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小家電的“夫妻店”在江南小鎮商業中心。每當姓侯的專管員來催收個體工商戶管理費時，店主小段就扳著手指算賬：“每月約3000元毛收入，除去採購成本2000元，衛生費10元，門面租金300元，電話費150元，剩下的錢只夠一家三口買柴米油鹽醬醋，每年1800元的工商管理費負擔不起！”
小侯，這個1993年參加工作、收了15年工商管理費的專管員也有苦衷：“一年365天，天天圍繞收費煞費苦心，傷透腦筋。”當地對個體工商戶沒有按營業額的0.6%至1.2%計費，而是實施“一籃子”定費制，一年一次性交一個定數管理費，弄得工商戶非常反感。
得知本月開始不用交工商管理費了，老唐並不是一臉輕鬆。他捏著1200元收費票據的手，不停地在顫抖。老唐擔心，工商部門另一強勢收入──罰沒款，會在他們這個群體中繼續“發威”。
老唐從湖南某市基層農業技術服務站下崗後，在集鎮擺攤向農民銷售農藥、種子等農資。今年上半年，由於拒交個體工商管理費，與工商人員進行了一場力量懸殊的鬥爭。
當天，工商部門一輛執法車在小攤前停下，4名工商人員要其繳納2008年工商管理費。他説：“自己大把年紀下崗，小攤效益又不好，哪有錢交管理費？”
工商人員此前四五趟都空手而歸，這次對方頂撞幾下，就要連人帶物回工商所接受調查。70多歲的老太太衝到執法車前，張開雙臂攔住去路，堅決不讓帶走兒子。
現場僵持，工商人員報警，派出所出警強行把老太太拖開。母親淚眼蒙目龍，老唐被帶到工商所接受筆錄調查，最後交了1200元管理費。
親歷此事的侯專管員説：“既心酸，又無奈。”
大家期盼10多年的願望，9月1日終於實現──全國統一停止徵收個體工商戶管理費和集貿市場管理費(簡稱兩費)，基層工商人員迎來徹底“解放”。
部分工商部門“以收定支”養活自己？
1998年工商行政管理由分級管理體制改為省級以下垂直管理，執行“收支兩條線”。部分省級財政沒有充足財力保障基層工商部門正常的人員、辦公經費，“以收定支”讓工商部門名義上吃“財政飯”，實際上還是靠收費來養活自己。
據報道，此前“兩費”收入已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非稅性收入。湖北省2005年“兩費”收入佔當年湖北省工商管理部門總收入的56.34%。浙江省“兩費”收入10.13億元，佔當年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總收入的52.03%。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人員費用當年7.46億元，由財政全額負擔，但辦公經費和業務費用預算根據當年的收入計劃制定。
全國大多數地區與湖北、浙江兩省相似，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經費保障或多或少與“兩費”收入挂鉤。中部某市轄區工商分局130多名工作人員，監管著城鄉4000戶左右個體工商戶。該分局郭局長説：“每年為完成500萬元‘兩費’收入，基層6個工商所50多名人員幾乎‘不務正業’。”
工商部門絕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到收費工作中，導致市場監管、服務與維權力量極為薄弱，很多時候是收費代替了監管。一些個體工商戶的違法行為只要交了管理費，往往被一筆帶過，不予追究。“大家不這樣做就沒飯吃，只有把收費任務完成後，上級才把人員工資與經費撥下來。”郭局長介紹説。
一個分管兩鄉、兩鎮的工商所，10名工作人員，管轄近千個體戶，2007年“兩費”收入80萬元，罰沒款30萬元。轄區內一些經營副食品的個體戶，包括門面租金、貨櫃以及所有的貨物加起來不超過1000元，每月50至100元不等的工商管理費照交不誤。集貿市場管理費則向那些在集市交易農副産品的農民收取每圩2元。
這些個體工商戶與農民，是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一是投入資本少，二是經營規模小，三是産出利潤低。再加上受生産、流通領域各大資本的激烈擠壓，他們的生存空間非常狹窄。
於是，主動繳納“兩費”者少，故意拖欠者居多，且經常是門難進，臉難看。侯專管員説：“心理特別反感，像一個要飯的叫化子一樣。”有時為了徵收個體戶一年2000元管理費，至少要跑20多趟。對那些公開抵抗不交或無故長期拖欠者，工商部門除處以應交管理費1倍罰款外，有的還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這樣一來，雙方關係較為緊張，開展工作難度更大。
為完成收費任務甚至超收，一些工商人員便動“歪腦筋”，“拆東墻補西墻”。比方説，轄區內個體工商戶完全具備註冊公司條件，工商人員給他們做工作説：“註冊企業必須建立賬目，足額繳稅；個體工商戶稅收是定額制，可節省一筆不小的費用。”實際上，勸説他們保留個體工商戶身份，其意不過在繼續收取“兩費”。
此外，基層工商部門往往還通過加大罰沒款執行力度來彌補“兩費”任務的缺口。
停收“兩費”基層包袱不輕
江西省遂川縣一位姓李的商戶表示，這個舉措于廣大個體工商戶來説，猶如農民被取消了農業稅般高興，但“此舉必定會給工商部門的福利待遇造成影響”。
“以前‘兩費’超任務部分，大概40%返還給基層。25輛汽車，150多人是圍繞‘收費’這個中心工作來配備、運轉的。現在不收費了，機構還在，照樣運轉，無疑增加了財政的負擔。”郭局長説，“財政的錢並不是那麼好要的”。
