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歷史合目的性與鄉土文學實踐難題

文化藝術 來源：光明日報 2017年03月29日 09:5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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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合目的性與鄉土文學實踐難題

　　——談鄉土文學敘事的局限與合理性

　　【文藝觀潮】

　　當代中國文學，如果從題材方面看，最成熟或成就最大的，應該莫過於鄉土文學或農村題材。《創業史》《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白鹿原》《秦腔》等，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文學的扛鼎之作寫進了文學史。它們講述的故事就是中國故事，它們提供的經驗就是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經驗。這個巨大的傳統一直延續著，至今不衰。2016年《當代》雜誌在評選年度最佳長篇小説時，格非《望春風》、賈平凹《極花》、葛亮《北鳶》、方方《軟埋》、付秀瑩《陌上》等獲年度五佳，除了葛亮的《北鳶》之外，其他四部均為鄉土文學。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我的看法並非虛妄。

　　當然，這裡不在一般意義上討論鄉土文學的成就或問題，而是選擇那些近年來與當下生活切近、密切聯絡現實並對當下鄉村的巨大變革表達了不同情感立場的鄉土文學作品作為對象，看我們的作家是如何講述鄉村變革、如何用文學的方式進行處理的。顯然，這一問題的提出，是緣于當下中國現代性的複雜性。面對人類歷史上這一從未發生過的鄉村變革，作家以他們不同的認知方式，表達了不盡一致的情感立場和態度。於是，轉型時期的“鄉村中國”在不同的講述中，仿佛處於不同的時空。

　　對鄉村中國不同的認知和講述是完全正常的。對於鄉村中國的判斷，既要看到歷史合目的性的總體性，也要看到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人群甚至不同個體的差異性。如果把從某一角度看到的鄉村輕易指認為鄉村中國的全部，其片面性暴露無遺。從這個意義上説，某些書寫鄉村中國問題的作品，本身也構成了“問題”的一部分。

　　講述鄉村中國的三種方式

　　近年來，對鄉村中國的文學講述，大致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吳玄的《西地》《髮廊》等小説。這些作品講述的是，無論是留在鄉下還是進城，人心都變了，“所以，我敘述的故鄉不是一個溫暖的詞語，不是精神家園，更不是一個烏托邦”。吳玄在小説中表達的認知，與梁鴻的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大體相同。梁鴻尖銳地講述了故鄉多年來的變化，這個變化不只是“十幾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寬闊的河道不見了，那在河上空盤旋的水鳥更是不見蹤跡”，她講述了她看到的為難的村支書、無望的民辦教師、住在墓地的一家人等。梁莊的人心已如一盤散沙難以集聚，鄉土不再溫暖詩意。

　　另一種是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關仁山的《麥河》。這些作品以樂觀主義的情緒表達了鄉村變革可以期待的未來。生機勃勃的楚王莊和鸚鵡村，雖然有不盡如人意的問題，但總體上還是可以看到未來的。周大新和關仁山在描述當下鄉村變革的同時，也預示了這一變革的前景。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個探索的過程，中國社會及其發展道路的全部複雜性需要全民的參與和實踐。楚王莊和麥河兩岸正在探索和實踐的道路透露出曙光。

　　還有一種就是劉亮程的《鑿空》。阿不旦在劉亮程的講述中是如此的漫長、悠遠。它的物理時間與世界沒有區別，但它的文化時間一經作家的敘述竟是如此的緩慢：以不變應萬變的邊遠鄉村的文化時間確實是緩慢的，但作家的敘述使這一緩慢更加悠長。一頭驢、一個鐵匠舖、一隻狗的叫聲、一把坎土曼，這些再平凡不過的事物，劉亮程津津樂道。雖然西部大開發聲勢浩大，阿不旦的周邊機器轟鳴，但作家的目光依然從容不迫地關注那些古舊事物。這道深情的目光裏隱含了劉亮程的某種拒絕或迷戀：現代生活就要改變阿不旦的時間和節奏了。阿不旦的變遷已無可避免。於是，一個“兩難”的命題再次出現了。《鑿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懷舊，事實上自現代中國開始，對鄉村中國的想象就一直沒有終止。無論是魯迅、沈從文還是所有其他的鄉土文學作家，他們一直存在一個不能解釋的悖論：他們懷念鄉村，但他們是在城市懷念鄉村，是城市的“現代”照亮了鄉村傳統的價值，是城市的喧囂照亮了鄉村“緩慢”的價值。他們享受著城市的現代生活，又要建構一個鄉村烏托邦。就像現在的劉亮程一樣，他生活在烏魯木齊，但懷念的卻是黃沙梁——阿不旦。在他們那裏，鄉村是一個只能想象卻不能再經驗的所在。

　　《陌上》講述鄉村有新突破

　　對當下鄉村中國的三種敘事，表達了作家對轉型時代鄉村中國的不同認知和情感立場。但是，這並不是對鄉村中國敘述的全部。2016年，付秀瑩的《陌上》，以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講述了她的芳村故事。《陌上》一齣，文壇好評如潮。這個好評當然主要是基於作品本身，同時也與付秀瑩前期中短篇創作奠定的基礎和口碑有關。比如她的《愛情到處流傳》《舊院》《六月半》《花好月圓》等，在文學界和普通讀者那裏都有很好的評價。她的中短篇小説，寫得溫婉安靜、不急不躁，她耐心的講述和風俗畫般的場景，與傳統小説的一脈有聯絡，同時也與今天普遍的粗糙和火爆有了距離。因此，她的小説在今天屬於“稀有”一類，於是她的小説便成了“有效需求”的一部分。

