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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還相信新經濟?

作者:沈懿、馮弘


    兩年前,“新經濟”還是全球矚目的新世紀貴寵。一批身著棉布襯衫、腳登牛仔褲、吃美式漢堡、眼神迷離的年輕CEO,一夜之間似乎替代了老牌而老派的領帶族老土,儼然成了一個新時代的代言人。他們頭頂“數字英雄”、“財富神話”的桂冠,以摧枯拉朽之勢Paste(粘貼)、Update(更新)著娛樂明星似的頭條新聞。在新經濟高峰期創造的一系列神話中,沒有哪一個如“新貴”神話來得如此神速,如此“眼球”經濟——何謂新貴,“新經濟之貴人”也。 

    自然,高調的、主流的媒體都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新聞與炒作在新經濟時代似乎找到了最廉價的結合——誰都能上媒體,誰又都在做媒體。理由很簡單,在一個崇尚無紙的時代,當傳播的介質不再值錢,語言的價值也勢必大幅貶值。只有洛陽紙貴的年代,才能締造出“一句頂一萬句”的中華遺産。但是,沒有人會懷疑新經濟的價值,君不見,高調的媒體、高調的經濟學家紛紛將之奉為全球經濟的“永動機”——新經濟是魔方,是奇跡,是財富的重新洗牌。能説的都説了,連不能説的都説了。真所謂歷史的車輪滾滾而來,且是財富的年輪!跟風是媒體的本能,更何況人類脆弱的神經怎麼拒絕得了日日攀升的牛市大轉盤的刺激?畢竟,那是一個全球瘋狂的時代,是財富與科技誘發的英雄主義情結的一次大發作——財富欲、虛榮心、貪婪狂,誰能拒絕利令智昏的誘惑?至少,我是拒絕不了。
    終於有一天,股市跌了,英雄倒了,牛皮破了,人心也碎了。新經濟的一大後遺症,在我看來莫過於當一個人習慣了一夜暴富的幻覺,習慣了將一元錢的東西賣出一百元的價錢,他如何學會接受與忍受別的生存方式。正如某個失意的網絡CEO所言,利潤在200%以下的生意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今天,一個痛苦的調整期已經開始。曾經被奉為美國式光榮與夢想的企業“新貴”中,先是業績危機,再是醜聞纏身,最後竟有聽證與入獄。放眼全球,新經濟危機導致財富縮水,信用掃地,加之精神創傷——我們還能寄希望於什麼?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如果説我們曾經如此迷信過新經濟,那麼今天我們怎麼還能相信它?抑或我們也只能和勢利的風投們一樣——“聞新而恐”?

新經濟何“新”之有?


    “新經濟”從其誕生之日起,似乎就註定了調皮與愛惹事的基因。首先是它的身份——到底什麼是“新經濟”,學術界對此的爭執至今沒有共識。

    最早提出 “新經濟”這個名詞的,是美國《商業週刊》1996年底的一篇文章。該文中的“新經濟”,指的是美國經濟從90年代開始,在高科技和全球化基礎上出現的“一高二低”的一种經濟狀態——即長達十年左右的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的經濟繁榮。由於這種繁榮現象打破了傳統經濟中“失業與通脹反向相關”的“菲利浦斯曲線”,因而被冠之以“新經濟”現象。

    但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為代表的一派學者,對“新經濟”一説向來持有異議。他們認為,美國經濟中目前呈現的這一“新”變化僅僅是由暫時因素促成的,並非是一種根本性、基礎層面的變化,經濟週期仍會反復出現。所謂新經濟,不過是曇花一現的幻覺。

    那麼到底有沒有新經濟?新經濟又何新之有?今天我們將以反思的角度來審視之。

    新經濟之“新”,根源還在於推動其産生與發展的原動力——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的結合所帶來的信息領域的全新革命。“同以往的任何一次技術革命不同,信息技術革命改變的不是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雖然其影響所及必然導致人類對自然資源利用率的提高,但它是通過改變人類信息的傳輸、儲存方式來實現的”(張鋒,《聚焦新經濟:第一章——撲面而來的新經濟浪潮》)。簡言之,新經濟的核心在於IT與通信技術引發的信息流革命,信息的傳輸速度、信息的交換方式、信息的交流效率有了全新的改變,從而導致信息成本大大下降。

    根據經典的勞動生産率理論,提高生産率的基本途徑之一是資本深化,企業中人均資本越多,勞動生産率也就越高,IT投資有這方面的功能,但作用遠不止此。IT資本與其它資本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僅僅是一種“生産技術”,更關鍵的是一種“協調技術”(Coordination Technology),它能極大地降低組織內部與組織之間信息交流的成本,從而對企業的商業流程和組織形式産生本質影響,電子商務、虛擬公司、信息高速公路、全球團隊,這是其它資本所無法替代的。看看DELL模式,徹頭徹尾就是這場信息流革命的代表。除了把信息流成功運用到極致,DELL其他方面可謂無新可言,甚至一無所有。

