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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國家畫院繁華如夢:癡迷繪畫的帝王不少

文化藝術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7年10月27日 09:14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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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華如夢:兩宋時期的國家畫院

  盧升弟

  導讀

  千年之後,《千里江山圖》居然在故宮午門正殿成為時尚,人們排4個小時的隊,就為了看5分鐘的《千里江山圖》,然後,有人吃著方便麵再排4個小時的隊,再看5分鐘的《千里江山圖》。《千里江山圖》的作者王希孟,原來是北宋時期國家畫院裏的一名普通“生員”,最後由宋徽宗親自教授的學生,他十八歲的時候,僅用了半年時間,就畫出了流芳千古的《千里江山圖》。那麼,在《千里江山圖》成為時尚之際,我們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培養出王希孟一乾大師的兩宋國家畫院,那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繁華如夢的故事。

  從9月15日至12月14日,故宮博物院舉辦題為“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分別在午門正殿和東西雁翅樓展出中國歷代名家青綠山水畫86幅(件),而其中引人注目的鎮殿之作則是北宋畫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為了展示這幅長11.9米、寬0.515米的青綠山水畫長卷巨作,故宮博物院還特別將其單獨陳列在午門正殿展廳,以便觀眾能夠更好地參觀欣賞。

  據故宮方面稱,展覽還未開始,他們就收到不少國外美術愛好者提出的申請,準備組團前來觀展。為了應對國內外的大量觀眾,故宮院方做好了各種預案,甚至連方便麵都準備好了。觀眾們熱情可嘉,媒體也不甘示弱,海內外各大媒體紛紛給予大量報道,掀起了一輪王希孟與《千里江山圖》熱。

  開展當日,為了一睹《千里江山圖》的真容,很多人早早就來到故宮,在展廳外排起了一條條長龍。據中青網記者報道,由於遊客眾多,故宮博物院不得不實行限流措施,現場竟出現了排隊4小時參觀5分鐘的情況。展廳之內,觀眾們為了看得更加清晰,都儘量貼近展櫃。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著名畫家陳丹青先生在《陌生的經驗》一書中,談到他數年前在觀看《千里江山圖》時的情形:“我就腦袋貼在玻璃上,像個傻子,呆呆地看。”並且還發出這樣的驚嘆:“怎麼可以這樣子好法,怎麼可以?”對於《千里江山圖》,顯然他已是如癡如醉了。

  王希孟原不過是北宋時期國家畫院的一位並不知名的“生員”(學生),他的一幅畫作竟然引起如此大的轟動,那麼,宋代國家畫院與整個宋代時期的繪畫藝術又是怎樣的一種盛況呢?

  

  兩宋時期,繪畫創作主要有民間、文人士大夫和畫院職業畫家三個群體。民間畫家畫風樸實自然,題材廣泛,貼近現實生活;文人畫家則以寫意為先,講究筆墨情趣,抒發個人情懷,注重意境的表達;畫院職業畫家多追求嚴謹工細、造型準確、色彩華麗。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風格,呈現出宋代繪畫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時,這些畫家群體之間又相互交流借鑒,職業畫家畫的精湛技藝與文人畫的思想意境彼此滲透融合,取長補短,文人畫的技藝水平與職業畫家畫的藝術境界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鳥畫在題材的廣泛性和藝術水平上已經全面超越了唐、五代,並産生了范寬、董源、李成、黃筌與黃居父子、徐熙、燕文貴、高文進、郭熙、蘇軾、文同、米芾與米友仁父子、張擇端、李公麟、王希孟、蘇漢臣、李唐、劉松年、馬遠、夏圭、梁楷以及宋徽宗等眾多傑出的繪畫藝術家以及大量的曠世畫作,對元、明、清以及現代繪畫形成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如此的輝煌與榮耀之中,無論是繪畫藝術水平,還是繪畫人才的集中程度,以及繪畫作品的影響力方面,兩宋國家畫院——“翰林圖畫院”都處於絕對的中心地位。如果説宋代是中國文人畫的第一個里程碑,那對於中國古代畫院以及院體畫來講,宋代則已經成為一座永恒的高峰。此後雖然明、清兩代也建有類似的畫院,但在畫院的建制規模和藝術成就上,再也未能超越兩宋時期。

  

