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教授的電視觀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老師，您平時喜歡看什麼樣的電視節目？
【特邀嘉賓：王寧】主要是看一些新聞時訊類的節目來獲取信息，看一些文化含量高的節目以了解同行的發展。我相對比較喜歡看中央一套的新聞節目和中央八套的《影視同期聲》，看新聞主要是想了解國際政治及經濟形式，看《影視同期聲》主要想了解影視行業的發展動向，以便我在國內外講述當代中國影視發展的時候增加一些花絮。不過有時很忙，連《新聞聯播》都會忘記看，但我會通過上網了解最新信息來彌補這一缺憾。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隨著中國進入WTO，全球化進程也在加劇，您認為這對我們的電視文化發展有何影響？
【特邀嘉賓：王寧】一般理解全球化都是經濟上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全球化不僅在經濟上有著徵兆，而且在影視傳播和文化傳播學界也有一種全球化的趨向，這種趨向跟經濟領域的全球化是不一樣的，經濟領域的全球化是全然依循一種模式或一種法則，帶有一體化的趨向，而文化領域的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多元走向，也就是説，大家都在探討全球普遍公認的一些話題，但是大家探討的方式、語言、理論視角都不同，因此這種探討帶來的不是理論趨同化而是理論的多元化。比如説我舉個簡單例子，每個電視臺都在製作電視節目，這種電視製作的手段是相同的，但是每個電視臺製作的節目都帶有自己的特色。我有時偶爾看一下新疆臺，除了一些進口片以外，它播放的節目很多都是帶有地方風俗民情特色的，這是其他電視臺所沒有的；再比如我們都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學習英語是走向世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就是因為人人都在學習英語，那麼英語本身的本真性、正統性就消失了，現在世界上我們很難聽到正統的牛津英語，混雜式的帶有各地鄉音的英語倒是隨處可聽見。
另外，全球化的進程也讓我們的電視人越來越關注國際電視業的最新發展潮流、最前沿的發展方向，這就使得我們電視節目的文化含量增加了，國際化的成分增加了，直接報道加強了，與國外媒體的合作加強了。中央電視臺的訪談類節目《對話》是採用英文，過去經常是採訪中國人，中國人講英語，有些人英語是比較好的，有些人則會犯些小錯誤。這樣的節目讓國外觀眾看到，雖然他們也能聽懂，但效果不好。現在我看到這個節目經常是直接採訪一些國外在中國訪問或工作的專家，這也就實現了中外專家的互動，大家都用同一種語言--英語來交流，但大家談的立場是不同的，觀點也是不同的，這種對話才是一種真正地對話。而同一個話題，大家都是同一個觀點，這並不叫對話，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大家各抒己見，而且能找到某種共同點，切磋交流甚至爭論。
此外，央視國際開闢了《電視批判》欄目，她必將會促進電視文化學術品味的提升，這也體現了央視國際的一種氣度，我覺得《電視批判》可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一種獨特産物，我還沒聽説西方有這樣的欄目。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您認為真正的對話不是一種自説自話，是理解、平等的溝通與交流，在之前您也提到克隆只是形式克隆，內容還是我們自己的，但是很多人認為國內的電視和國外的電視還沒有達到一個可以對話的境界，往往國外輸入較多，國內輸出較少，您怎麼評價？
【特邀嘉賓：王寧】我覺得這是一個現實狀況，但是本來電視這個形式就是從國外引進的，因此在初期我們從形式到內容做些引進還是必要的，可以縮小我們和國際先進的電視製作水準的差距，但是等我們達到同一境界，可以對話的時候，我們也會對國外的製作産生一定影響。因為如果他認為你可以和他對話了，説明他認為你和他的地位平等了，所以在這種對話當中，他講過的話我們接下去講，然後他們再接下去講，他也就受到我們的影響了。為什麼我們目前還只能大量翻譯國外作品，很少翻譯出去？這跟我們的實力還有一定關係，我們和國外同行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同行的實力還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説我們現在輸出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問題，現在我們的節目英語翻譯人才奇缺，我們的東西外國人很難看懂，或我們的翻譯有差錯，這怎麼能吸引國外觀眾？還有我們應當加強帶有民族色彩的節目的製作，這才會讓國外觀眾感覺新鮮、有興趣。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您認為應當加強帶有民族色彩的節目的製作，但是有個網友提出，在國外一提中國還是滿清形象，而對現代中國了解特別少，是不是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傳播我們民族性的一個合適的方法？
【特邀嘉賓：王寧】過去有這種現象，現在大不相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仍停留在過去的認識上面，或許是一些影視作品對他們根深蒂固的影響還沒消除，但這種情況這種很少，大部分人已經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潛在的強大的國家，甚至很多美國人講，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歐洲人就講，21世紀是中國和美國的世紀。我到一些國家出席國際會議，我自己就感覺到所受到的待遇與過去大不相同了，過去國外的邀請有些居高臨下，現在他的邀請信都寫得非常客氣--"您能來出席是我們很大的榮幸"等等。在全球化的研究中，中國的學者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國的國際形象已經大大提升了。最近我到澳大利亞，當地學者邀請我去觀賞企鵝，到了觀賞地，在場的中國人竟有500多，並且，他們的廣播先講英語，第二是日語，第三就是漢語，在過去他根本就無視中國人，從這一情況上我們也可以體會到，西方人為了贏得我們的市場，他要用我們的語言來和我們溝通，所以我們和西方交流也應當懂他們的語言，要想傳播民族文化應首先從語言著手。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臨近過年，最近我們一直討論"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節日電視"這一話題，看電視過年已經成了新年俗，您認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節日電視？
