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艾NGO組織註冊之路

草根NGO越來越多，發揮作用也越來越大

從上海經驗看來，政府對NGO註冊態度也越來越寬容

　　上海靜安區青年預防艾滋病服務中心的成功註冊預示著：政府對於社會組織的態度越來越開放了。

　　■ 本報記者 陳江宏

　　2009年9月30日，國慶60年大慶的前一天，卜佳青冒著大雨步行半個多小時，走進了上海市靜安區民政局的大門。此時，這個心懷激動、興奮、不安、擔憂的年輕人，並不知道裏面的這一場會面將為他打開一扇嶄新、幸運的大門。

　　辦公室裏，上海市靜安區社會團體管理局副局長辛一凡正在辦公室等待著卜佳青，他就NGO合法註冊的一系列規定，如註冊的種類、註冊的選擇以及需要準備的材料、尤其是要首先找到有關部門做自己的業務主管單位等等向小卜一一進行説明。這樣的講解辛一凡曾進行過很多次，但是這一次他面對的諮詢對象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首家以男同為主體的防艾NGO 成功在上海註冊

　　雖然是標準的85後，但是年輕的卜佳青已經有了2年多的草根NGO管理經驗。2007年，他成立了上海與非門工作組（下簡稱“與非門”），這是個男同性戀者（下簡稱“男同”）自發組成的鬆散型草根NGO，致力於艾滋病的防治，它的服務人群也主要是男同。

　　和眾多的身處灰色地帶的草根NGO一樣，通過註冊實現合法化，是小卜和夥伴的夢想。他也曾在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係蔡屹老師的幫助下努力過，但是目睹身邊多個草根註冊的艱辛和無果，他們一度把這個夢做小了。

　　在中國，根據現行法規認定的合法身份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這三種形式的NGO，由民政部門作為登記管理機關負責登記註冊。現行法規要求，一個組織要申請登記註冊，必須有相關的業務主管單位的批准，後者為政府職能部門或法律法規所許可的特定機構。對於民間自發的草根NGO來説，得到相關業務主管單位的批准並申請獲得登記管理機關的登記註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更別説是以同性戀人群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組。

　　直到2009年7月，在北京“中蓋艾滋病項目”的一次培訓上，卜佳青遇到了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的王名教授。和卜佳青一樣，許多機構都提出了註冊問題，王名對此作分析並提出相應建議，並提到了總部位於浦東、致力於培育發展基層NGO的孵化機構——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下簡稱NPI）。“是這次培訓點燃了我心中的火焰。”卜佳青表示，這一場討論激發了他把註冊夢想付諸實踐的決心。

　　而和辛一凡副局長的一番談話，讓卜佳青豁然開朗。“和辛局一見面，我就覺得不一樣，他張口就問我，目前註冊有三大形式，你要哪一大？可以説，這一次和辛局長談話後，我才知道原來還有要尋找主管單位的規定”，雖然大專專修的就是法律，但是小卜承認此前自己在這方面的相關法律知識儲備極少。

　　半年後，2010年3月22日，卜佳青拿到了靜安區民政局出具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登記證書——上海靜安區青年預防艾滋病服務中心(在核名中替換掉了“與非門”的名字，下簡稱青艾)註冊成功。這是上海首家在民政部門登記註冊的以男同為主體、致力於性病、艾滋病防治的公益性草根組織。

　　在其背後不容忽視的現實是，艾滋病正在男男性行為者裏氾濫。據中國衛生部早前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中國有500萬至1000萬男性同性戀者，而同性戀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在逐年上升，而其中又以16－30歲的男性為主，這類人群的危險性最大。

　　第一次註冊 以失敗而告終

　　回到上海後，卜佳青和NPI取得了聯絡，申請參與NPI的入殼孵化過程。所謂“入殼孵化”，即通過提交相關資料成為NPI孵化對象，經過嚴格的三輪篩選過程，由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及專家組成的評審團確定能否通過孵化，最終入圍並啟動登記註冊程序。

　　當時提出申請入殼的共有8家NGO，最終入圍6家。可惜的是在最後一輪篩選時，與非門被淘汰出局。

　　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登記管理機關和有關專家認為與非門的服務對象範圍小，人群相對狹窄（只針對男同人群），且相對比較敏感，因而對其登記註冊有所顧慮。“我覺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篩選時有評委問了我關於NGO怎樣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説實話對這個問題我沒有思想準備，回答的內容非常牽強”，這使得與非門第一次註冊申請嘗試以失敗告終。

　　“其實當時NPI最吸引我的，是入圍後一年能有3到5萬元的小額獎勵，還有免費提供辦公場地”。在此之前，與非門並沒有正式的辦公場地，主要活躍于互聯網上，通過QQ和博客聯絡服務對象。

　　第一次註冊失敗後，卜佳青沒有消沉，他冷靜思考，努力去拓展自己的人脈，發動個人的社會關係，積極尋求各種幫助。10月15日，多位參與了青艾註冊的相關人士，均向《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最初是被“小卜的熱情和執著感動”，從而盡力去幫助他。

