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經濟：風景這邊獨好？

    目前，美國經濟仍在衰退中。據Conference Board第三季度消費者信心指數顯示， 2002年10月31日公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是美國最近九年中最低的，而格林斯潘一直引為自豪的持續增長的生産率也開始下降。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很多APEC國家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經濟的放慢無論如何是一個壞信號。至於日本經濟，已十餘年處於衰退之中，銀行改革方案的一再流産，揭露出以通産省為代表的傳統大企業、大銀行與大股東的利益，與經濟重組之間的矛盾衝突。而東南亞的龍虎國家，由於經濟結構的制約，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以往經濟的調適能力。如果不是中國經濟的活力增長，全球經濟恐怕將暗淡更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對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作了調整：一方面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由原來3.2%調低到現在的2.7%，同時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由原來7.0%調高到現在的7.5%。

    必須看到，這次美國經濟衰退與以往不同，整個衰退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一個國家或某個地區。另外，911之後，世界經濟的重心從鼓吹與倡導“自由貿易”（Free Trade）轉到了“安全貿易”（Safe Trade）。那麼，中國經濟的發展能否不受影響，抑或反過來影響全球經濟？這是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今天的中國被很多國外媒體稱為明天的“世界工廠”。如果“世界工廠”成為現實，那麼中國經濟確實會對全球的通貨緊縮産生催化影響。從歷史上來看，二戰後美國經濟的興起，製造業的迅速擴張，使得美國在電氣、汽車、零售(連鎖店)等新興行業(産業)方面發展很快，這種轉型給美國國內帶來了非常旺盛的市場需求，由此而帶來的經濟繁榮將美國經濟推上了持續多年的快車道，卻導致了歐洲經濟長期的通縮與一蹶不振。

    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態勢很象二戰後的美國經濟。中國目前也恰好處於一個産業結構的調整階段，家電、通訊、旅遊、電腦，特別是與IT和與新經濟相關的行業增長勢頭強勁。在固定資産投資市場上，傳統企業由於新經濟的挑戰和體制改革的深化而處於關鍵的轉型時期，怎樣以信息化、網絡化帶動工業化，迅速提高中國企業與中國政府的國際競爭力與適應力，已是大勢所趨。另外，中國城市化和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趨勢，也正在構成一個日益龐大的國內市場，使得固定資産領域的自發投資必將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性力量。看看上海的崛起和浦東的現代化建設，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在IT領域，從總體上看，中國的IT製造業已經進入了發展中國家的前列。過去十年間，中國高新技術産業的工業産值從三千億元增加到一萬八千億元，年均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超過同期全部工業年均增長速度十多個百分點，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國民經濟構成中，高新技術産業所佔比例已經由十年前的百分之一提高到現在的百分之十五。 

    以新經濟為例，中國目前移動電話用戶數已經超過了香港，不僅在城市一級開始普及，也進一步轉移到縣與鄉一級。另外，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已經超過六千萬，這是美國在1995年互聯網起步後的規模，也就是説，互聯網在美國可能已處於飽和，在中國卻還處在起步階段。

    據我們中心最新一項關於“高科技與通貨緊縮”的研究結果表明，IT與高科技的全球化，將會導致物價有長期與普遍下挫的壓力。如果事實如此，那麼中國IT經濟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非常值得深思。

    首先，中國新經濟總量上雖然發展很快，但結構上實力分佈還相當薄弱。中國經濟這些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還是仰仗了一種量的擴張，微觀層面的效率問題、激勵機制、創新精神仍舊問題很大。如果有一天我們驚覺，中關村經濟並不是矽谷模式，而不過是“披著矽谷表皮的溫州雜交羊”，這將是怎樣的又一種痛失！如果我們的新經濟在尖端上上不去，沒有規模就沒有應用，沒有應用也就沒有制訂標準的主動權，這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是十分危險的。

    與美國新經濟泡沫不同，當前阻礙中國新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並不在新經濟，而在傳統領域。以新經濟的核心電子商務為例，電子商務的成本決不是維護一個網站的費用，電子商務是從營銷、供應、傳送的一條價值鏈的整合。但中國在90年代之前恰恰沒有服務業，或者説服務業處於極低的發展水平，結果物流成了新經濟發展的瓶頸，信用成本也是高得驚人。如果我們把建立服務業的成本都算到電子商務頭上，這不僅對新經濟企業不公平，而且要真正推動新經濟發展幾乎不可能。僅僅看三大網站贏利與否來判斷中國新經濟全貌不僅是誤導，更是掩蓋了事實——中國新經濟企業這些年看似熱鬧，其實在總體經濟中地位甚微——不是新經濟的錯，卻算在了新經濟企業的賬上！

    常有國外學者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之謎表示懷疑，他們的理由之一就是其中不良資産的影響沒有排除在增長之外。對此，我倒是樂觀的——中國經濟目前70%的GDP來自外資企業與民營/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治理結構總體上是健康而有活力的。而且，與美國新經濟企業不同，中國的新經濟企業在治理結構上遠比其他行業中先進與規範，由此也最可能成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先導。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新經濟還承擔著另一重責任——那就是為當前的體制改革掃清障礙。所謂技術轉型乃是體制轉型的一種準備，一種手段，即如何在一個非民選的體制中，提高執政的效率、加快執政改革的步伐，新技術與新經濟提供了一種至關重要的技術可能，用以彌補我們當前管理邏輯與執行技術上的不足。資本主義優越于我們的不在道德價值，而在其技術優勢。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全面小康的現代化國家，必須首先是“經濟上可以管理的國家（黃仁宇）”，在這其中，“電子”與“政務”將齊頭並進，缺一不可。前不久頒布的《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國務院關於“取消789項行政審批項目，涉及56個部門單位”的決定、以及最近《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討論，都是與電子政務催生或伴生的一場變革，進步極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