  兩宋國家畫院源於五代後蜀、南唐宮廷的翰林圖畫院。

  公元935年,後蜀(公元933~965年)孟昶在成都設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皇家畫院——“翰林圖畫院”。稍後不久(公元943年),南唐(公元937~975年)皇帝李煜也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類似的宮廷畫院。

  當孟昶、李煜們還在自家的後宮之中,享受著笙歌宴舞、詩酒書畫的寫意人生之際,公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在距開封東北20公里的陳橋驛發動兵變。在部下們的擁戴下,一襲黃袍加身,坐上了皇位,改國號為宋,定都汴京,史稱北宋。北宋建立後不久,就開始了統一全國的步伐,先後消滅了南平、後蜀、南漢、南唐等大小割據政權,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

  趙匡胤雖是武人出身,對治國卻頗有一套。在奪得天下以後,他以“杯酒釋兵權”的巧妙之舉,順利解決了歷代帝王們都曾面臨的一個政治難題——功臣擁兵自重、割據專權的狀況。接著他還採取一系列措施,提倡文人政治、發展社會經濟、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大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很快就駛上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詩畫競艷,文采風流。

  一個文化藝術空前繁榮的時代就這樣如期而至。

  

  根據歷史學家們的研究,宋代已經完成了由貴族門閥社會到平民社會的轉型,加之社會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的提高,普通平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隨之增加,尤其是對包括書畫在內的藝術品更是渴求。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下,大量民間畫家應運而生。

  這些民間畫家們依靠自己的技能,描繪出一幅幅生動逼真、引人入勝的人物、山水、花鳥圖畫,在大街小巷擺攤出售,換取柴米油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技藝精湛,名聲也很響亮。如善畫小孩的杜姓畫家被百姓們稱之為“杜孩兒”,擅長樓閣亭臺的趙姓畫家則被譽之為“趙樓臺”,而他們的真實名字卻淹沒在浩瀚的歷史記憶裏,反而不為人所知了。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開封)有一座佛教寺廟大相國寺。説起這個大相國寺,在那時可是大大有名。《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花和尚魯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園子當過臨時主管,還在那裏練過倒拔垂楊柳的功夫。

  大相國寺始建於北齊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國寺”。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賜名該寺為“大相國寺”。北宋時期,大相國寺的規模達到了頂峰,佔地540畝,有64禪律院,僧眾達數千人,寺內還有大量的佛教壁畫,香火極為旺盛,是當時全國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是大宋朝廷的皇家寺廟。除此之外,大相國寺還是帝都汴梁的商業和文化中心,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大相國寺每月都有五次廟會,廟會上人流熙攘,交易興隆,不僅有各類生活、文化、宗教用品,還有大量民間畫家銷售的圖畫攤點,逶迤蜿蜒如一條長龍,使人目不暇接,其繁華程度絲毫不亞於當今北京的琉璃廠。

  由於生意興隆,有利可圖,大量畫商也隨之出現。山西絳州有一個畫家楊威,作品以農村生活為題材,非常貼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很受人們歡迎。商販們便紛紛前去收購他的畫作,做轉手生意,謀取差價。與此同時,社會上還出現了靠做模特賺錢的人。《玉照新志·卷三》中記載:宋徽宗宣和年間,汴梁有一名倡優秦妙觀,除了本職工作外還兼職做業餘模特兒。由於她“色冠都邑”,粉絲眾多,因此她的畫像十分走俏。

  當時,一些著名畫家的畫作價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錄》中説:崇寧年間,徐熙的一幅《牡丹圖》,有人出價二十萬;《洞天清錄》也講到:江西人楊補之的一幅梅花“價不下百千金”;又據《聖朝名畫評》中記載:大中祥符年間,一個名叫丁朱崖的官員為了求得著名畫家趙昌的畫作,借賀壽為名給趙家送去五百兩白金。

  

  在兩宋時期的319年間,除了宋徽宗趙佶,癡迷繪畫的帝王還有不少。

  北宋太祖趙匡胤,雖然史籍中未見他作畫的記載,但他對畫家卻是青眼有加。在滅蜀之後,他馬上就將後蜀宮廷畫院的畫家們詔至東京汴梁,並給予很好的待遇。如著名畫家黃居就被授予翰林待詔、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並賜紫金魚袋,官及二品。

