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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上、下)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7:15 來源:CCTV.com

  上 集

  1933年的元旦,上海《東方雜誌》的新年特輯上登出244個來自不同階層的中國人的新年夢想。

  《中學生》雜誌編輯葉聖陶的夢是: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所吃的飯絕不是什麼人的膏血,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兩個人的大肚皮。

  作家巴金希望能:自由地説我想説的話,寫我願意寫的文章,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隸。

  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夢想:“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

  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説:我沒有夢想。

  在畫家豐子愷的漫畫中,士兵的夢想是擁有刀槍不入的身體;黃包車夫希望多長幾條腿,多拉一些客;靠寫作為生者則希望擁有多個腦袋同時工作;。

  但是,對更多的中國人來説,新年的夢想在山海關的槍聲中破滅。

  山海關,位於長城最東端,元旦這天,陰冷的天氣持續了整整一天,幾乎凍結了人們對新年的熱情。從上一年日軍佔領錦州後,山海關已是偽滿洲國的所謂國界,每個從這裡通過的人,都要接受日軍嚴格的檢查。

  夜色降臨,刺耳的槍聲打破了持續一天的沉悶,日軍開始猛烈攻擊山海關。

  兩天后,山海關失守。

  1月19日,68歲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從天津來到北平。1897年,他曾經來過這裡。他這樣回憶自己這次對北平的印象:“這座著名的古老皇城籠罩在一片悲涼之中。我看到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在使館區外的緩衝區巡邏。日本軍隊已逼近了熱河,看來北平和華北五省也將陷入魔掌。”

  和36年前相比,斯文赫定很快發現了一些變化:以前戒備森嚴的皇宮已成為一個巨大的博物館。馬路上同時行走著最時興的汽車、靈巧的自行車和古老的人力車。前門仍然是南城最高的建築,有軌電車卻是4年前剛剛開通的。在老百姓居住的衚同,自來水尚未普及,但衛生狀況已經改善了很多。城市裏分佈著一些環境幽雅的四合院,儘管一個院子每月租金不過十幾塊錢,但普通老百姓還是負擔不起,住在這裡的大都是有錢的大戶人家和政府官員。

  2月24日,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大會,大會通過報告認為東北三省主權屬於中國。中國駐國聯代表顏惠慶回憶到:大會期間,日本代表松岡洋右抓住最後機會為其國家百般辯護……但是,除了漂亮的英語和口才之外,他並不能為日本的侵略行動提供什麼新的法理或道義方面的依據。

  會上,有42個國家贊成日本應該立即從東北撤兵,只有日本反對,日本代表當時退場離開。

  在德國,44歲的希特勒當選為德國總理,盛大的就職慶典從頭天晚上一直延續到第二天下午。在選舉前的巡迴演講中,希特勒説:德國的苦難必須用德國的鋼鐵來打破。在經歷了整整四年的經濟危機之後,數以百萬的德國人第一次相信他們的政府,每個人都感到,生活會變得好起來。

  春天尚未來臨,從波蘭到莫斯科的沿途,仍是白雪皚皚。在參加完國聯大會後,顏惠慶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國駐蘇大使。面對日本佔領東北造成的巨大威脅,四年前因中東鐵路事件斷交的中蘇兩國恢復了邦交。

  這是上一年荷蘭紀錄片導演伊文思在蘇聯拍攝的紀錄片《英雄之歌》,講述了一名十八歲的共青團員從農村來到寒冷的西伯利亞,參加建造高爐的勞動,很快,他成為了一名技術能手。紀錄片中,一個工業化國家的美麗圖景在伊文思手裏化作一組快速剪輯的鏡頭,呈現出鋼鐵與運動的形式美感。

  此時,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入最後一年,這個曾經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顏惠慶這樣描述自己對蘇聯的印象:在人們第一次來到蘇聯,肯定會感覺到這是個偉大的國家。從漫長的鐵路線,到高大的建築物,從無邊的草原森林,到身材魁梧的男女,無不顯示出這個國家的偉大。