　　給予卜佳青強有力支持的，還有一位老者——上海自強社會服務總社執行董事兼總幹事孫安清。孫多年來致力於戒毒公益活動，有著豐富的公益實踐經驗，在退休前，曾長期在上海市公安系統任職，有著廣泛的社會關係。

　　孫安清為卜佳青提供多條線索，分析情況，提出建議，同時引導他和政府相關部門溝通、交流的方法技巧等。在與孫的聯絡交往中，卜佳青得到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和線索，通過分析討論理清了思路。今年3月，青艾註冊成為民非後，孫安清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理事長。

　　於此同時，消息靈通的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係的蔡屹老師（現為青艾副理事長）告訴卜佳青：靜安區對社會組織註冊的政策支持力度比較大，極有可能在那裏得到突破。事後證明，這個零的突破果然從靜安區民政局開始了。

　　“只能説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遇到的每個幫助我的人，都在從不同的方面給了我有益的提示、補充。”10月16日，卜佳青告訴《公益時報》記者。

　　第二次註冊 找到主管單位，實現身份合法化

　　其實，在卜佳青企圖在靜安區有所突破的很早以前，靜安區就開始了自我突破。

　　2007年，靜安區在全國首創的“1+5+X”的社會組織“民管民”樞紐型模式，運行三年多來，為政府創新社會管理探索出了一條獨特的“靜安之路”。截至今年9月，靜安區註冊的社會組織已有391家，平均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12.6個，遠超全市、全國平均水平。

　　所謂“1+5+X”樞紐型模式，即作為“1”的區社聯會扮演“總樞紐”，“5”個社區（街道）社聯會和勞動、文化、教育等“X”個系統社聯會是“子樞紐”，它們本身也是社會組織，但擔當著協調、服務平臺的職責——一個“草根之家”：一手牽著眾多專業化的社會組織，一手連著黨組織和政府機構。

　　今年初，在“1+5+X”模式中充當“總樞紐”的靜安區社會組織聯合會，受到民政部表彰，晉級為“全國先進社會組織”。著名社會學家鄧偉志曾表示，靜安區有眼光，把社會組織聯合起來，走在了前面。每年，通過財政撥款，靜安區為急需資助的公益性社會組織提供專項經費。剛批准成立的青艾也被列入資助名單。

　　而卜佳青在註冊中最為關鍵的一步就是找對了人，在最迷茫的時候找到了靜安區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顧維民。顧曾擔任靜安區人大副主任，正是他向卜佳青推薦了辛一凡。而在辛一凡看來，他曾在民政局分管過婚姻登記，相對比較了解艾滋病目前的傳播和危害，所以對於這個組織心裏是比較認可的。

　　第二次嘗試開始了。

　　按照常規思路，卜佳青找到了靜安區衛生局希望能夠做主管方，但是衛生局從沒有給像“與非門”這樣的草根組織做過業務主管單位，因此，拒絕了挂靠申請。

　　關鍵的時候，顧維民及時提醒小卜：既然是要做青年人的防艾工作，為何不去試試主抓青年工作的團區委呢？

　　事實證明，第二次註冊的關鍵轉折正是發生在這個環節。顧會長進而幫助卜佳青與共青團上海市靜安區委員會書記唐淩峰取得聯絡，在這次會面上，卜佳青直言自己想要註冊的組織主要工作對像是男同人群，唐書記當即表示理解和支持，“這個主管單位我們來做”。

　　此前，共青團上海市靜安區委員會下已有3家社會組織挂靠（上海益優青年服務中心、上海音速志願服務中心、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務中心），青艾是第4家。10月15日，唐淩峰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對於青年自組織的挂靠，區團委有兩個硬性標準：一個社會組織的服務對象必須是青年人，一個必須是公益的組織，只要符合他們就會伸出援手。他同時坦承，雖然現在他“非常喜歡這種合作關係”，但在當時答應做主管單位是“冒了點風險的”，畢竟這個組織確實性質敏感。為此，他曾悄悄從側面進行了詳細的背景審核，如在公安局是否有過不良記錄？與疾控中心是如何合作的？與哪些組織或者教授有過交往等。在確認符合要求後，2010年3月15日，團區委正式下發了批准擔任業務主管單位的紅頭文件。

　　隨後，卜佳青以最快的速度辦好了會計師事務所的驗資報告、機構專用銀行賬戶的設立、完成機構註冊的核名、到各有關部門蓋公章等相關準備工作，並將所有材料提交給民政局註冊科。核名時，卜佳青巧妙地避開了“同性戀”之類的敏感字眼。

　　於是，一週後，2010年3月22日，他以令人不能置信的速度拿到了註冊法人登記證，更名為“上海靜安區青年預防艾滋病服務中心”，獲得了正式法人資格，註冊于上海市靜安區民政局，其業務主管單位為共青團上海市靜安區委員會。

　　在註冊成功後，孫安清出任理事長，蔡屹出任副理事長，上海青艾的理事會還包括卜佳青、巫雲輝和劉洋三人。目前，上海青艾有7位正式成員（非志願者形式）。

　　揚眉吐氣 “終於上面有人了”