  第二任皇帝太宗趙匡義則是“富藝多才”,酷愛書畫,甚至動用國家權力“詔天下郡縣收訪前哲墨跡圖畫”,設置“密閣”,專門收藏書畫。他還利用他的一個親戚孫四皓做“星探”,在社會上發現並網羅繪畫人才進入“翰林圖畫院”,為畫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仁宗皇帝也是一名“業餘畫家”,史籍説他“遇興援毫,超逾庶品”。他特別喜愛畫菩薩像,曾下令將他畫的龍樹菩薩雕版鑄模,大量印製。

  神宗皇帝則喜愛山水畫,尤其是大畫家李成的作品,是一個超級李粉。畫院畫家郭熙學習李成最有成就,因此他特別器重郭熙,以至於皇宮之中“一殿專背熙作”。

  南宋的高宗趙構,《畫繼補遺》中説他“天縱多能,書法復出唐宋帝王之上。而于萬機之暇,時作小筆山水,專寫煙嵐昏雨難狀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此説雖然過於誇張,但他熱愛書畫卻是事實。正是由於他的熱愛,北宋滅亡之後,在國勢柔弱不堪的情況下,他依然積極恢復畫院,召集流散的畫家。他還經常親臨畫院視察指導工作,併為畫家們的作品題跋,保持著與畫院畫家的親密接觸。

  由於帝王們的示範效應,一時之間,上至皇室大臣,下至百官眾吏,揮毫作畫儼然成了一種社會時尚。而對於一般平民畫家來説,倘若能更進一步,成為“翰林圖畫院”的一員,那就像“入仕”“登科”一般榮耀了。

  

  兩宋國家畫院——“翰林圖畫院”建於何時?美術史家歷來有兩種看法。

  一種認為建於宋太祖時期,其依據是《圖畫見聞志》中的一段記載:晉末時,畫家王靄與王仁壽被契丹人擄去,宋太祖登基後王靄被放回,在圖畫院任祗候。另外,據《聖朝名畫評》中所載:西蜀被滅後,其宮廷畫家們送至汴京,就是被安置在翰林圖畫院中的。

  另一種則認為,畫院應該始於宋太宗趙匡義雍熙元年,理由是《宋會要輯稿》所載:“(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置翰林圖畫院,在內中池東門裏,(宋真宗)鹹平元年(公元998年)移在右掖門外”。根據這一記錄,北宋翰林圖畫院正式掛牌成立應是公元984年。

  “翰林圖畫院”的主管部門名義上是翰林院,實際上卻是由內侍省負責畫院的具體工作。據《宋史·職官志》以及《宋會要輯稿》記載:“翰林圖畫院”成立之時,由翰林院的一名官員負責管理畫院,而這名官員則是由內侍省的宦官“押班”“都知”擔任。內侍省相當於皇家事務管理局,負責宮廷的內部事務。內侍省下面還有“翰林書藝局”“翰林太醫局”“翰林匠作局”等與“翰林圖畫院”類似的部門,都是能工巧匠、傑出藝人集中的地方。

  畫院最初沒有定員,畫家的人員編制和職稱等級並不固定,仁宗時才開始正式設待詔三人、藝學六人、祗候四人、學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宋代數百年間,歷代皇帝們給予了畫院畫家比較高的政治地位。他們分別被授以“翰林待詔”“翰林祗候”“翰林司藝”“內供奉”“畫學正”“學生”等職稱,穿戴官服,領取工資,享受著與現代機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類似的待遇。

  在內侍省中,還有一個單位“八作司”,“八作司”中也有一些稱之為“畫工”的人員,這些畫工與畫院畫家之間的身份地位差別是非常大的。據《畫繼·雜説》中記載:“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圖畫局和書藝局)則謂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眾工待也”。畫工們的報酬叫生活費(“食錢”),畫院畫家的報酬卻被稱作工資(“俸值”)。一個“食錢”一個“俸值”,叫法不同,區別也很大,用現在流行的話講,即是臨時工和在編幹部的差異。另外內侍省還有翰林書院、琴院、棋院、玉院等,在這些局、院中,畫院的地位也要高出一截。這在《畫繼》中也有記載,“諸待詔每立班,則畫院為首,書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

  徽宗時期,由於趙佶對書畫情有獨鍾,還特別“獨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上朝。佩魚就是一種魚形的袋子,本是一種裝飾物,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員才能佩戴。宋代時一般賜予上朝的文武百官、中央和地方夠級別的官員以及皇帝的近臣,武官、內侍等均不配發。畫院的畫家們能夠享受如此待遇,也是十分難得的。此外,趙佶還打破了宋初以來朝廷技藝人員不得為官的傳統(個別情況除外),任命了不少畫家出任正式官員。