　　在我看來，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説《陌上》，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出一些話題，比如如何從“歷史”與“當下”兩個角度看待鄉土中國的變革和問題，如何將鄉土中國的變革用文學的方式講述等。所謂“歷史”，就是從小説與鄉土文學的歷史脈絡中，看它提供的新視野和新經驗;所謂“當下”，就是《陌上》在大眾傳媒或主流文學一片“還鄉”“懷鄉”等陳詞濫調中透露出的情感矛盾。或者説，《陌上》既是一個與歷史和現實有關的小説，同時也是一部面對鄉村變革猶豫不決、充滿闡釋焦慮的小説。“現代”對芳村的遮蔽，是作家對芳村有意的過濾。芳村沒有霧霾，沒有高額房價，沒有擁擠的交通，沒有銀行卡被盜，沒有“碰瓷”，沒有出租屋的無名女屍或瞬間沒了蹤影的融資公司，於是芳村已然是一個世外桃源。不過，芳村也在不動聲色中已然完成了它的蛻變。

　　《陌上》沒有完整的線性情節，人物也是散亂的。這當然是由芳村的生活現狀決定的。或者説面對當下的鄉村，沒有人能夠再建構出一個完整的故事。《秦腔》《空山》《上塘書》等莫不如此。因此，付秀瑩選擇了“挨家挨戶”寫起的結構方式——既沒有人嘗試過，同時也是她熟悉的方式。於是，我們便逐一走進了翠臺、香羅、素臺、小鸞、望日蓮等的家裏。芳村的這些家庭除了成員外沒有多大差異，甚至家庭矛盾都大體相似，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不多的能夠體現時代特徵的“現代器物”，芳村的生活與前現代並無多大差異。因此，“芳村”既是付秀瑩了解的當下的“芳村”，也是她記憶中的“芳村”。她對芳村的熱愛幾乎沒有一絲掩飾，這在她對芳村自然景物的描寫中一覽無余。但是，風和日麗下的芳村早已不是過去。芳村已經被“現代”照亮，芳村正逐漸向“現代”屈服。這是芳村真正的可怕之處。芳村女人對在縣城開髮廊的香羅的態度，既羨慕又嫉妒。她們看不上香羅，但又“酸溜溜”的。香羅的服飾引領著芳村的潮流，她的頭髮、化粧品“是芳村女人學習的榜樣”。“現代”對芳村的巨大衝擊，更在於芳村“差序格局”的解體，不僅幾個家庭都有兩代人尤其是婆媳之間的矛盾，更有二流子調戲長輩的事情發生。更為嚴峻的是，芳村的女性沒有任何精神生活，沒有任何可以皈依的精神宿地。這與傳統的鄉土中國的世情小説一脈相承，和《紅樓夢》以及明清白話小説裏講述的女性幾乎完全一樣。這是付秀瑩無意中最有價值的發現。

　　文學要積極參與鄉村變革

　　這些作品在嚴肅地表達著作家對鄉村中國歷史變遷的認知和情感態度。在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的鄉村共生於同一時空下，也讓我們通過這些文學化的講述，進一步理解了中國現代性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它不同於那些“懷鄉”“思鄉”的陳詞濫調。返鄉、還鄉，在想象中虛擬了一個關於城鄉的時空，有了時空就有了情感表達的可能性。這一文學敘事在中國古代文學中非常普遍。比如“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近鄉情更怯”“家書抵萬金”。有了時空距離，才會有情感發生，比如思念、挂牽等。親友因隔了物理時空，也就有了更廣闊的情感空間。所謂離愁別緒、生離死別，都是在空間距離中産生的。

　　但在現代社會，這完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情感——他們既享受現代都市的便捷和多元文化生活，又要那只可想象難以經驗的鄉下。或者説，這一自欺欺人的説法，連講述者自身也説不清楚究竟為什麼。還是格非説得坦誠，他在發表《望春風》後的一次演講中説，他曾多次回鄉，但後來突然發現，“你到了鄉村以後，你碰到的鄉民，鄉里面的鄉親父老，他的價值觀突然變得極其單一，就是完全是為了錢，完全為了一些簡單的經濟上的問題，比如他們會不斷地問你的收入，他們會説，你當了大學教授，你拿這麼點錢，這種觀點在鄉村變得非常非常嚴重”。現代性是一條不歸路，它不可能按原來路線返回起點。《望春風》的返鄉之旅並不是要回到那個起點。因此，以“懷鄉”“思鄉”為代表的話題，是向後看的、以煽情為能事的懷鄉病、偽情感。它試圖建構起一個懷鄉的“總體性”，以潛隱的方式抗拒有無限可能性的現代性。這是一種未做宣告的秘密，它與當下鄉土文學寫作的局限性不在一個範疇裏。

　　當任何一個作家難以講述今日中國鄉村全貌的時候，每一種局限性就都有合理性。不同的是他們講述鄉村的出發點不同，但他們試圖認識當下鄉村中國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希望文學在作用世道人心的同時，也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當下中國的巨大變革中來，推動中國鄉村變革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的現代性設計了鄉村發展的路線圖，它有歷史合目的性，但左右這個預期和目的的力量是複雜的。鄉村改革，就是要盡可能祛除那不可掌控的力量，來縮短我們抵達目的地的時間或週期，但它絕不是回到過去。這也正是鄉土文學實踐的難題所在。(孟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