　　取得了合法身份後，卜佳青的好事接踵而來，那是一種“終於上面有人了的感覺”。

　　先是靜安區社會團體管理局為他在“社會組織孵化園”裏，騰出了免費的辦公場地，明亮的大廳、嶄新桌椅。隨後，靜安區社會組織聯合會給出了1萬元的開辦補貼，靜安人保給予1萬元創業補貼，通過和街道合作，“打包”給他進行高校的艾滋培訓。但是，成長的煩惱隨之而來。

　　坐在寬敞的辦公室裏，卜佳青心裏發慌，他接觸不到服務對象。於是，今年8月，青艾移師到松江大學城附近，成立“同志文化中心”。青艾今後的主要工作對像是青年人口，而松江大學城正是上海青年人口最為集中的一個區域。松江大學園區由七所高等學府組成,分別是上海外國語大學、華東政法學院、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東華大學、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復旦視覺藝術學院以及周邊的立達職業技術學院組成。

　　“你首先要清楚你是誰，你能為社會解決什麼問題？還有你自己的生存問題乃至可持續的問題。”每次一見面，顧維民就會這樣提醒卜佳青。

　　“青艾本是以男同為工作對象的，今後將逐步發展為以男同為主兼顧其他青年人口的社會組織。”成功註冊後，就將面臨嚴峻的生存問題，卜佳青心底不免忐忑。

　　錢從何來？

　　目前，青艾的全年運作經費至少在10萬元左右（人力成本3000元/月，房租4000元/月），刨去靜安區給予的1萬元專項資助和1萬元開辦補貼外，青艾參與的全球基金的資金是6萬元，“中蓋艾滋病項目”是4萬元，再有一些和CDC的合作，加起來是剛好夠。

　　“我有信心，明年的這個時候我會活得更好，我想到那個時候，我就能回答當時在NPI裏我沒能答出的問題。”10月17日，面對《公益時報》記者的提問，卜佳青總結了註冊後給他帶來的好處：首先，有了合法身份，就能夠給員工購買保險進行福利保障，就連3個義工都購買了保險，還和上海靜安區社會工作協會進行了合作。

　　辛一凡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成立為民非多了一個渠道，這對靜安區乃至對整個上海的艾滋病防治都是很好的探索。

　　卜佳青説，他最為看中的是政府購買服務，因為了有了合法身份得到他們的扶持，青艾已經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8萬元的資助；明年三月，要向社會進行財務公開，透明，接受監督，以前都是把項目的錢存到個人的賬戶裏，全靠個人自覺，這樣很缺少公信力；註冊後，感覺有發言權了，可以直接和政府對話的感覺非常好。而合法的身份也受到了高校的信任，華東理工、復旦醫學院等高校也紛紛邀請青艾的去象牙塔進行防艾主題演講，“同志文化中心”甚至成為了社工係學生的實習點，很多防治艾滋、反歧視的觀點就這樣可以對年輕人進行滲透；而更多的社會需求讓卜佳青感受到，團隊建設修內功的重要性，現在卜佳青在準備考心理諮詢師，員工裏有人要考社工，如果沒有合法身份和長期進行的勇氣和信心，也許就放棄了。

　　模式可複製 靜安將成社會組織“矽谷”

　　如果卜佳青的註冊不放在上海，是不是就不會成功？

　　對此，靜安區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顧維民表示，這個完全可以複製。雖然，卜佳青的例子是在上海，大環境很好，共青團委的領導本身思想解放，工作創新思維強，民政局工作務實，再加上青艾的這群孩子們整合資源意識強，懂得及時溝通，有所變通。共青團上海市靜安區委員會書記唐淩峰持有同樣觀點，推廣複製有很多因素，區委的重視、民政的態度都很重要，但他覺得更值得總結的是卜佳青的謙和心態。一些NGO比較清高，做事思路不同和政府拉開了距離，默默前行，等到意識到身份的重要性時，往往錯過時機。

　　蔡屹則表示，NGO的管理者要有眼色，要看政府感興趣的，委婉避開政府的敏感，要多交朋友。卜佳青在一旁以自己為例，成立註冊後，這些好朋友甚至幫助他怎樣免稅，經過努力得到稅務局暫緩徵收的回復。

　　上海自強社會服務總社執行董事兼總幹事孫安清表示，複製的問題完全不用擔心，社會上類似需要服務的人群並不少，政府的認知進了一步，但是路程還很長，更關鍵的是，如何做下去，既然已經有了第一步，以後工作就看自己，闖出去在中國就是先驅者，其中肯定會有無法克服的困難，必須堅持下去。在相當的一個階段裏，還要艱苦奮鬥。

　　而據上海市靜安區民政局副局長、靜安區社會團體管理局局長郭慧峰透露，靜安區新一輪的社會組織改革即將開始，明年“孵化基地”將改為“社會組織園區”，辦公場地將設在市中心，民政局將降低門檻，從守株待兔到主動出擊，甚至要把靜安建設成為社會組織的“矽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