  南宋高宗時期,畫院畫家的地位更是直線上升。出任官員的畫家數量更多,級別也更高,有的甚至做到了副部級(工部侍郎)。更為特別的是,很多畫家都得到了皇帝特別賜予的“金帶”,所謂“金帶”是朝廷四品以上官員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

  

  既然朝廷為畫家們提供了良好的待遇,他們的工作自然就不會那麼輕鬆愜意。

  畫院的工作大致可分為如下幾類:

  1.為帝王、后妃、皇室成員畫肖像,這是畫家們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2.美化、裝飾皇宮以及宮觀壁畫。3.畫家們還要為皇帝代筆,作畫賞賜那些有功的大臣。尤其是徽宗時期,每天都有一位待詔級畫家在宮中輪流值班,以備皇帝的隨時召喚。4.“翰林圖畫院”還要發揮繪畫的教化作用,為朝廷做政治宣傳工作。5.作為朝廷的使者,畫家們還時常被派往他國,為“夷王”畫像,促進國與國間的友好關係。

  除上面五項工作外,畫院畫家還負有一項我們想象不到的特殊使命。即以繪畫為工具,充當朝廷的間諜,收集他國的政治和軍事情報。例如,開寶年間,趙匡胤準備討伐南唐,派畫院人物畫家王靄潛入南唐境內,暗中畫下南唐重臣韓熙載、宋齊丘、林仁肇等人的畫像。有一次南唐使者使宋,宋太祖便下令將林仁肇的畫像懸挂于一屋內,並有意讓使者看到。使者回國之後立馬向李煜彙報了此事,糊塗的李煜果然中計,誤以為林仁肇已經叛國投敵,竟然用毒酒處死了林仁肇,南唐因此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抗宋大將。王靄立下此功,得到了趙匡胤的獎勵,由畫院祗候升為待詔。又據王明清《揮麈後錄》卷四記載:宣和初年,宋徽宗産生了征伐遼國的想法,便派遣畫學正陳堯臣出使遼國,打探遼人的動態。一路之上,陳堯臣帶著兩位畫學生寫寫畫畫,將沿途經過的道路、河流、山脈等統統繪製成圖。回宋後,不僅帶回了遼王天祚帝的畫像,還獻上了遼國的山川形勢圖。徽宗見後大喜,陳堯臣因此而名利雙收,不僅獲得了鉅額獎金,還官升“右司諫”。

  

  大宋的皇帝們一直都非常注重畫院人才的選拔,採取多種形式吸收畫家進入“翰林圖畫院”,有時甚至不惜採取強制手段。如後蜀的黃筌、黃居、黃惟亮、趙元長、夏侯延枯、袁仁厚、高文進、高懷寶;南唐的周文矩、王齊翰、顧德謙、厲昭慶、徐崇嗣等,都是在各自的國家亡國之後,隨著他們的亡國之君被送至宋都汴梁,並進入“翰林圖畫院”的。

  “翰林圖畫院”還十分注重在民間發掘人才,凡是技藝高超的畫家不論出身,都在招收之列,一些民間高手因此也相繼進入畫院。他們之中不僅有街頭擺攤賣畫的郭熙、燕文貴、李唐,賣獸藥的高益……就連曾經攔路搶劫的強盜也被招入了畫院。

  傳奇並非只屬於仗劍走江湖的俠客,同樣也屬於藝術家,對於李唐、蕭照師徒來説就是如此。

  李唐(公元1066~1150年)河陽三城 (今河南孟州)人。詩文書畫門門精通,天賦極高。他先是以賣畫為生,徽宗政和年間(公元1114年)參加畫院殿試,以優異成績被畫院錄取。“靖康之變”後,宋徽宗父子、皇室、朝廷大臣,甚至包括歌伎、工匠、廚師、倡優等10余萬人被當作戰利品押往金國,李唐也沒能倖免。在北上的途中,他趁金人不備,冒死而逃。一路磕磕絆絆,受盡磨難,當行至太行山下時,不料卻被一夥強盜攔住了去路。強盜們打開他的行囊,不見任何財物,只有筆墨顏料以及幾幅畫作。李唐正當絕望之際,哪知峰迴路轉,強盜中突然閃出一人,伏地便拜,頓時把李唐搞得不知所措,愣在當場。

