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最能體現三國神韻 是大智慧

文化藝術 解放日報 2016年03月30日 11:0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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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中對”沒有明説，但確實以“合久必分”的形勢判斷，作為謀劃未來的大前提，由此扭轉了劉備的大局判斷、人生遭際，甚至扭轉了中國歷史，順便催生了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作品之一《三國演義》

　　■不以自己的利益為利益，能體諒別人的苦處；不只看重個人品行，更看到背後的客觀原因。如此處理人事，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曹孫劉三人麾下，人才最多的還是曹操。用人沒有戰略思維，不可能“用人不疑”，更不可能“疑人照用”

　　■諸葛亮煞費苦心、恩威並施，採用“七擒七縱”的非常策略，終於收服孟獲之後，卻不留一兵一卒，班師回朝。如此跳出通常“佔地思維”之窠臼，審時度勢，看出後續負擔甚至不穩定隱患，放棄佔地，確保主動，才是真正的戰略智慧

　　如果有人問：《三國演義》應該從哪讀起？這可能會讓不少人覺得匪夷所思，“從頭唄，還能怎麼讀？”初讀當然從頭開始，但要讀出《三國演義》的道道來，從中間開始，再讀一遍，説不定更好。

　　當然，這中間也不是隨隨便便什麼地方都行，而要從“三顧茅廬”開始。這是全書的中軸，一道分水嶺：“三顧茅廬”之前，劉備屢戰屢敗，被人攆得像喪家犬一般，無處可逃；而之後，就“從勝利走向勝利”，什麼道理？轉機來自“三顧茅廬”，劉備見到了諸葛亮，聽取並採納了諸葛亮的“隆中對”。

　　“隆中對”最能體現三國神韻

　　細數之下，“隆中對”也不過數百字，何以就此扭轉命運？無他，就因為“隆中對”是一項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規劃。

　　一瞥“隆中對”，讀者容易記住的是關於曹孫劉三國各佔“天時、地利、人和”的資源優勢分析。不錯，在中國傳統思維中，辦事情能否成功就看是否具備這三項重要條件。不過，作為戰略規劃，“隆中對”的核心不在資源籌劃上，而在諸葛亮沒有直截了當地説出，卻在《三國演義》開篇第一句話裏就已表達清楚的要旨：“話説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對大局及其走勢作出清晰判斷，從中發現自己的機遇，才是戰略規劃的重中之重。

　　“隆中對”之前，劉備之所以屢戰屢敗，根本上是因為劉備相信當時的大趨勢是“分久必合”。自董卓進京，天下群雄並起，形成諸侯割據的局面。苦於分裂太久，劉備欲以宗親身份，匡扶漢室，剿滅曹操，重新恢復劉氏一統江山。結果因為錯判形勢，逆水而行，只會屢戰屢敗。

　　諸葛亮告訴劉備，現在的大勢不是“分久必合”，恰恰相反是“合久必分”。漢朝延續500多年，現在到了分開過日子的時候。“隆中對”沒有明説，但確實以“合久必分”的形勢判斷，作為謀劃未來的大前提，由此扭轉了劉備的大局判斷，扭轉了劉備的人生遭際，甚至扭轉了中國歷史，順便催生了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作品之一《三國演義》。

　　想當年項羽和劉邦爭奪天下，韓信是兩家共同爭奪對象。可以毫不誇張地説，誰能爭取到韓信作為同盟軍，誰就能奪取天下。在韓信猶豫不決之時，有謀士提醒他，依附別人不如自己另立山頭，借劉項之爭，形成三足鼎立之勢。遺憾的是，韓信“有雄才無大略”，錯過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最後幫著劉邦滅了項羽，卻在決定性戰役勝利後次日清晨的睡夢中，被急匆匆趕來的劉邦奪回帥印，直至被冤殺于未央宮。戰略規劃缺失，讓歷史錯過了原本或許可以更加精彩的“三國時代”。

　　既然天下大勢仍在於“分”，那就需要考慮：我能分到什麼？進而明確，怎麼才能分到這一份？這才有了曹操佔天時、孫權取地利，而劉備以宗室身份和仁厚聲譽，把人和作為首要戰略資源的策略。

　　至於後面所謂“獲取荊、益”之類，一方面算是“三分天下取其一”的目標落實，另一方面則是為未來“分久必合”積累實力。相比關於局勢走向的判斷，雖然同為戰略考慮，但分量明顯不如了。

　　卷首第一句話裏埋下伏筆，到“隆中對”方才詳加展示，反映了寫作技巧，更體現出把握大局、諳熟戰略的思維功底。這不是小説作者一個人的能耐，而是中國人乃至中華民族的天賦異稟。自古以來，中國人相信“只爭朝夕”，因為嫻熟于農業，最清楚“時令耽誤不得”。但偏偏這樣的民族，同時又有一種出奇的耐心，等待時機將臨。

