯一的經濟來源是捐款，他們可沒有理由租多少體面的辦公室。

　　作為一家來自英國的慈善組織，VSO的資金大多來自於英國海外開發署(DFID)的撥款。DFID已經公佈了最新規定—應審慎考慮慈善籌款流向除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當你去申請對中國的援助用於消除貧困的時候，他們會覺得你是在開玩笑，”VSO的李國志説，“DFID認為中國完全有能力自籌資金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中國社會的財富的確正變得越來越多。問題是，由於中國法律並未給國際NGO明確的界定，如果他們想要在中國獲得公開募集資金的權利，就必須要先挂靠在一個主管部門之下，合法註冊。但由於很少有主管部門願意承擔讓NGO挂靠的風險與責任，這個規定就如同“第22條軍規”一樣阻擋了大部分國際NGO在國內籌款的可能—這也是現在中國國內民營的“壹基金”遇到的問題根源。

　　無法在中國籌款，如果母國減少了對中國項目繼續投資的意願，有一部分國際NGO就會因此失去經濟來源而無法維持。同樣為資金煩惱的還有綠色和平，綠色和平的捐款有70%來自於香港的民眾捐款(香港規定了為慈善捐款可以免部分稅款)，30%來自於母國荷蘭，為了保證獨立性，綠色和平不接受政黨以及企業的捐款。

　　“對所有的NGO來説，籌款永遠是首先要面對的挑戰。”樂施會中國部總監廖洪濤對《第一財經週刊》表示。樂施會的資金90%來自於香港市民的捐款，而這些捐款會被根據項目合作協議和相應的預算分到大大小小上千家的項目合作夥伴，包括政府部門，NGO和其它學術、群眾團體等。

　　2006年從建設部辭職加入WWF(世界自然基金會)氣候與能源組，負責“低碳城市”項目的雷紅鵬説，籌錢的過程讓他最頭疼。

　　WWF中國在國內是沒有資金的，所有的項目都需要在WWF全球網絡裏申請資金。雷紅鵬他們的項目陸陸續續在WWF全球網絡裏向每個辦公室的氣候與能源相關部門提出申請，但是因為其它辦公室都在海外，他們只能反復用郵件和電話會議的方式聯絡細節。

　　雷紅鵬説，在申請資金的幾個月裏，等待電話和馬拉松式的電話會議是常態，因為要和不同的支持方報告工作計劃的細節，比如怎麼和政府合作、怎麼和研究機構合作、需要國外的辦公室派來哪些一線專家、需要多少錢來做這些、項目的不同階段有怎樣的工作計劃、總體推進時間怎麼安排……所有方面都要經過反復商榷，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海外辦公室拿到一定的項目支持。“有時候電話會議就是一整天，可能我們剛跟巴黎辦公室溝通了四五個小時，紐約辦公室就開始撥入電話，往往就是一整天都在電話會議裏度過了。”

　　事實就是如此，當人們抱著想要拯救地球的心態，已經不計較個人的報酬加入這個行業，只等著快點施展拳腳的時候，現實卻讓他們使不上勁兒—有些理想主義者認為這些是在“浪費時間”或者是“做不了正事”，這種挫敗感有時會讓他們最後選擇離開。

　　錢與人是任何一個機制可以有效運轉的前提保證，哪怕這些NGO的種類不同。人員離開給NGO帶來巨大的損失，綠色和平的馮家強認為，“這等於前期花費的人力資源培訓成本都白費了。”而人員頻繁流動則會給NGO帶來一個始料未及的副産品：人們會認為NGO的效率低下。

　　長期追蹤NGO信息的《中國發展簡報》編輯劉海英對《第一財經週刊》評價説，“很多人誤認為NGO裏工作的人就是熱情，但他們什麼都不懂，(最大的誤解是)他們甚至被認為毫無效率可言，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被認為無效的原因還在於很多NGO的工作很難評估，或者説當一件事情有了好的結果，很難知道造成結果的直接原因是什麼。