以前，局裏平均每名職工每年3萬元的工資津貼，財政只撥付2.7萬元，差額部分與機構運轉經費都是由工商“兩費”超收與罰沒款返還部分解決。至於市場辦管分家遺留下的債務更複雜。
在1998年實施垂直管理體制前，工商部門肩負市場建設職能，負責轄區內農貿市場、集市的規劃建設。其建設途徑一是銀行貸款融資，二是工商部門自己投資，三是招商引資。
工商部門實行垂直管理以及“以收定支”後，誰家的孩子誰抱走，哪個局建設市場形成的債務由哪個局承擔。有的地方把工商部門市場建設職能劃出，成立市場建設服務中心，同時從工商劃走一部分人員、資産與債務一併交給地方政府。但有的地方政府只接收被劃出的職能、資産與人員，把債務“包袱”踢還給工商部門。
以中部地區這個工商分局為例，其負債為1000多萬元，一部分是私人建築工程款，另一部分是銀行貸款。對銀行貸款，上級工商部門與商業銀行每年簽訂一次本息協議，但認賬不付錢。如今年貸款本金是100萬元、利息10萬元，共計110萬元挂在銀行賬戶上，每年依此“滾雪球”。
對所欠私人工程建設款，工商部門則通過罰沒款返還的節余部分逐年償還。
8月26日，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王東峰在全國停收“兩費”電視電話會議上説，各省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要在當地政府領導和財政部門大力支持下，強化工商機關的預算管理，把各項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保持工商部門現有經費支出水平；認真負責地解決好市場辦管脫鉤遺留債務問題，積極爭取地方財政的專項資金支持，配合當地財政部門落實好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資金。
外界推測，這是否意味著，工商部門的“包袱”都由財政背起？
財政部財政科學所有關專家表示，任何一項制度改革都是一個利益博弈過程。工商部門現有機構設置、人員成本、經費支出水平與行政績效是否科學、高效，以及歷史債務形成的原因，都需經過科學的測定後才能確定財政轉移支付標準，既不是哪家一廂情願的事，更不是你説多少缺口財政就撥付多少錢的問題。
“目前，上級工商部門要求我們抓緊時間把現有經費支出數字上報。至於財政能核定、解決多少，我們心裏根本沒有底。”郭局長説。
令部分個體工商戶擔心的是，停止徵收“兩費”後，極有可能滋生各種巧立名目的亂罰款、亂培訓與亂攤派，用於彌補工商部門的資金“缺口”。
什麼機制激起工商收費熱情
“一個老子，兩個兒子。老子手頭緊張時，你説會出現什麼情形？”據工商人員透露，往往是工商局副職領導兼任個私協、消費者協會會長，都在同一個局長領導之下，不分你我。
基層工商部門上交收費收入主要包括個體戶工商管理費、集貿市場管理費與罰沒款。9月1日收到的內部文件通知，自當日起停止徵收“兩費”，預收部分退還給個體工商戶。對罰沒款是否實施新的管理機制？文件中沒有明確操作細則。上述工商分局局長説：“大家都處於觀望期。”
此前，罰沒款上交省級財政後，大約70%返還至工商部門，省市工商部門扣除五至十個百分點後，仍有50%至60%罰沒款返還至基層工商部門。
雖説工商罰沒款沒有明確指標，但由於有返還機制，基層工商部門執行起來特別有力度。按照規定，對個體工商戶或企業第一次輕微違法違規行為是責令整改。基層根本不實施這道程序，直接罰款處理。
一個縣級市工商局，管轄6000多戶個體工商戶，2007年僅罰沒款一項收入近400萬元。工商所徵收“兩費”與執行罰沒款交叉進行，有時難免弄得裏外不是人。基層就把個體工商戶或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向上報告，由市局來執行，這樣在一個“大盤子”內總體收入沒有減少。這與地方政府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的意願相違背。
據悉，去年湖南某市出臺規定，對企業罰款超過5000元的必須由市委書記簽字批准。這項新政實施兩個月以後悄然停止。一方面説明，地方政府對工商部門加大執行罰沒款力度有看法；另一方面顯示，部門執法頻繁，領導也應接不暇。
同時，有關部門三令五申嚴禁趁年檢、驗照貼花之機，對企業、個體工商戶亂“搭車”收費。借年檢收取消費者協會、個私協會會費是一個主要途徑。前者説是自願，可很多工商戶都視之為贊助。中部這個縣級市執照驗照貼花費是每戶5元,個體工商戶一張執照年檢繳費卻在百元左右。一年消費者協會、個私協會會費收入四五十萬元。
據這個局的同志透露，停止徵收“兩費”後，工商主管的消費者協會、個私協會人員辦公經費一併被列入財政撥付範圍，但這兩個協會會費的收取與用途，在9月1日的內部文件中沒有明確的指導意見與實施細則。
一名基層工商局局長説：“停止徵收‘兩費’，你養不活我的話，大家就會在罰沒款返還機制方面打主意，再者就是把工商主管兩個協會的會費爭取留在基層開支、使用。”
“只有當創利訴求徹底退出，行政機關才能做到執法公正。”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許正中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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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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