　　“人生七十古來稀。”可是，創立周朝居功至偉的姜子牙，七十歲時還在易水岸邊釣魚，一點不著急，用的是直鉤，根本挂不住魚，純粹擺個樣子。因為姜子牙知道，著急沒用，時機不到，難以作為，乾等就是。這不，最終等到周武王起兵，需用帥才這一刻。

　　這種把個人努力置於大格局之中加以籌劃的戰略思維，形象地説，猶如一個人急於趕時間，最有效的辦法不是在車廂裏使勁往前挪位置，而是買票時找到能夠最早到達的那班車。

　　謀略背後是滋養智慧的氣度

　　在《三國演義》中，不只是諸葛亮有戰略思維，更不是只在“隆中對”裏有。曹操滅了袁紹後，搜出好多曹營中人與袁紹私下書信往來、為自己留後路的證據。兩軍對壘，你死我活，暗中通敵，足夠拉出去“咔嚓”了。可曹操不讓人打開，而是一把火燒了，理由是：“那個時候我自己對戰勝袁紹都沒信心，底下人暗通款曲，有什麼可以責怪的？”

　　不以自己的利益為利益，能體諒別人的苦處；不只看重個人品行，更看到主觀意願背後的客觀原因。如此處理人事，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才能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劉備雖有“人和之名”，但曹孫劉三人麾下，人才最多的還是曹操。用人沒有戰略思維，不可能達到“用人不疑”，更不可能做到“疑人照用”。

　　有讀者不理解，《三國演義》中最驚險的橋段“煮酒論英雄”中，曹操既然知道“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將來劉備總會成為自己的對手，為什麼不直接拉出去砍了？豈不是明擺著作者是在故弄玄虛嗎？其實，從戰略思維的邏輯出發，很容易理解：如果不能盡收天下英雄于麾下，卻靠騙來一個殺一個，如何才能獲得天下英才之擁戴，如何才能解決戰略對手的問題？

　　同樣的道理，諸葛亮煞費苦心、恩威並施，採用“七擒七縱”的非常策略，終於收服孟獲之後，卻不留一兵一卒，班師回朝。有人不解，問為何不留下官員、轄制地方，一則避免日後再反，二則正好擴大地盤。諸葛亮卻回答：“留官必須留兵，留兵必須運糧，這樣把自己套牢不算，還因為戰爭中當地人死了不少，怨憤之氣難以平息，留官後一旦産生矛盾，極易釀成大衝突。現在不留官不留兵，不用運糧，還避免了日後衝突，豈不更好？”如此跳出通常“佔地思維”之窠臼，審時度勢，看出後續負擔甚至不穩定隱患，放棄佔地，確保主動，才是真正的戰略智慧。

　　據説，孟獲後人世世代代感恩諸葛亮，堅守“南人不復反矣”的祖誓。數百年之後，唐朝發生“安史之亂”，地方政府欲調孟獲後人起兵勤王，他們堅持只有朝廷徵調，才能出兵，因為“與諸葛丞相有約”。最後，朝廷詔書到了，在瀘水邊隆重祭奠諸葛亮之後，大軍才過江北上迎敵。《三國演義》 不是史書，與史實相互參照，難免真假混淆，但即便虛構只要被人記住，有時候也比塵封的史料對後世影響更大。此所謂：“活著的歷史是文化，逝去的文化是歷史。”

　　行文至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出了一個真會打仗的主——號稱“沙漠之狐”的隆美爾將軍，在埃及打得英法聯軍沒了方向，最終卻未能贏得“軍事家”的稱號，只能屈居“戰將”之席。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大本營讓他去北非只是為了牽制英法，隆美爾卻一味好戰，雖然戰役上贏了，但軍力消耗之後，大本營不得不源源不斷地為其補充武器彈藥，最後不是牽制英法，而是牽制了德國自己。缺乏戰略思維，視線只及于眼皮之下，如此格局何以算得上“軍事家”？

　　相比之下，中國的孫子之所以被稱為“武聖”，從“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句話就能看出來。孫子深知用兵之險，追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此視野開闊、思維超前，不但稱得上軍事家，而且稱之為政治家、戰略家也不為過。中國造字，特以“止戈為武”，其中有多少大智慧！

　　雖有交戰，一旦和平，就給予充分信任。如此處理“國與國關係”，方顯戰略眼光。信任和由信任而形成的守約，方為最具價值的戰略資源。如今，國人面對先人的“創造性思維”，會將其自覺不自覺地歸之於“謀略”。這好比心地陰暗者眼中只有不可告人之術，而看不到謀略背後更高層次的智慧和滋養智慧的胸襟氣度。這恰恰應了古人説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總之，一個“善養浩然之氣”的民族，一個立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民族，絕不應該陷於蠅營狗茍之中不可自拔，絕不應該滿足於佔那麼點小便宜、耍些小聰明。隨著中國重新崛起為大國並越來越全面深入地走向世界，國人對堪稱民族文化之瑰寶卻散落四處的戰略智慧，該仔細收集、虔敬學習、大力弘揚乃至創造性昇華了！

　　(作者顧駿 為上海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