　　比如當一個村莊擺脫了貧困，就很難具體判斷是哪條政策引起了這個改變—有可能是因為政府的關注多了，有可能是NGO讓他們種植某種農作物的扶貧計劃選對了，還有可能是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呆在村莊裏的時間更長了。“很多時候如同引起貧困的原因有很多一樣，消除貧困也是很多因素共同導致的結果，所以需要多元化的扶貧方法和漫長的過程”。樂施會的廖洪濤認為，這不像企業那樣，很容易看到投入與産出，也很容易計算效率。

　　缺少有效的評估方式會讓NGO面臨誤解，在中國這個問題尤為嚴重，因為即使是潛在出資人通常也並不了解NGO的運作模式。

　　通常一個NGO能夠有效率地運作需要以下幾個部門的支持—項目管理(這是最主要的)、資源管理(比如財務)、人事(負責員工培訓與發展)、支持部門(PR，小型的NGO就由代表自己兼任)以及行政管理(日常管理)。這就像一個公司，缺少資金的麻煩是顯而易見的。對於做項目統籌的鐘裕來説，現實就是她無法招到合適的人。

　　鐘裕需要招的人是項目主任，像超人一樣的項目主任—有3到4年工作經驗，他或她需要對碳交易或者哥本哈根會議有自己的理解，有超強的執行能力與項目策劃能力，懂得與企業談判的技巧，還能巧妙地與媒體溝通，有在4000米海拔過夜的經歷，抗壓能力強，並且最好還要懂得識別化學品以及必要的保護。

　　但這些超人卻不能要求多高的薪水，是的，即使是國際NGO的薪水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高。一般項目主任的月薪只有5000元到8000元人民幣左右，但他們卻要有一半的時間在邊遠地區工作。這些超人們必須學會享受自己的工作，並且樂於接受較低的工資。

　　通常一個企業的人員流失率必須控制在15%以下才被認為這個企業的運轉是健康與良性的，NGO的流動率通常都會高於普通的企業。綠色和平現在的流失率基本在20%左右，樂施會的數字大概也在這個水平。難以相信的是，綠色和平曾經的人員流失率一度高達50%，無論怎麼看這都不是一個正常的數字，但有的時候它卻是合乎情理的。“幾乎每年，我身邊都會有同事離開，”樂施會的陳學崇説，“很多是因為家庭壓力，家裏希望能做更好的工作，能更加輕鬆一點；也有些是因為個人理想不能實現，覺得要投身其它領域。”

　　人員的離開有的時候是因為強度太大的工作與不相匹配的薪資，有的時候則是這個工作不符合員工們的預期：他們懷揣著拯救世界的夢想，卻發現首先需要拯救的是活在各類誤解之中的NGO自身。

　　多數國際NGO並沒有取得在中國開展活動的合法身份，接受《第一財經週刊》採訪的9名一線NGO員工，幾乎每一個都能講出一段自己因為沒法消除誤解而“把事情搞砸 了”的故事。

　　陳文實際上才剛剛加入這個行業不到一年，當他在做扶貧的計劃時，需要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如何評估這個村子的貧困根源，而是和當地政府解釋他們是幹什麼的。“當怎麼解釋也無法讓那名官員明白什麼是NGO時，你會覺得你的工作就是兩個字—崩潰。”陳文評價説，這讓他懷疑自己現在的工作到底有沒有價值。

　　在一個農村小額貸款項目中，陳文先是發現縣政府不願意接受幫助—他們覺得那樣就表示承認自己的工作沒有做好；接著發現村委會不願意接受幫助—理由是這種貸款方式會給村子帶來不安定。結果陳文被擋在門外，而項目根本未能開始執行。