【特邀嘉賓：王寧】目前很多人在節日期間都是以看電視為主，因此為了迎合節日氣氛，節日電視應當以娛樂性、觀賞性為主，但恰好也由於是人們集中看電視的階段，如果在此期間加強電視節目的文化含量、知識含量和信息含量的話，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平時大家都比較忙，沒時間看電視，你就算加入了很大的文化、知識、信息含量，他們未必能接受，而在節日期間能將這些內容以生動的形式穿插進去，也許就會進入人們的記憶。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現在中央電視臺有明確的規定，即剎住晚會風，因為現在的晚會逃不出歌舞的模式，也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不斷出現，浪費財力又沒什麼新意。因此央視的一些欄目從本欄目的特色出發，製作了一些回顧性節目，如新聞評論部的特別節目《一年又一年》節目等，您認為這種方式是否能夠更多地體現對社會的關照？
【特邀嘉賓：王寧】我覺得《一年又一年》是個比較好的方式，現在很多節目把這一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回顧，這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對於那些平常不大看電視的人，是一種濃縮的信息，對於平常經常看電視的人，是加深記憶的一種方式，信息可以分成類，比如十大經濟、政治、文化新聞，使人們對今年的一些閃光點能夠有所記憶，並鞭策、激勵人們在新一年當中突破自己，創出新的成績。以前我們是以歌舞來敬神，現在不應是這樣單一的形式，而應加入一些理性的東西。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但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實際上非常缺乏資深的主持人，新面孔推出得過於頻繁只會將主持行業變得越來越浮躁。
【特邀嘉賓：王寧】新面孔並不一定就是年輕的面孔，也並不一定是剛畢業的初出茅廬的新面孔，他以前可以是資深的外交家或在其它領域比較有實力的權威人士，這個“新”只不過是指在主持人隊伍中的“新”，往往這類人經過多年的積澱有豐富的知識含量，可以憑藉個人魅力贏得觀眾，他的外行條件不一定是很好，但可以牢牢將觀眾的注意力抓住。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您覺得對文學名著的改編有利於它進行再傳播，但是有人認為當下對名著的改編沒有忠實于歷史，也沒有忠實于原著，甚至還風行"戲説"，這是應當反對的，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特邀嘉賓：王寧】過分離譜的戲説，我也不贊成，因為他們確實不嚴肅，但是對於文學名著的改編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潮流。所謂不忠實于歷史，我想問我們要忠實于什麼樣的歷史？難道歷史是可以復現的嗎？比如《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相比，《三國志》更重視于歷史的本來面目，但是，《三國志》的撰寫者是當時的統治者而並不是老百姓，所以我對歷史的可靠性本身就持懷疑態度。很多歷史檔案材料我們不能看到，即使同樣的檔案材料，我們解説者、取捨者也有一些偏見。就好像我們拍一部半個小時的片子時，我們拍的素材可能要一小時半，其中的取捨都取決於導演的意念，符合就用，不符合就不用。對於我們從事歷史的人，絕對不能相信"戲説"，但是作為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來説，廣大讀者觀眾需要，廣大讀者觀眾決不會去讀《三國志》，他要看《三國演義》，所以至於它忠實與否，在我們今天觀眾當中已經不重要了。就像在電視劇中表現的遵義會議有哪些人參加，我們不能虛構，這是重大歷史事件，也許很多當事人還在，但是至於他們講了哪些話，只要中心思想不變，你可以稍微虛構一些。因為文學名著本身就是虛構的，沒有虛構沒有想象力，是不可能成為文學名著的。但是我們歷史研究者，不能以文學作品作為依據，必須要有原始檔案為依據，但是我們今天很多歷史研究者根本不依靠檔案，而是依靠前人的史書，這很不可靠，這一點西方漢學家做的比我們好。所有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漢學家必須要到中國來，甚至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都想辦法盡可能找到它的檔案，實在找不到的也找比較可靠的版本，但是我們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很多人一輩子都沒到英國去過，就敢寫一部英國文學史，一輩子沒去過美國，就以美國文學研究專家自稱，這也是中國學術界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現象。
【☆☆逍遙☆☆】許多名著改編使我都不知道歷史究竟是什麼樣子了，呵呵~現在有些電視影片在後面堂而皇之地加上“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話雖如此，但其影響力決不亞於現實……。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老師，您能談談"後現代主義"對電視文化有何影響？
