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做陳建斌其實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喬家大院》的火爆並沒有讓他迅速地在組裏的選題策劃會上脫穎而出。大家紛紛提出質疑：他的“藝術人生”的魅力到底有多大？觀眾，特別是南方的觀眾對他的關注度到底有多高？如果脫離出《喬家大院》來談，陳建斌個人的藝術經歷還能否立得住？等等等等。

　　面對這樣的狀況，選題會也由此變得熱鬧起來，大家開始紛紛討論“組團忽悠”的問題，有的説把胡玫叫來，多談《喬家大院》的合作；有的説把李亞鵬、王學兵請到，乾脆弄一次94中戲新疆班的大聚會。然而，時間緊、任務急，這些短時間內“不靠譜”的特別建議最終都在一片善意的想象中迅速昇華、自生自滅了。

　　最終打動我們的其實還是陳建斌自己。在和他的幾次接觸過程中，成功和掌聲並沒有給他的出場帶來一點桀驁和煩躁，他的真誠和樸素一如他的眼神堅定而透明。甚至，你還會看到深藏在他“自信”背後的一點羞澀、一點“自卑”，一點不知所措。正是這樣的“矛盾”性格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也最終成就了我們邀請陳建斌做客《藝術人生》的決定。

　　《無愧於我的青春》，這期節目的名字是陳建斌自己取的。那天我們聊到了理想，建斌説，關於理想大凡有四種人：

　　第一種人已經喪失了理想；第二種人他們有理想，但沒有付諸行動去實現它；第三種人他們努力堅持著自己的理想但一直沒有實現；最後一種人他們堅持了，並且也實現了自己的理想，這種人無疑是幸福的，就好像他自己。

　　17歲時陳建斌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演員，18年來他一直在堅持，直到今天他覺得自己已經成為了一名好演員，於是理想可以説也實現了。

　　爭議中成名

　　火了之後的陳建斌，網絡上自然多了許多評論，不會上網的他在朋友的慫恿下，終於上網看到了這些正面和反面的爭論。在欣慰自己的戲引起了爭論的同時，建斌難免覺得自己也有一點委屈，“我對這個角色的付出是非常大的，就是我生命中的半年，就是付出了健康的代價，就什麼都沒有幹，前前後後一年的時間塑造了一個人物，我認為付出的努力特別大，有人不喜歡，當然我支持他不喜歡的權利，但是我還是覺得有一點委屈，有一點點委屈。” 對於有評論説陳建斌演喬致庸這個角色顯得過了的説法，他自己並不認可，“我認為我演的就是一個儒商，儒商裏的這一個。就是這一個人物他如此獨特，以至於他不能跟其他的人物所比，他就是他。我認為我這次演的是這一個，這一個可能有些人他會不習慣，他覺得儒商不應該是這樣的，但沒有什麼規矩是不可以打破的，我覺得我想演的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人。”

　　一個不會上網的陳建斌，甚至不會用EMAIL傳照片。不會使電腦，並不是對電腦有惡意，而是他拒絕“太多”，“你不要給我太多的信息，因為我覺得我這個人能接受的東西是有限的，我能接觸的有限的這個人、一本書、一首詩，我想讓有限的這些東西比較長久地佔據我的生命，跟我有一段深情，而不是説我打開這個電腦之後，所有的信息自動向我湧來，亂七八糟，跟我沒什麼關係，我每天把生命消耗在這些東西上我拒絕這樣，我不想要這個，如果説電腦代表了這個的話，那我不想要電腦，我想要的是簡單的。”

　　夢想起飛

　　小時候的陳建斌就是一個影迷，特別喜歡看電影，但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將來也要做個演員。直到87年看了《紅高粱》這部電影，看到了姜文的出現，一個長相普通、表演方式也非常生活的演員。那時的姜文讓陳建斌覺得電影裏的人原來也可以跟我們一樣，同時姜文的表演方式也給了他一個新的啟迪，萌芽了他的埋藏於心間的“演員夢”。

　　18歲以前，陳建斌從沒有離開過烏魯木齊市。18歲那年，當他第一次來到北京，發現外面的世界原來是那麼地大，當站在北京人藝的話劇院門口時他突發奇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夠站在這個舞臺上該有多好。”

　　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的陳建斌為了圓夢，開始學習唱歌和表演，甚至開始自己寫劇本、籌拍電視劇，“但是拍電視劇它得有資金，我們沒錢，我們幾個朋友就想了一個辦法，要不然先開一個飯館，通過這個飯館掙的錢去拍這個電視劇，但是開飯館我們也沒錢，要怎麼掙到開飯館的錢呢？要不就先賣烤紅薯吧。” 用靠烤紅薯來成就藝術夢自然是要破滅的，荒唐不羈的想法遭到了現實沉重的打擊後，夢一下就碎了，然而陳建斌也由此明確了一點，“要想去幹我自己喜歡幹的事情，就必須得學習。”當中央戲劇學院來烏魯木齊招生時，一個機會也就這麼來了。

　　迷茫?希望

　　1990年，陳建斌和李亞鵬、王學兵成了同班同學，就讀于中央戲劇學院表演係。大學四年的時光是短暫而又快樂的，但是畢業後要分回新疆話劇團，意味著要離開北京，“在這兒待了四年，環境什麼都非常熟悉，你也學到了你自己喜歡的這個專長，但是你要離開這個環境，我覺得非常非常地絕望，很痛苦。”

