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已改變國人生活方式 即使啃老也只能蝸居

　　在現實的購房人群中，為擇校、結婚、健康等目標而一擲萬金的，實在不算少數。從中小學生到待婚青年再到老年人，不同年齡段的社會群體被房地産捆綁，間接成為房地産價格畸高的推動者與受害者。這種目的性極強的“慷慨”投資，不僅需要政府層面對社會資源的均衡調控，也需要個人消費的理性謹慎。

　　婚房投資：

　　高房價引發生活方式深層轉變

　　“一平方米的格子間，每日擠公交，中午一個盒飯，每個月幾千元的房貸……”這幾乎被視為是小白領新婚生活的真實寫照。曾經在很多人眼裏是美好幸福的“婚房”，如今成為沉重的負擔，為了一套“婚房”，有的窮儘自己所能東拼西湊，有的“啃老”依賴父母，有的不惜大幅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甚至不敢要孩子，“婚房”成為年輕人乃至父母身上最沉重的“殼”。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群體，在高房價下悄然改變著自己的生存方式。

　　白領夫婦匿身“校園”

　　漂居在城市中、尚未獲得城市戶口的年輕人自稱為“城漂族”。記者採訪了北京、上海、南京、南寧的多位“城漂族”。儘管買房的成本參差不齊，但都遠高於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

　　在北京房屋購買一套三環以外、四環以內，8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以均價8000元計，800080=64萬元，加上裝修15萬元，對年收入八萬元的白領而言，需要10年時間才能達到目標。

　　上海的婚房也同樣價值不菲，100平方米以上市區內的房屋以均價10000元計，就要開銷100萬元，裝修費計15萬元，對於年收入八萬元的消費者而言，需要14年才能達到目標。

　　南京的一套80平方米以上市區內的房屋，以均價6000元計，48萬元，加上裝修費五萬元，對於年收入六萬元的白領來説，需要10年時間才能實現。

　　“婚房距離我們漸行漸遠，結了婚的我們只能‘匿身’在校園中。”正在北京一所大學讀博士學位的文姬琳説，“我男朋友月收入6000元，我自己月收入不到2000元，即使畢業出去，當年月收入也不會超過4000元，買套房子就意味著長時間不吃不喝才行。”

　　於是，已經領取結婚證的文姬琳和男友採取各自蝸居在校園，相互想念的時候就去賓館聚聚的做法。她説：“像我們一樣‘匿身’高校的高學歷、博士、博士後夫妻很多，房子讓我們一直在努力，我們現在既不敢想要小孩，也不敢讓父母來看望我們。”

　　即使“啃老”也只能“蝸居”

　　“我們也不想‘啃老’，但不‘啃老’就拿不出那筆錢來買房子，現在就是‘啃老’也還是只能在城市裏‘蝸居’。”在南寧市民族大道上東國際買房的曾瑞林説。

　　曾瑞林買的房子每平方米超過6500元，實際使用面積不過40多平方米，要花費30多萬元。而他和女友的年收入總額還不到5萬元。“我和女朋友兩家老人都是在農村生活的，靠家裏借錢才勉強交了首付。現在就是‘啃老’了，也還是只能‘蝸居’。父親生病好幾年，想上南寧來找大醫院看病都沒地方住。”

　　南京大廠的王鵬在當地一家外企當白領，收入中等，最近要準備結婚。從工廠退休的老父親一輩子省吃儉用攢了20萬元，準備在房價相對便宜的江北給兒子買房子結婚。2008年下半年房價增幅趨緩、個別樓盤還有較大幅度打折的時候，一直觀望著沒有出手，如今卻發現，手上的錢連首付都支付不了了。

　　“現在江北的房子價格很多在8000元以上，還有個別甚至破萬了。買個房子差不多要上百萬，20萬元有啥用，連付首付都不夠，貸款也貸不起。現在只能繼續寄居在父母的老房子裏，兩代同堂，估計結婚也要在老房子辦了。”

　　將“裸婚”進行到底

　　“能負擔卻不願意背負太多壓力，從談戀愛到結婚，全靠租房，甚至酒席、婚紗照都不辦！”這就是面對高房價出現的“裸婚族”。

　　父母都在柳州市退休的楊光告訴記者，在上海工作的自己月收入10000元，女友收入也有8000元，但卻不願意背負太大的買房壓力。經過認真做父母工作，兩家人都同意租房結婚。

　　“我們再接再厲，讓老人把婚宴也取消了。至於婚紗照的開銷，都改為外出旅遊算了。”楊光説。他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跟房東簽訂為期20年的租房合同，面積10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不過5000元左右。即使結婚生小孩，也沒什麼問題。

　　“在上海打工創業，不等於必須在上海退休養老。”楊光説。“我們都是外地人，如果生意做得好，還是想回家鄉去發展。正是這個理由説服了‘買房為安’的父母。我們真不想讓年邁的父母與我們一同承受巨大的房貸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