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慈善憑什麼成氣候

　　香港市民被稱作“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在港人的觀念中，慈善不僅僅是憐憫和施捨，他們是把服務社會當做自己應盡的責任，漸漸地，形成了這樣的社會氛圍：擁有足夠的財富並不代表成功，社會奉獻和社會責任感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標準。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香港對慈善的觀念成為許多企業家向慈善家轉變的動力之一，不少富豪用在慈善事業上的精力比用在企業上還多，推動了香港慈善業的發展。

　　李嘉誠在1980年就成立了李嘉誠基金會，到現在對教育、醫療、文化等公益事業的捐款逾130億港元，他將基金會視為“第三個兒子”，投入其1/3的資産。今年9月，李嘉誠宣佈撥出3億港元發起“香港仁 愛香港”公益活動。他曾説：“我的錢來自社會，也該用於社會，我已不需要更多的錢，我賺錢不是只為自己。為了公司，為了股東，也為了替社會多做些公益事業。”

　　余彭年，香港知名商人、著名慈善家，主要從事地産建築、酒店業。2007年，余彭年與李嘉誠一起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全球14大慈善家之一。2010年，88歲的余彭年宣佈將其名下剩餘的所有資産，共計32億元人民幣，全部投入“余彭年慈善基金會”，“余彭年慈善基金會”的資産價值達82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第一個超10億美元的慈善基金會。余彭年在2004年辭去酒店董事長的職務，成為一名專職慈善家，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業之中，他啟動的“光明行動”在全國18個省做了15萬多例白內障手術，幫助大批貧困患者重見光明。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是香港慈善家李兆基經常説的一句話，他在事業稍有成就時，就開始熱衷社會公益，早在1978年，李兆基斥資2000萬港元重建香港培僑中學，從2005年到2007年，他僅向香港各大院校捐贈就達11億港元。李兆基也為內地提供大量資助，近年為支持復旦大學教育建設捐贈了1億元人民幣，向北大、清華共捐贈4億元人民幣。對於一向低調的李兆基，曾有人評價：“求他自述難，求他捐款易。”

　　“滿城盡懷慈善心”

　　富人群體的社會貢獻率高，普通市民呢？

　　每年香港都會組織“公益金百萬行”活動，“百萬行”是香港眾多籌款項目中歷史最悠久的活動之一。港人不論什麼身份，都樂意加入募捐隊伍中，普通市民盡其所能參與其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慈善，已不是富人的專利。

　　“賣旗”也是香港募捐活動之一，義工在街道上向路人籌款，當人們把錢投入籌款袋後，義工便會將一張小貼紙貼在捐款者的衣服上。每逢週六“賣旗日”，許多由香港中小學生自發組成的“賣旗仔”會拿著透明的募捐箱，用“貼旗”的方式募款。

　　有些人身上已貼有“旗子”，再次經過募捐箱時，繼續把錢投到裏面，結果身上就會被貼上好多枚“旗子”。

　　在“賣旗”的過程中，難免會遭到拒絕，但這並沒有打消“賣旗仔”的熱情，多次參與過“賣旗”的黃同學説：“雖然有時會被拒絕，但不覺得尷尬，因為是在做善事嘛！”陳太太經常帶著自己上四年級的女兒做義工，她與女兒互相比賽誰“賣旗”的數量多，她説這樣不僅能鍛鍊孩子的溝通能力，更能讓孩子從小懂得要幫助別人，培養愛心。

　　慈善何以蔚為風氣

　　慈善公益風行港九，並非一蹴而就。形成這樣的風氣，有賴於當地政府、社會機構、熱心人士的長期推動，使公益概念深入香港人心。

　　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香港發生暴亂，提供社會福利對當時的香港社會起到了安撫作用。香港政府與志願福利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後，前者對慈善事業一直起到支持、鼓勵和推動的作用，現在香港的許多非營利機構，不單在提供服務方面分擔了政府的負擔，還在財政上減輕了政府的負擔，已成為維持社會安定繁榮的強大力量。

　　香港作為一個多元社會，階層高度分化，因此香港慈善組織在面對有多種需求的社會群體時，也提供多層次、多形式的服務，將服務拓展到各個角落，建立不同檔次的福利設施，覆蓋面大，受益人群廣。眾多的香港慈善組織，用多種形式幫助當地社會底層人群。

　　由於香港歷史的特殊性，慈善事業經歷了不尋常的發展，西方觀念的逐漸滲入，使香港慈善“西化”色彩比較濃厚，尤其在制度層面上借鑒了海外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成功運作模式。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制度的有機結合，成為香港慈善的一大特徵。

　　港人還為內地提供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幫助。“譚兆基金慈善基金”創始人譚兆，祖籍在廣東新會雙水鎮，他初期是在香港成立公司，借內地改革開放的東風，譚兆回到廣東投資，賺錢後飲水思源，多年來累計在內地的公益捐資高達數億元人民幣。正因為許多港人在取得財富的同時懷著感恩的心，樂於助人，熱心公益，香港慈善才會如此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