　　畢業時建斌把相交了好幾年的女朋友親自送到了機場，然而這個女朋友從此杳無音信，沒有一個電話，也沒有一封信。覺得自己被生活拋棄的陳建斌感覺自己沒有什麼用了，“24歲的年輕小夥子，躊躇滿志，學了一身的武藝，但是江湖上説不要你，就給你扔了，那是最可怕的一件事，這個愛情對我的打擊倒不在於愛情本身，而是它代表了生活當時對我的態度。”至今為止，陳建斌一直覺得94年在新疆的這一年是沒有音樂的、是黑色的。

　　95年陳建斌考回中戲，從此過上了一個人的研究生生活，“每天生活是我一個人，我就自己看書、自己看片子、看碟，過了可能有三四年這樣的生活，就一個人住一個屋。”雖然回到了自己嚮往的北京，但還是沒能順利登上他嚮往的戲劇舞臺。直到97年，和孟京輝的合作，他演上了他熱愛的話劇；98年，他分別和姜文、林兆華和孟京輝三人的合作，更是讓他的表演得到了業內人士的肯定。

　　“當時跟現在不一樣，現在是話劇比較繁榮的一個階段，有人投錢，因為話劇能夠掙到錢，當時97年還沒有多少人做話劇這個事，這個事僅僅是戲劇研究所的一個項目，他覺得這個戲不錯，就拿出一兩萬塊錢準備投拍它，那時候絕對就是苦幹戲劇，大家在一塊兒，僅僅為了做這件事情來排戲，為了愛好，大家喜歡過這種戲劇的集體生活，覺得快樂，你從中得不到任何的名和利。”

　　理想和生存的矛盾

　　在話劇舞臺上初嶄頭角的建斌被大家特別地看好，但迫於生存的壓力當時小有名氣的他突然間就放棄了話劇，拍電影去了，演電視劇去了。“其實也不是突然間放棄，這個都是有原因的，當時排話劇它掙不到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然後當時我畢業以後又租了一個筒子樓，住在筒子樓裏需要每個月800塊錢的房租，這個房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沒有房租的話你就沒地方住了。”建斌推掉了孟京輝為他量身定做的角色，當時這個戲要拍的時候他發現下個月的生活費就沒有了，“當時像趙傳的歌裏，生活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哪一個重要？但是我就沒有辦法，我就跟孟京輝説我説我得拍一個電視劇掙點錢，否則的話我就沒地方住了，沒飯吃了。當時他非常不理解，第一次我們都沒談成，第一次我剛跟他一説他騰就從椅子上站起來就走了，他跟他愛人就走了，説我不跟你談，他接受不了這種，我也能理解他特別痛苦的那種，然後第二次又想了好多天，第二次又跟他談，我們倆就特別開誠布公地説我必須去拍一個電視劇，他就接受了。”出來之後陳建斌走了這邊，孟京輝走了那邊。

　　如今再次回憶起這段往事，面對自己鍾愛的話劇，建斌説：“如果當時有經濟能力的話，我可能就不會去拍電視劇了。”

　　十八年等來的角色

　　當同班同學李亞鵬、王學兵在電視劇舞臺上大放異彩的時候了，陳建斌也開始轉戰影視圈，拍電影、演電視劇雖然改變了他的生存狀態。拍了七八部戲他也漸漸從配角演到了主角，但依然沒有讓更多的觀眾記住他。然而就是當初不想接拍的《結婚十年》讓大家記住了他演的成長。“當時接《結婚十年》，我一看那個劇本亂七八糟、雞毛蒜皮的，我都不願意拍，是當時我的女朋友她建議我去拍的，她説那個劇本挺好的，才去拍的，我沒有特別過人的頭腦，就是説我應該瞅準哪個點怎麼走，我會走一個捷徑會怎麼樣，我缺乏這樣的頭腦，不是這樣的人。”

　　成長讓他贏得了飛天獎最優秀男演員的殊榮，但觀眾記住的也只是成長，而不是陳建斌。“有一種演員就是明星，這種明星一齣來很容易去記住他，有些人就是演員，我覺得我就是屬於那種普通演員，就是我會很敬業、很認真地完成這個角色，但是就不是明星。我覺得真的就是一個普通的一個演員，到今天為止我都是這麼認為。”

　　2005年的《喬家大院》，陳建斌終於演到了自己最喜歡的角色??喬致庸??這個陳建斌投入了自己35歲所有人生的東西而塑造出的角色。“但喬致庸這一類型的角色，首先我不會再去演了，二是説如果我再演同一類型的角色我肯定不會超過他了，因為他就等於一個初戀把所有的激情，什麼東西都擱在裏頭了，你第二次戀愛很美好，但永遠不像初戀來得那麼刻骨銘心，因為第一次你已經把自己所有的一腔熱血都放進去。”

　　大家對陳建斌有一個看法，就像大家對喬致庸有一個看法，但是喬致庸對自己有一個看法，就像陳建斌對他自己也有一個看法，“我就覺得我就想做一個這樣的人，每一次都是重新開始，我真的希望我不要被這些所謂的名利所附屬。我永遠都像第一次那樣，我覺得永遠都像第一天學表演那樣，永遠都像第一次來演出那樣，我覺得這樣最好了，我希望我自己永遠都是這個心態。”文：徐俊傑，攝影：李少林

　　播出時間：4月19日中央一套22：38

責編：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