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得只能在飛機上背譜

　　上海愛樂樂團只是陳佐湟擔任音樂總監的樂團之一，他同時也是墨西哥UNAM愛樂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陳佐湟的妻子女兒都已在美國定居，但他卻説不清自己的家到底在哪：“其實一年到頭滿天飛，如果説家的概念在哪兒待的時間長的話，真難説哪兒算是家。有一次我自己算算，去年我差不多有一個半月時間在天上不斷地飛，但就是這樣的狀況還是因為我去年推掉了15場音樂會，其中包括德國、意大利、美國、墨西哥和東歐一些國家，因為我實在跑不過來了。人的一天就24小時，一個禮拜就七天，一套音樂會的排練和演出大概就要一個星期，這裡還不算旅行的時間。一年52個禮拜如果分一些給上海、分一些給墨西哥，剩下的已經不多了——其實這種狀態我不喜歡。往前倒算五個禮拜，開始我是在上海排練，演出完的第二天一早就飛到美國待兩天，然後就去了墨西哥，那裏有五場音樂會、三套節目，兩個半禮拜之後再回家一天，然後就又往上海跑，直到上海愛樂樂團的最後一場音樂會結束，這就是我一年裏通常的狀態。”

　　雖然在指揮臺上威風八面，但陳佐湟認為自己台下的生活“相當地可憐”：“五個禮拜這麼多場音樂會，沒有一套音樂會的曲目是相同的。對於一個很認真的指揮來説，不管指揮過多少次或者背過多少次譜子，每一次排練都是新鮮的經驗，你還得再從頭看起來——這裡的道理很簡單，那麼我在國交指揮過第四交響樂，也在墨西哥樂團指揮過，還在原來的美國樂團指揮過，但是上一次我指揮第四交響樂到這次音樂會可能隔了一年時間，而且在一年之內還指揮過很多不同作曲家的作品，所以當我又回到這部曲子的時候又等於是一個新譜子。所以我在飛機上其實很多時間是在讀譜，在飛機上讀譜有一個好處——上面沒有電話，你可以不用跟不認識的人搭腔，那幾個鐘頭是可以很專心的。”

　　著名指揮出身文化世家

　　陳佐湟的父親陳汝惠是一位教授和作家，而他的兄長陳佐洱曾出任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社長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司長。陳氏家族中出了不只一位文化界名人，而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陳佐湟卻成了家裏唯一從事音樂事業的“離經叛道”者：“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但是他們的專業都跟我的專業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再推遠一點，我有一個堂哥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他叫陳佳洱，前幾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他就是北大校長，他是一個技術物理方面的一個專家，而他的父親就是陳伯吹，可能人們對這位兒童文學的老前輩比較熟悉。”

　　在陳佐湟只有四五歲的時候，他跟隨被調到廈門大學執教的父母搬到了鼓浪嶼，住在他們家隔壁的就是著名鋼琴家殷承宗，陳佐湟也第一次深入接觸了音樂藝術。“雖然我們是這樣一個家庭，但是家裏卻沒有人搞音樂，所以我搞音樂是挺偶然的事情。我們是教書匠的家庭出身，這可能對於我們在這個家庭環境當中成長都有著很大影響，當然自己走的路與後來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家庭以外的各種熏陶也有很大關係。鼓浪嶼是一個音樂氛圍很濃的小島，他們的鋼琴博物館裏面還有我的照片，鼓浪嶼人至今還認準了陳佐湟是出生在鼓浪嶼的……聽説最近廈門海灘上又開闢了一個音樂公園，其中有五個出身於廈門和鼓浪嶼的音樂家塑像，我非常榮幸也被放在其中。雖然我不是鼓浪嶼人，但是我的音樂道路確實是從鼓浪嶼開始的。”

　　至於“啟蒙老師”之一的殷承宗，陳佐湟與他居然是“一補之緣”：“那時候國家想送殷承宗到蘇聯繼續學習鋼琴，可當時學校不讓他回家，要他在暑假裏補習俄文。恰好我母親是廈門大學的俄語教師，所以他終於找到了這樣一個理由向學校申請他暑假回家，因為他可以每天到我家裏來補習俄文。後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到鼓浪嶼招生，我由於不是應屆生而錯過了，但由於殷承宗的特別推薦和介紹，我和一批已經被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錄取的孩子一塊到北京參加補考，就從那個時候真正地走上音樂的職業道路。”