　　有的時候鐘裕也會遇到解釋不清而被擋在門外的問題，這看起來似乎是所有的NGO一線員工都繞不過去的一道坎。按照各地陸續公佈的《環境信息公開暫行辦法》，鐘裕希望地方環保局可以公開當地某個企業的污染記錄，因為在他們的環境調研中，這個企業是當地環境不斷惡化的罪魁禍首。但環保局拒絕了鐘裕，“他們告訴我這是企業的商業秘密，不可以隨便公開，而首先他要我先解釋清楚我們屬於哪個部門，又是誰派我們來的。”鐘裕説，她的確很難解釋清楚這個問題。

　　市場、政府與NGO通常被認為是公民社會可以有效運轉的三個主要的因素，但在中國，一直遵循的是大政府的行事原則—大政府的好處是一旦災難來臨，可以非常迅速且行之有效地舉國之力應對，但留給NGO這樣的非政府組織的空間卻太過有限—既包括行動空間，也包括公眾的理解空間。

　　“我的親戚朋友很難理解我在幹什麼。”鐘裕説，“我告訴他們我的工作是阻止污染大氣的排放，保護水資源與森林資源，他們會反過來問我説這些事為什麼需要你做，難道不是政府的事嗎？”

　　這是一群怪人—很多人就是這樣想的—這讓NGO的員工很容易形成屬於他們自己的圈子。這也是一群特質鮮明的人，“比如他們確實很操心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類似于哥本哈根大會為什麼不能達成一致，並且天真容易激動。”鐘裕説，“當然我們也有優點，比如尊重多樣性與團結—沒有勾心鬥角，人們樂於分享而不是競爭。”

　　在NGO這個世界裏，到處是曾經被這個行業的危險和痛苦擊退，但是又重新回來的人。在NGO工作的頭兩年會被認為是一道檻，如果兩年以後可以留下來，那麼大多人就會永遠留在NGO這個行當裏，另一道檻在鐘裕看來是30歲需要成家的年紀。而有的人在NGO的生涯則一直在上演著離開又回來，回來又離開的循環戲碼。

　　那些如陳學崇一樣始終無法離開NGO的人多半是因為這裡的生活帶來的成就感。樂施會的陳學崇給幾乎與世隔絕的琴榜屯帶來了一條公路。村民們有強烈的意願要修通這條路，但因為缺少資金，他們慢慢地打開4公里的路基，用了8年時間卻還沒有修好這條路。

　　“其實要修這一條路，村民們有的是動力，但是他們的確資金太少了，我們投入的資金可以幫助他們在一年裏完成另一個八年的事情。”陳學崇説。這個項目從2007年8月到2008年10月結束，陳學崇在期間一共去了琴榜屯3次，每次陪伴他的都是6公里佈滿尖利碎石的路。“我們去做監測，看我們撥出去的錢是不是用在地方了，看看項目進展怎樣。”當陳學崇離開的時候，村民得到了修路的資金，他們也學會了如何再籌劃一條新道路—比如誰負責管錢，誰負責和水泥，誰負責維護。

　　這些成就感支撐著像陳學崇這樣的人一直留在NGO裏。陳學崇2003年從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後，先後從事了兩份NGO的工作，前者是一家國內的NGO。陳學崇代表了NGO工作人員的一種普遍經歷，有農村工作或生活的背景(比如來自農村或者是畢業于會接觸到農村項目的院校)，一直在這個行當裏打轉；另一部分人則是像鐘裕這樣體驗過不同的人生，在來綠色和平之前，鐘裕是一家電子商務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者。

　　鐘裕很快又要開始為尋找合適的項目主任發愁了。因為當一家企業以多於綠色和平四倍的工資要挖走鐘裕的一個項目主管時，她知道任何的挽留都是多餘的。而陳學崇依然沒平衡好理念與現實間的關係：“懷疑自己的人，可能就離開了；但是如果完全不懷疑自己，又恐怕會變成堂吉訶德……”他説，這是他遇到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