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一 我先從兩個故事講起。我在參加這次論壇得到的一個命名作文題是陽明學的“萬物一體論”。
就在我準備起草的時候，網上的一則報道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今年9月底，有一個據稱是全球知名的美國民意測驗和商業調查諮詢公司——蓋洛普公司，公佈了一項關於“公眾參與”的全球調查報告，提的問題是：上個月你做過下列事情嗎？下面有三個子問題：1.給慈善組織捐款了嗎？2.為某個機構組織做了志願者嗎？3.幫助了陌生人嗎？
引起轟動的結果是，中國公眾參與度是全球倒數第一。對於這個調查結果怎麼看，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激進保守主義者會認為這是惡毒攻擊，而自由主義者會認為這足以説明中國人至今仍然是一般散沙的狀態，中國社會越來越變得像是一個陌生社會（反過來也可以説是熟人社會，就是説只相信熟人而不相信其他一切人）。
我對以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並不感興趣，甚至上述調查報告的真實性也值得懷疑。我所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幫助他人，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現在通常用慈善或志願者來解釋這種行為，但是從陽明學的角度看，其實這就是“萬物一體”的行為方式。何以這麼説，我們下面再來細談。
第二個故事是，在我動筆起草這篇文章的時候，想尋找一個引子，突然想起了錢穆先生的晚年定論。那是指1989年9月，95歲高齡的錢穆先生忽然發生了生平最後一次“徹悟”，悟到了“天人合一”的觀念“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他對此“徹悟”非常興奮，終於在1990年端午前三天完成了一篇口述文字，三個月後便溘然長逝。後來這篇文章被題作《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發表在台灣和大陸的雜誌上。他在文章的末尾説道：“因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這篇文章發表後，率先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引起了轟動，引發了一場範圍廣泛的爭論，其中細節這裡不必詳細討論。
我要略做提示的是，錢穆先生有關天人合一的“徹悟”，與我將要討論的王陽明“萬物一體”的思想可以關聯起來進行反思。為什麼呢？因為錢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時先生曾經借助錢穆的晚年定論及其引發的爭論而得出一個結論：“天人合一”絕不是一個早已僵化了的觀點，而是在今天依然是中國人心靈結構中一個核心要素。我認為這個觀察很有啟發性。
余英時先生還深入考察了先秦時代“天人合一”觀的問題，他列舉了三條資料來論證他的觀點，而這三條資料恰恰跟我們將要討論的“萬物一體”觀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不妨介紹一下：即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莊子的“萬物與我為一”、惠施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有趣的是，余先生所發現的有關“天人合一”觀的原型論述，竟然跟我們中國哲學界向來認為的“萬物一體”的觀點論述如出一轍。這就引人深思。
當然，在理論形態上，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與宋明道學思潮中出現的“萬物一體”觀具有思想同源性，然而莊子和惠施的觀點立場與儒家不同，因此不可與宋明儒學的“萬物一體”觀歸為同一種理論類型，這裡不必多説。那麼，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又有那些獨到出彩的思想特色呢？陽明學的萬物一體論能否像錢穆的晚年定論那樣，成為指引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歸趨”呢？
二 現在我們可以進入正題了。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只能極為簡略地談三點：
第一，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是一項實踐論論述。
我們可能都知道，談到陽明學，它主要是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這三大命題所構成的，特別是陽明49歲時提出的“致良知”説，乃是陽明學的正法眼藏、立言宗旨，這是已成定論的常識。
但是，王陽明晚年在居越講學期間（1522—1527），其思想又有新的拓展。事實上，就在陽明逝世前二三年，他開始在一系列文章當中，不斷地強調儒學史上歷久彌新的一個觀點——萬物一體論。那麼這個觀點跟陽明晚年的思想宗旨致良知是什麼關係呢？這是一個馬上會引起注意的問題，所以需要首先做一個簡單的回答。
在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當中，需注意的是，王陽明所提出的這個命題全稱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但是後來人們往往簡化成“萬物一體”，而容易忽視後面的一個“仁”字，特別是忽視後面的“一體之仁”這一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事實上，萬物一體何以成立的依據就在於“仁”。重要的是，對陽明學而言，良知與仁體是可以互證並説的，一體之仁必須進之於良知工夫論才有可能呈現作為仁體的大用及其意義。
但是，致良知畢竟屬於個體的道德實踐，而將此推廣擴充至社會團體乃至整個天下，則必須首先樹立起“一體之仁”的信念，以實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為終極目標，故有必要重建萬物一體論。可見，從外在結構上看，萬物一體與致良知固然屬於陽明晚年心學理論中兩座並峙的高峰，但是如果思想理路上看，由致良知發展到萬物一體論乃是陽明學的必然推演，這一點是毋容置疑的。
據《陽明年譜》載，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辟稽山書院，常聚集“八邑之士”會講其中，環坐而聽者達三百人，陽明“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至於至善。”這説明陽明晚年講學，始重萬物一體之論，以為由此便可啟發人之本心本性，遂使人人之於良知實踐都“功夫有得”。
另外根據陽明門人的記述，陽明一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其因就在於陽明抱持著一種“一體同物之心”的信念。這裡的“一體”就是一體之仁，“同物”就是萬物一體。在陽明門人的眼裏，王陽明正是基於這一堅定的信念，所以才能做到“譊譊終身，至於斃而後已”。這説明“一體之仁”不止是概念，更是一種信念，是王陽明一生的學術活動、精神生活的動力源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萬物一體論是一項實踐論論述。
第二，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是一項本體論論述。
這裡我要把這個略顯複雜的哲學問題説得簡明一些。首先遇到的什麼是“本體”的問題。我們不必過多糾纏于“字義”的問題，只要知道這是宋明理學當中的一個慣用思想術語，一般與工夫一詞相對而言。例如天理良知、仁道仁體，對陽明學而言，便是一個本體概念。