  此人自稱是業餘書畫愛好者,名叫蕭照,宮廷大畫家李唐的名聲對他來説如雷貫耳,更是他崇拜的超級偶像。名家就在眼前,豈能就此放過,當場就要拜李唐為師。李唐惹不起也躲不起,無奈之下,只好收下這位強盜徒弟。於是師徒二人告別山寨,南下臨安(今浙江杭州)。

  經過長途跋涉,一路艱辛,兩人終於到了臨安。可是身處亂世,舉目無親,為了生存,李唐只好重拾舊業,又在大街上擺起了地攤。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正在街頭賣畫的李唐被宋高宗舅父韋淵偶然遇見,時來運轉,李唐這才回到畫院任待詔,後來授成忠郎,賜金帶。

  浪子回頭的蕭照跟著師傅努力學畫,一段時間後畫藝大進,不久也被招入畫院,補迪功郎,賜金帶。一個攔路打劫的強盜改邪歸正,蛻變成為一個傑出的畫家,從此踏入藝術的殿堂。蕭照的華麗轉身,既展現了繪畫藝術的特殊魔力,也反映了畫院不論出身、唯才是舉的用人態度。

  

  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為了培養高水平的繪畫人才,在“太學”之內興辦了“畫學”,以科舉考試的方法選拔學生。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南遷後的高宗、孝宗時期(公元1127~1189年)。“畫學”的興辦,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創辦的波倫亞學院——人們稱之為世界上最早的美術學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據《宋史·徽宗本紀》和《宋會要輯稿》的記載:“畫學”設立之初由國子監管理,並派有專門的官員如博士、學正、學錄、學諭、學直等。其中博士大都由精通書畫的士大夫官員擔任,如禮部員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過“畫學”博士(院長)一職。大觀四年以後,朝廷對“畫學”進行了體制改革,國子監不再管理“畫學”,改由翰林圖畫院負責。

  “畫學”的入學考試十分嚴格,有點類似于現在的美術高考。除了繪畫專業技能之外,還要進行文化考試。專業課以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課則有《説文》《爾雅》《方言》《釋名》等。

  同“太學”的其他科目一樣,考試合格後方能進入“畫學”深造學習。整個流程從試卷封印、評卷、擬錄取名單、復審、註冊,直至張榜公佈,都很規範、嚴謹。入學以後,學員的學習、生活費用則完全由官方承擔。

  “畫學”的專業考試形式則很有意思,考題都是古人的詩句,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亂山藏古寺”“萬綠叢中一點紅”,等等,要求應試者在創作時不僅要貼題,還要有詩一般的意境,做到畫中有詩。其中一次的考題,據説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時的靈感,題目為“踏花歸去馬蹄香”。奪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畫面上僅畫了一匹奔跑的駿馬和數只蝴蝶在馬蹄後面飛舞追逐,便將考題的意境表達得淋漓盡致了。

  通過這樣的考試方式,進入“畫學”的學生不僅有良好的文化修養,還有很強的藝術創造力。譬如王希孟就是在“畫學”學習以後,再由徽宗趙佶親自指導後出現的傑出青年畫家。

  王希孟十多歲就考入北宋的高等學府“畫學”,經過“畫學”的培養,被召入禁中文書庫任職。在此期間,他刻苦作畫,經常向宋徽宗上呈自己的畫作。趙佶發現這個年輕人“其性可教”,是個可塑之才,於是親自擔任他的繪畫老師。經過趙佶親自指點,王希孟的技藝突飛猛進。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四月,年僅十八歲的王希孟僅用了半年時間,就繪製完成了被譽為中國古代十大傳世名畫《千里江山圖》。畫面上,群山巍峨,大江千里,村落、橋梁、舟船、林木點綴其間。畫家以細緻工整的筆法、鮮艷華麗的色彩,表現了大好河山的壯闊之美,被後世譽為中國古代青綠山水畫的經典之作。宋徽宗見到此畫後大加讚賞,並將此畫賜與寵臣蔡京。可惜天妒英才,據蔡京在卷後的題跋,這位才華橫溢的少年奇才在幾年以後,就不幸英年早逝了。除王希孟之外,還有不少聲名卓著的畫家如李唐、劉松年等人,都是通過“畫學”深造之後才進入“翰林圖畫院”的。

  

  培養了王希孟的老師宋徽宗自幼就是書畫粉絲,對於繪畫的喜愛,趙佶是直言不諱的。據《畫繼》記載,他曾對手下的大臣説:“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還在做端王時,他就與當時的文人畫家駙馬都尉王詵、宗室趙令穰等經常在一起探討切磋繪畫藝術,往來極為密切。

