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訪談》開播以來，每週錄製這個心理談話類的日播節目成為我固定的任務。我的工作和生活本來就繁忙，現在更加緊張，《心理訪談》把我有限的業餘時間完全佔據了。我的第一身份是教師，心理諮詢在我的教學、科研和臨床實踐三項主要工作中大約只佔1/3的比例。儘管我不是全職的心理諮詢師，但是我始終對心理諮詢工作充滿了興趣。我年輕的時候經常想，如果有一種職業能夠幫助人擺脫精神痛苦，那將是永遠不會退休的職業。學習了心理學，我感到自己正在從事這樣的職業，所以不管多麼繁忙、多麼缺少回報，我也堅持做下去。

　　這一行至今我幹了20年，應該算比較早的心理諮詢師了。這些年學了很多西方的東西，包括去意大利、英國、俄羅斯、瑞士等歐洲國家，還在中德班受到了德國老師的精心指點。我想把這些知識機械地用於中國人，可能會遇到障礙。我原來對中國的古典文學和古典哲學感興趣，有些積累。於是，我努力將心理諮詢方法本土化。我力圖用中國人能聽懂的語言來工作，用中國非心理學專業老百姓能聽懂的語言來工作，這實在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

　　《心理訪談》對我來説是一個新的挑戰。在電視上給請進演播室的人做諮詢和分析，會談時間是有限的，演播室的環境與諮詢室也有很大的不同。心理訪談必須含有技術含量，否則就失去心理訪談概念的內涵。同時，這種技術含量又必須用通俗化的語言、公眾能聽懂、能看懂的方式呈現，所以要求通俗化。通俗化不排斥學術性和技術含量，強調學術性和技術含量又不能脫離通俗性，好的節目恰恰是這兩者之間的平衡。有人問我心理訪談有哪些技術？我仔細歸納了一下，列出來16種技術。沒有技術信息的談話就變成了淺層交流、一般的公眾聊天，也就是節目的失敗。

　　我做《心理訪談》跟門診的心理諮詢還有一個不同，就是對專家的壓力很大。我們在中央電視臺、在全國人民面前開展我們的工作，必須保持放鬆狀態。同時，我們個人注意力集中的程度，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術的運用程度應該也是超過一般情況的。另外，來求助的人可能是一堆問題，他分不清主次和脈絡，他來求助的時候會有很多問題呈現給我們，如果我們不是在演播室的話，我們要是在諮詢室裏，我們就會一個個問題進行解決。但是《心理訪談》節目裏不允許我們下次再説，我們必須在眾多的頭緒裏找到突破的一點，幫他做一個初步的解決。從這個角度來看，《心理訪談》要求專家既處於放鬆和自然的狀態，又要保持相當集中的注意力，還要與主持人默契地配合，做得恰到好處著實不易。

　　我做《心理訪談》受到了不少鼓勵，也有自己的苦惱和困擾。節目播出以後，收到了大量的觀眾來信、來電和郵件，其中有表揚、肯定，也有希望和建議，這些反饋對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也增強了做好節目的信心。還有很大一部分觀眾提出了心理諮詢服務的要求，看著令人目不暇接的“求助”、“救救我的孩子”等等呼喊、一個個急迫求助的渴望表情，我有心幫助，而實際上無法實施，讓自己心中感到了無奈。目前，在我國心理健康服務不夠普及，心理諮詢師也比較缺乏。美國現在大約是100萬人有500名從事心理學幫助的工作人員，但是北京1500萬人口的城市，合起來100萬人30名左右，更嚴重的問題是，這30名左右，或者是從業時間不長，或者缺乏專業的訓練和督導，並且沒有建立正規認證上崗的制度和考核體系。從這方面講，心理保健問題比較突出，我們的心理支持體系─不論是自我調節還是社會支持都比較薄弱。我衷心希望，《心理訪談》節目的播出，能夠對我國人民的心理衛生事業的發展産生推動作用，有更多的人投身於這項事業，讓心理健康服務普及到千家萬戶。

責編：西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