上面我們提到，陽明學萬物一體論的全稱命題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那麼“一體之仁”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就結論來説，一體之仁就是一種如同良知天理一般的本體存在，講得徹底一點，仁體就是心體，心體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都屬於同一個層次的存在。它一方面就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同時又像是我們頭頂上的燦爛星空——就是“上天”。
王陽明根據這一“一體之仁”的觀念來重構萬物一體論，我們可以稱之為“仁學一體論”，有別於歷史上其他的傳統萬物一體論，甚至也不同於宋代理學奠基者程顥的經過“須先識仁”，然後實現“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仁者境界説。
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的思想歸趣在於強調：一體之仁是在宇宙萬物的有機聯絡中的本體實在，因此同時也是仁體的呈現，而這種呈現不僅是人心的主觀呈現，更是作為宇宙本體的仁體存在的客觀呈現。正因為王陽明是從本體上講“一體之仁”，所以他的萬物一體論就是一項本體論論述。
何以見得呢？我們來稍微看兩段王陽明的論述：“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
這裡面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關鍵詞，“非意之”、“本若是”、“莫不然”等等關鍵詞都是在強調一個觀點：一體之仁並不有賴於人為意識而存在，而是本來“若是”的，是超越“大人”與“小人”之差異的普遍性存在，所以即便是“小人之心”，在本來意義上，也必存在“一體之仁”。理由很顯然，因為一體之仁就是“天命之性”、就是“自然靈昭不昧者”（意同“良知”），也就是“明德”這一儒家倫理的基本德性。所以説，一體之仁就是仁體、就是良知、就是天理，而仁體存在必然是普遍客觀的存在。
第三，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是一種社會理論、人文精神。
在王陽明所有的文章當中，最充滿激情的一篇文字就是上面提到的《拔本塞源論》，而其激情則表現為痛批孔孟以降的末學支離，嚴斥追逐知識技能而導致人心失序等社會現象，為從根本上扭轉這些錯誤的社會現象，陽明認為只有重新提振心體同然的一體之仁，祛除有我之私、物欲之蔽，才有望實現“萬物一體之仁”的理想社會。
王陽明採用了一種歷史倒敘法，他指出在“心學純明”的三代社會，人人都能做到“全其萬物一體之仁”，因此人人“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也就是説，在“心學純明”的社會，絕不會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人與自然、人與萬物之間的疏離等一切現象。進而抨擊“三代之衰”、“孔孟既沒”之後的種種怪象，如“王道熄而霸術焻”、“聖學晦而邪説橫”，導致“教者”不復以一體之仁為“教”、“學者”不復以一體之仁為“學”，於是，“功利之心”、“功利之見”形成的“功利之毒”逐漸“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更為痛心疾首的是，這類現象“蓋至於今”已經蔓延了“幾千年矣”，其具體表現為人人相矜、相扎、相爭、相高、相取于知識、權勢、私利、技能、聲譽等一系列怪異現象，導致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完全割裂，一體之仁的精神喪失殆盡。
不過在文章的最後，王陽明也表示他並沒有完全喪失信心，因為世界上存在一條普遍真理：“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因此，只要聽到我的“‘拔本塞源’之論”，必然有人“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陽明表示，他真正期待的就是這樣的“豪傑之士”現世，除此之外，“吾誰與望乎”！這幾乎就是孔子的“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情懷錶達。反過來説，如果我們不能挺立起“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心，“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意思是説，我們也就根本無法深切地了解孔子所講的“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人文精神！
由於王陽明在二千字左右的《拔本塞源論》這篇長文當中，措辭表達充滿了激情，顯得有點激動，所以他也擔心有人會批評他“喪心病狂”，對此，王陽明是這樣回答的：是的！在當今世界上，“病狂之人”太多了，人人“如入百戲之場”、“聘奇鬥巧，獻笑爭妍”、“西面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這些才是真正的“病狂喪心”之人。所以，王陽明在另一篇《答聶文蔚》當中斬釘截鐵地説道：
嗚呼！今之人雖謂仆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
這也就是孟子引用古人的一句話：“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用陽明的話來講，就是“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講的是儒家的天下主義倫理關懷。對儒家而言，天下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觀、宇宙論，更是一種倫理學。王陽明的“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便是天下主義倫理學。若從今天的眼光看，天下主義不是單純地如何平衡民族國家利益的國際關係論，而是一種以“一體之仁”的精神來重建國際關係倫理學。所以説，從社會、國際乃至全球文明的角度出發，有必要重新省思“一體之仁”的思想精神。
總之，陽明學“萬物一體”的思想正體現出儒家傳統的人文關懷精神，這一人文精神不止于對中國人而言，甚至對人類共同體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 最後講三點結論：
一、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也就是仁學一體論，其思想意義在於：天道性命是一體同在，人己物我更無隔閡，道德生命與宇宙生命不可分割，只有朝著“一體之仁”的方向才有望實現個人的道德理想人格以及人與宇宙萬物和諧共存的理想世界。
二、我在這裡也想呼應一下錢穆先生的晚年定論，他説他“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就在於“天人合一”觀，我想説的是，王陽明基於“一體之仁”的觀念而重建的萬物一體論正表明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可能有的貢獻之一，也就在此。
三、最後還要呼應一下蓋洛普公司的“公眾參與”的全球調查，不管其可信度如何，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正印證了五百年前王陽明在《拔本塞源論》當中所批判的那樣，處於嚴重撕裂的狀態，一體之仁的精神嚴重缺失。因此，我們今天重溫陽明學的思想、回訪一體之仁的人文精神傳統，就顯得十分必要。
最後我想引用王陽明的兩句話來結束我的報告：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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