　　我和女兒一同上學去

　　1977年中央音樂學院恢復招生，陳佐湟也參加了那一年的高考，並進入了如今在世界樂壇有很大影響的78班。“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電影樂團指揮，很希望能重新回學校上學，因為這是多年以前失去的機會，心裏總覺得是個很大的遺憾。那年我女兒已經是小學一年級了，她的爸爸上大學一年級，我們倆就天天一起上學去。幸運的是，我跟譚盾、葉小鋼、郭文景、瞿小松都是這一班的，我們和邵恩、胡咏言都是在音樂學院那個上下鋪八個人小屋裏睡出來的。”

　　28年前的那次高考對於陳佐湟和譚盾他們來説已成為一個重大事件，身為班長的陳佐湟也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來：“我是聽説北京考區考分第一大概是陳佐湟，因為很多同學傳説‘有一個鋼琴彈得挺棒的，在外面當指揮的來考一年級’，其實我那點七零八碎的知識都是不成系統地積攢了一些。回學校上課對我來説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但是我的年齡實在太大了，從1965年附中畢業到1977年回來考試，已經中斷了12年。那時候吳祖強先生是我們的院長，我就去找他説有沒有辦法讓我考同等學歷，我不能再等五年半，否則頭髮都等白了。正好那時教育部和文化部聯合招收一批出國研究生，我説我願意考所有指揮係和作曲係畢業班的課，考過能不能算讓我考研究生，如果考不過我就接著上課，所以我在一年多時間裏先後考了14門課。所以我其實在這個班裏只待了一年多就離開了中央音樂學院，作為指揮專業研究生去美國繼續我沒有完成的學業。我們處得挺愉快的這班同學後來大部分都變成了作曲，指揮係重新成立以後我就和邵恩、胡咏言三個人又轉到指揮係去了。我們班的每位同學在沒有考試入學之前都經過了一段自學的道路，但大家都是在朝著一個目標走。十年的考試攢到一塊考，那屆考生當中畢竟還會有一些出類拔萃的苗子吧。”

　　28年後重盼“同學會”

　　執掌上海愛樂樂團之後，陳佐湟和在上海設立創作基地的譚盾得到了很多敘舊的機會：“譚盾前兩天還問我還記不記得他搬過一次最貴的鋼琴——那時前總文工團分了新房子，我們就搬過去了，但我之前曾用200塊錢買了一架舊鋼琴，我就把我們那幫同學全招過去，説禮拜天下午幫我搬鋼琴，然後在我們家搓一頓——由邵恩掌勺，譚盾、葉小鋼都統統來搬鋼琴，最後他們一起幫我把鋼琴抬到三樓上去了。”

　　陳佐湟的同學劉索拉曾以他們這一屆學生為原型創作了小説《別無選擇》，譚盾、葉小鋼、郭文景、瞿小松都成為了化名人物，每個人都非常有天才也異常瘋狂。陳佐湟説自己並沒有看過這本小説，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出現在小説裏，不過在劉索拉的筆下還是有著一位作為“風流倜儻衣領雪白的班長指揮”：“其實我覺得我們這班學生都是蠻正常的，每個人後來在藝術創作上都走了不同的道路，也都是個人物。前兩天譚盾還在跟我商量：‘班長現在你回來了，正好我們可以搞個同學聚會。’我覺得這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是也覺得這班同學重新聚會還有很多困難，因為各個都是大忙人，但是譚盾已經給我出題目了，他説咱們就叫“世界音樂中國根”好不好？我覺得他名字起得挺好，因為我想實際上不止譚盾一個人，陳怡、陳其鋼、蘇聰他們在很多國家都擔任過音樂總監，在世界古典交響音樂領域裏，我們的影響早就跨出了國界，而且對當地的音樂文化形成和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那麼説世界音樂並不為過；無論是‘中國根’或者‘中國心’，畢竟不管最後的藝術形態如何或者已經走到了哪個境界，我們都脫不了中國這個根，在我們的藝術創作中都可以找到中國的影子。我想什麼時候這幫人都能空出一段時間來，不管回到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大家能在一塊聚一聚，可是如果開音樂會的話，每人的作品都演一遍那可真受不了，可能演一個禮拜都演不完，哪個樂隊能有那麼大能耐？”

責編：芊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