    那麼,新經濟究竟給企業帶來了多少實際效益?羅伯特-索羅曾有一句名言“計算機無處不在,除了在生産率的統計口徑上”(1987),這是90年代前期對新經濟質疑最大的地方,但是進入2002年後這種質疑開始有了答案。最近2002年8月,加州大學歐文分校CRITO研究中心分佈的“信息技術與經濟績效:企業與國家層面”一文的計量結果表明,信息技術對於企業生産力提高確實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企業用於信息技術的投資邊際産出比其它投資要高很多。一個可能的解釋是,IT投資的高風險,IT使用中難以衡量的調整成本,IT投資容易被模倣而難以形成核心競爭力,使IT投資維持了其他投資更大的邊際收益;另外,IT投資在資本深化的同時,還起到了與企業研發類似的作用:使企業能以相同的投入獲得更高的産出。簡單地説,IT的投入具有滾雪球效應,現在投入越多,以後投資的回報就越高。

    CRITO的計量結果還表明,新經濟對於各個國家、各類行業與企業的影響差異很大。首先,發展中國家IT的回報遠不如發達國家突出,理由很簡單,如果雇傭十個人處理信息比買一台電腦還便宜,電腦的效益肯定大打折扣;第二,信息經濟在傳統領域的投資收益比純粹的新企業明顯,象麥當勞、GE這樣有現成供應鏈的企業,隨著信息處理能力的提高,企業成本也大幅度降低。 第三,企業的“組織資本”與IT應用效果的關係極為密切。“組織資本”涵蓋一系列的管理實踐,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企業決策的集中程度。越是決策分散化(decentralized)、信息參與決策程度越高的企業,IT往往使之如虎添翼;而對於那些決策集權程度很高(centralized)的企業,IT的運用甚至可能帶來效率的損失。

    上述結果表明,新經濟決不是空中樓閣,很多企業的生産效益因為信息技術而得到了實質性的增強。這種現象即使回溯到80年代甚至更早——即在新經濟大潮之前,信息經濟其實已經在潛移默化地改變企業了,只是不為人所知。90年代IT技術的爆炸性發展使得IT投入成本驟降,IT投資開始流行,IT製造業內的技術革新由此溢出到IT應用行業,引發整個社會的網絡效應。而IT作為一種“合作技術”的功能,在成本進入大多數企業可以承受的範圍內後,開始逐漸顯現。但是,正如CRITO研究顯示的,為什麼新經濟這麼多年來在企業財務報表的利潤率上,在企業贏利能力方面沒有呈現直接的影響,甚至相關度很低呢?

    這可能有幾種解釋:首先,新經濟企業初始成本高,前期成本大量花費在NETWORK的建立上。越是標準化、越是通用性強的市場進入壁壘越高,最後市場上生存下來的只能是一到二家大企業;其次,IT投入最後帶來的往往是消費者福利的大幅上升,而並非生産者利潤,這是與傳統經濟很大的不同。新經濟中大量的消費者讓利,也使得絕大部分利潤空間被消費者拿去。所以,贏利能力不足往往是很多企業家望“新”而逃或猶豫不決的原因——無論吹得天花亂墜,利潤終究還是企業追逐的根本。

    難道對於企業來説,新經濟真是一個囚徒困境?一方面,新經濟不能不用,落後就要挨打;另一方面,簡單而易模倣的投入只會帶來更加激烈的競爭而無利可圖?

    回顧新經濟的發展歷程,最大的教訓就是這個世界沒有經濟神話,所謂的神話不過是人為迷信的産物。對於新經濟,我們必須以平常心待之,尤其對於企業家——只要支配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沒變,衡量經濟規律的基本指標沒變,經濟生活中對投入産出與資本回報的依賴性就不會改變。從這一點來説,新經濟無“新”可言。所謂的眼球經濟,免費午餐,只不過是將消費者的眼球聚焦放長為今後市場實現的前奏。一旦不能找到市場切入點把眼球變成經濟,眼球背後的經濟規律立刻呈現出猙獰與無情的面孔——無論對新貴,還是舊僚。理性的不足可能會使人們對企業的判斷出現偏差,但是只要衡量與判斷的標準沒有改變,新經濟企業仍然無法擺脫“看不見的手”和“用腳投票”的命運。

    當年鐵路的發明造就了一批全世界最賺錢的企業家——那就是鐵路兩邊的農場主。今天新經濟中最能賺錢的還是鐵軌旁的“農場主”——DELL、Amazon和e-Bay。DELL説到底就是一個製造商,Amazon最早是書商起家,至於e-Bay則完全模倣了拍賣商的模式。所以,他們的成功不是因為新技術,而是因為從新技術的運用出發改造了傳統價值鏈,從而塑造了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他們的成功是老農場主在一個世紀後的新翻版而已。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儘管新經濟內部具備的網絡效應很難通過現有的計量指標和統計方法來衡量,但是只要企業能在新經濟中找準位置,隨著整個經濟網絡日趨完整,新經濟不會再收穫失望。儘管以矽谷為代表的一大批網絡創業企業表現不佳,但是必須承認,今天在美國經濟中獨領風騷的還是一批以信息技術為基礎、在技術上、商業實踐上、與競爭規則上不斷創新的企業。


責編:青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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