  得益於皇室得天獨厚的條件,趙佶接觸到的歷代頂級書畫數不勝數,得到的教授自然也是最好的。加之他的天賦極佳,在青年時期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僅如此,他在繪畫理論上也有極為獨到的見解,並以此指引畫院的創作實踐:他認為創作要客觀自然,不能主觀隨意。強調形神並舉,提倡詩、書、畫、印結合。這些繪畫理念和思想都超越了當時絕大多數畫家,展現了一個大師所具有的風範。

  在創作中趙佶尤其注重寫生。為了使作品更加真實,他曾畫過鶴的二十種不同動作和姿態。有一次,畫院畫家畫孔雀升墩障屏,畫了幾次趙佶都不滿意。有人不明原因,他説,孔雀升墩必是先舉左腳,而畫家卻畫成抬右腳了。據説他還發明了用生漆點畫動物眼睛的方法,使其更加生動逼真。他的畫作簡潔清新,于嚴謹、細緻之中不乏瀟灑、飄逸,尤其是花鳥畫水平之高,震古爍今。勞倫斯·西克曼在《中國的藝術和中國的建築》一書中曾説,趙佶以“魔術般的寫實主義”給人以非凡的誘惑力。鄧椿在《畫繼》中甚至評價趙佶的創作達到了“筆墨天成,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的至高境界。

  時間就像是一具淘金的篩子,它把泥沙漏過,留下真正的金子。傑出的藝術品也是如此,即使經歷了無數歲月的篩選,也仍然會熠熠閃光。2002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上,有一幅《寫生珍禽圖》的工筆花鳥畫,被人以2530萬元的價格拍下,創下了當時中國畫拍賣的世界紀錄;七年以後,這幅畫作又以5510萬元的成交價,再次刷新了這一拍賣紀錄。這幅《寫生珍禽圖》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宋徽宗趙佶。

  除了自身酷愛書畫之外,趙佶對畫院的發展也是不遺餘力。一方面提高畫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加強畫院的建設,創辦“畫學”,為畫院培養了大量後備人才。由於他的大力扶持,畫院成就斐然、碩果纍纍。中國繪畫史上的絕頂之作——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都創作于這一時期。説他是畫院的“名譽院長”,一點也不過分。

  在趙佶執政期間,他還下令蒐集古今名畫,編為《宣和睿覽集》,後來又敕令畫院編纂《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錄》等著名美術史書籍,不僅為中國美術史留下了寶貴資料,對畫院和繪畫藝術的繁榮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宋徽宗對於“翰林圖畫院”説得上是功勞至巨,但對於大宋帝國來説,他卻是一個奢侈荒淫的敗家子。他的一生兼有兩個身份,一個是作為皇帝的宋徽宗,另一個則是作為藝術家的趙佶。兩個身份相互攪纏、干擾,而他自己則混淆不清、主次顛倒,把太多的時間與精力用在了藝術愛好上,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國家機器來滿足這種個人愛好,這對於國家社稷和天下百姓來説無疑是一種災難。正如程水石先生在《宋徽宗的公元1127年》中所説:他幾乎把整個北宋帝國當成了自己的“書房”和“畫室”,最終釀成國破家亡,客死異鄉的悲慘結局。

  十一

  翻閱著陳舊泛黃的史料,回望兩宋畫院的發展歷程,我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絢爛與輝煌。

  中國古代畫院從五代時期的濫觴,到兩宋時代的繁榮興盛,既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必然,也有上層統治者高度重視的因素。良好的創作環境,優厚的政治、生活待遇,畫家們能夠心無旁騖的進行藝術創作,從而涌現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和繪畫藝術的經典之作,在中國美術史上寫下了極為華麗的一章。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黃居、黃惟亮、燕文貴、高克明、李宗成、高文進、王拙、郭熙、崔白、易元吉、李公麟、張擇端、王希孟、韓若拙、蘇漢臣、李唐、蕭照、劉松年、馬遠、夏圭、李迪、毛益、梁楷……一個又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是中國美術史上赫赫有名、影響巨大的畫家,而他們留下的《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秋庭戲嬰圖》《四時花雀圖》《子猷訪戴圖》《貨郎圖》《七夕夜市圖》《風雨歸舟圖》……更是萬世留芳的藝術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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