【特邀嘉賓：王寧】這個概念是我從80年代後期以來一直在研究、教學和寫作的重要理論課題，後現代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現象，已經寫入我們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著作當中。
後現代對電視文化的影響體現在哪呢？主要顯示在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論前提，即要消解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限。電視本身是一種大眾化的形式，是集娛樂、消費和文化生産為一體的一種傳播媒體，所以對電視的文化含量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不能指望一個人通過看電視就可以代替書，但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電視的輻射面比較廣，我們也可以利用電視來傳播思想，這樣就實現了後現代主義的後啟蒙式。現代主義有明顯的精英意識、自我中心主義，他往往把啟蒙者放在一個居高臨下的地位，在向廣大電視觀眾説教，後現代啟蒙觀念則首先同廣大電視觀眾認同，比如在央視國際做在線交流，首先就得和網友認同，跟他互動，我們不只是在教誨，我們也接受他們的質疑、教育，和他們進行平等的對話，這就是後現代所説的消解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限，同時也消解文學和文化的界限、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限。
它的這種啟蒙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如果只在書面上表達，廣大普通的讀者很難理解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但是利用電視通過圖像來表達，大家就會理解，所以我覺得後現代對電視的影響是廣泛的，也是潛移默化的。電視作為當今的強勢傳播媒體，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使精英文化邊緣化，也可以使精英文化返回中心，比如可以把一些世界文學名著改編成電視劇，使得一部已經僵死的經典重新復活，像狄更斯的《大衛 科波菲爾》是于19世紀創作的，大概在文學界中，除了狄更斯研究者還在研究這部作品之外，研究現代文學的人很少問津它，但它在電視中播出之後，《大衛 科波菲爾》又返回到後現代主義社會當中。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在您的文章《全球本土化與中西比較文學重點的轉移》當中，您提到了現代人文知識分子所處的境遇及文學和文化市場的萎縮等問題，現在我們的傳播方式已經從紙媒介到了電子媒介了，我認為人文知識分子也應當更多地利用現代傳播手段進行這種轉型，從這點上看，您個人有什麼傾向性，您認為電視文化作為一個娛樂的大眾的文化應怎樣與高品質的文化結合起來？
【特邀嘉賓：王寧】我覺得在這方面中國的知識分子比西方的知識分子浮躁一些，國外的專家學者分成兩大類，一種就是比較專業化的學者，即在某個領域中是專家，出了他的領域就不太了解，他們非常嚴謹地只談自己本專業的東西，他們很少走進公眾欄目談論他們專業領域外的事情；另一種是公眾的思想家，他們經常接受採訪，上一些公眾欄目對時事做評等等。而我們中國的專家經常是不分專業、不分領域就大談一通，有些人知識很淺薄，也喜歡到電視上去亮相，使得他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他好像什麼都能談，但什麼都談不深，我覺得這個是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浮躁，他們認為，也許我潛心做學問，大家都不知道，在電視上一亮相，傳播面就廣了。但是我覺得，大家都知道也不一定是好事，也許會把你的弱點都暴露了，使別人認為你是徒有虛名的。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那您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保持自身的品質，而不應當採用這種方式曝光？
【特邀嘉賓：王寧】也可以這樣，如果社會真的很需要你的聲音，你也有這個能力的時候，你是可以這樣做的，但儘量不要超出自己的力量所限，英國古典主義詩人蒲伯曾講"知識淺薄是很危險的"，還有句諺語：語言會使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所以你若不講，大家還不知道你不懂，你講了，大家就會想，哦，原來不過如此。我經常看到訪談節目中的專家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所以我認為寧願不講，也不要出洋相。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很多時候大家都説電視沒有文化，很多人就呼籲有文化的人參與到傳播當中來，從您剛才的談話中，我想您並不是反對知識分子走進大眾傳播，而是希望這些學者能夠發揮所長，對嗎？
【特邀嘉賓：王寧】對，不能雜而不精，而是真正將自己的有價值的東西展現給大眾，提高大眾傳播的文化含量。舉個例子，現在對於全球化問題大家都能説幾句，但是為什麼在國際全球化研究領域裏，我們中國的學者幾乎是沒有聲音？英國路特利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六卷本全球化研究論文集，從全世界3，500多篇英文文章中精選出125篇，中國學者只選了2篇（注：此兩篇文章為王寧教授所寫），就是説人家根本不承認你寫的東西，你的東西是非常淺薄的或根本就是在重復別人的觀點，有的連重復都沒達到，甚至沒讀懂人家的東西。所以我説，在中國談論全球化的人比歐美的多，但有價值的非常少。在這方面，西方的學者很嚴謹，不懂就是不懂，從不裝懂，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