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主控方向

　　——第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的別樣解讀

　　據上海證券報，目前這種機製造成通脹風險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政府為保持金融體系穩定讓“資産泡沫”軟著陸的難度和成本卻變得越來越大。所以，關注“通脹”並不等於要“率先”或“死守” “寬鬆的”經濟政策的組合。為了減少歐美國家救市政策可能的“遲鈍應對”和由此帶來的“負外部性”，我國現在就應加大力度引導産業資本向實業投資集中，限制金融資本過度流向股市或樓市。

　　中國第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非常令人振奮，但是，判斷中國經濟是否已有了“質”的飛躍而到了可以結束救市政策的階段，卻還是很難。

　　這幾天我在台灣參加“金融海嘯與兩岸經貿”論壇，準備題為“後危機時代的課題”的演講，所以在此想著重談談當前中國通脹的形成機制與防範之道。

　　眾所週知，正是憑藉政府主導的經濟刺激計劃，公共投入彌補了外部市場需求萎縮的困境，中國經濟才從今年上半年以來保持了增長的復蘇勢頭。不過，從今年第二季度開始，外部市場需求漸趨恢復，但其消費者的偏好則從“時尚”品、“財富增值”品轉變成對價廉物美産品的喜愛。而中國恰恰在勞動密集型産業上擁有無與倫比的價格競爭優勢，貿易順差的恢復因此也越來越明顯。所以危機前支撐著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沿海東部地區，現在的復蘇態勢就明顯落後於政府扶持的中西部。另一方面，歐美各國經濟同步救市計劃産生了“正”的外部效應，雖然就業狀況的惡化程度依然令市場擔憂，不少學者還是依據經濟復蘇的數據估計經濟靠政府救市的危機時代即將結束，而“後危機時代”可能首先將面臨因各國政府大量注資等金融手段的救市方式所留下來的“高通脹風險”後遺症。

　　至少中國最近出現的一些問題很令政府擔憂：首先，在經濟復蘇的同時，信貸卻增長過速、外匯佔款增加明顯、産業資本轉向金融資本的傾向也已顯現，尤其是民營資本和外來資本在沒有“商品市場”盈利的局面下，將其資金投向了貌似財富來得快的股市和房地産市場，局部地區的樓市價格在危機中沒有實質性調整的狀況下一路上揚，增加了當地居民和企業的生活成本和商業成本。而且，大量遊資又在乘“虛”進場，於是，虛增的資産泡沫可能會通過大眾的“貨幣錯覺”，造成消費過旺的態勢，進而産生由這種流動性過剩所帶來的通脹。

　　筆者個人認為，目前這種機製造成通脹風險的可能性並不大。不管怎樣，這一輪通脹很大可能將先起于發達國家。他們都還沒有形成通脹格局，中國自身通脹壓力已不可能憑空而起。但不可否認，今天政府為保持金融體系穩定讓“資産泡沫”軟著陸的難度和成本卻變得越來越大。而且，目前國際要素市場價格也在反彈，如果國際金融資本再次看到世界經濟復蘇會為自身財富效應帶來機會，那麼，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那種由金融大宗商品投機所造成的生産要素通脹可能會重新席捲而來，如果我們無法抑制“支撐就業和産業結構轉型”的實業投資，那還得面臨輸入性通脹。

　　當然，今後一旦輸入型通脹變得勢不可擋，那麼，我認為其危害要比去年的狀況更大。因為今天國內企業“整合”步伐在加快，企業在國內的定價能力變得越來越大，高成本的負擔很容易轉變為最終商品的價格上漲——從而導致廣大消費者的生活負擔變得越來越大。再者，由於中國政府在救市中的投資力度和經濟調整的佈局方面的干預程度超過了其他國家的規模和深度，由此帶來的大部分城市“地方一般財政收支”的赤字問題已經變得不容忽視，如果中國政府目前的“輸血”機制今後不能實質性轉變為市場健康的“造血”功能，即“稅基”越來越脆弱，那麼，越來越嚴重的財政赤字所帶來的通脹就會更加可怕，將直接影響社會的和諧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防患于未然，強調通脹風險尤其是抑制樓市泡沫和分散銀行風險的舉措將變得十分重要。但是，以“通脹”為由，為資産泡沫找到“理性投資”的理由，那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資産價格不會僅僅因為通貨膨脹預期增強而不斷上漲，相反，當老百姓發現財富效應不可維持的時候（比如，做麵包的産業資本都來分享有限的麵包，那麼大家一定會搶著把錢變成麵包），可見，通脹上升和泡沫崩潰的雙重格局所帶來的經濟“滯脹”狀態才是中國經濟真正危險的隱患所在。

　　現在，我們要密切注視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狀況，敦促他們注意控制寬鬆貨幣政策的力度，避免導致去年那樣的全球流動性過剩和由此帶來的金融資本投機浪潮。在時機成熟時，應呼籲歐美政府及時“退市”，以減少他們的寬鬆貨幣政策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但是，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率先”或“滯後”放棄救市政策的做法，都會使得中國經濟遭遇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入和流出的“攻擊”——雖然中國資本賬戶的管理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他們對中國宏觀經濟衝擊的程度，但是，他們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會擾亂中國經濟主體的理性決策，最終也會使得中國政府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逐步下降。

　　總之，關注“通脹”並不等於我們要“率先”或“死守”危機時代延續下來的“寬鬆的”經濟政策的組合。相反，為了減少歐美發達國家救市政策可能出現的“遲鈍應對”和由此帶來的“負外部性”，我國監管部門現在就要加大力度引導産業資本轉向實業投資集中，限制金融資本過度地流向股市或樓市。否則，歐美政府的“不作為”會對“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的城市化進程、結構調整和制度創新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作者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

責編：王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