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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學軍(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作為“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項目的一個子課題,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在對文學經典判定標準的認知中,思想深度是當前大學生最為看重的主導性標準,它不僅貫穿在大學生對文學經典的接受過程中,也影響著對文學大師和文學經典的評判。比如,問卷中設置了這樣一道單選題:“有人認為金庸在20世紀文學史上的地位堪與魯迅比肩,呈‘雙峰並立’之勢,對這種觀點您有何看法?”對此,4.4%的被調查者選擇“完全不同意,金庸作品的成就再高,也無法擺脫其媚俗性質,把金庸與魯迅相提並論,體現了價值觀的極度混亂”,有12.3%的人選擇“基本不同意,‘金庸熱’只是暫時現象,魯迅作品及其精神則是現代中國文化的永久財富”,還有55.0%的人選擇“有所保留,金庸是20世紀通俗文學的高峰這一點無可置疑,但把他抬到與魯迅同等的地位則不太恰當”。不管“有所保留”還是“基本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被調查者的關注點都是作品的思想精神方面,由此體現出大學生對以魯迅和金庸為代表的雅俗文學的文學價值,在認同方面還是存在差異的,這種差異也正在於雅俗文學思想文化內涵的深淺。
在如何看待文學經典被顛覆的問題上,多數大學生並不認同對文學經典的戲説和無厘頭的改編,還是期望維護文學經典的純潔性和獨立價值。“次文學”在經典的普及、大眾化和延長經典壽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包括影視改編在內的“次文學”,往往是各取所需地從原著中選擇有利於自身特點的內容進行改編,對原著有著或多或少的偏離或誤讀,因而它並不能取代文學經典原有的豐富性和深刻性。所以,它雖然能夠極大地擴展文學經典的傳播和普及,但並不能取代文學原典的閱讀。
作為人類精神傳承的主要載體,文學經典的閱讀在大學生價值觀念的形成中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共生性使文學生産和文學經典的改編都有責任和義務來護衛文學經典的價值,提升文化産品的品位,形成互動共生的良好文化場。而對文學經典的閱讀、在閱讀中對人類豐富性和深刻性的探尋也是任何形式的改編無法代替的。
《光明日報》( 2017年07月2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