  在莫斯科,顏惠慶還見到了當時最知名的東北義勇軍首領馬佔山、李杜。

  去年,東北義勇軍一度達到鼎盛,但從年底開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裝備低劣、缺乏組織的義勇軍在日軍的圍攻下,難以為繼,有些不得不越過中蘇邊境退入蘇聯境內。

  顏惠慶這樣回憶自己和馬佔山等人的會面:當時蘇聯不允許他們下火車,中國使館只好準備了一些中國飯菜送到車上。馬將軍興致勃勃地對我講述他的抗日功績。

  由於處境艱難,不少義勇軍官兵和家屬紛紛流亡關內,1933年,上海出版的《人世間》雜誌報道了東北義勇軍將領江民聲的故事。江民聲從東北一路流落到上海。在上海賑濟東北難民聯合會幫助下,他在繁華路段為路人擦鞋,補鞋,以此為生。解決溫飽後,江民聲把每月節衣縮食所得的微薄積蓄捐給東北難民救濟會,救助其他同胞。文章的最後寫道:江氏以少將之尊,竟至不得不操街頭為人擦鞋的“賤業” ,在許多人看來殊為可嘆,但江氏還屬於幸運者,他抗日不死,己屬大幸,更得資助,在異鄉求一溫飽,不知要被多少流亡者羨慕不已。

  山海關失守以後,戰事突然沉寂下來。對於大多數中國農民來説,山海關發生的事根本無從知曉。這是一位美國攝影師拍攝的一個紀錄片片段:

  新聞發達但遠離戰區的上海,又是另外一番景象。3月已是初春,白天的平均氣溫回升到18度。在靜安寺路大滬跳舞場,門口挂起“慶賀胡蝶女士當選電影皇后,航空救國遊藝茶舞會”的橫幅。明星、聯華等幾大電影公司的演員都到場參加慶祝舞會。

  從年初開始,上海《明星日報》發起電影皇后評選。為讓更多人參與投票,主辦方將投票人、被選人以及選票數字逐日刊登在報紙上。結果明星公司的胡蝶當選為電影皇后。在胡蝶的“電影皇后證書”中還特意提到:此次評選是為了促進電影事業的發展,胡蝶女士的謙讓是因為國難當頭。如今航空救國,大家要積極捐款。

  在晚會現場,胡蝶手托禮帽親自募捐,所得也全部捐獻給航空協會。最後,她演唱歌曲《最後一聲》,歌中唱到:“親愛的先生,感謝你殷勤,恕我心不寧,神不靜,你對著這綠酒紅燈,可想到東北怨鬼悲嗚?看四海沸騰,準備著衝鋒陷敵陣,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淪,再會吧,我的先生!

  此時,許多城市正瀰漫著捐款購機的熱情。當時,要建設現代化的陸軍與海軍既費時又費錢,國人憧憬著從新興的空軍建設入手,“航空救國”成為時髦的字眼。十二歲的天津小學生趙雲威在寫給大公報的信中説:我將我母親每日給我的午飯費,積蓄十天的一元錢,全數拿出,使將來有一架“北方兒童號”飛到敵人的陣地。這一年,國內捐獻的飛機達到20多架。獻機過程已經逐漸演變為比較固定的模式:在廣場上為飛機舉行命名典禮,邀請航空總署派人接收,最後由飛行員駕機繞場三周後飛向杭州的筧橋機場。

  在日本東京,一架由日本國民捐款製造的飛機“愛國號”舉行了啟用典禮。與中國必須從國外購買飛機不同,日本的飛機可以在本國製造。已經進入戰爭軌道的日本對大部分地方進行燈火管制以節省電力。京都一所舞蹈學校為女生們增加了軍事訓練課。為了提高國民的戰爭防範意識,在鄉村,婦女和孩子要進行挖防空洞和躲避空襲的訓練,。3月2日,軍部在東京舉行了大規模防空演習。

  中國熱河的省會承德以清朝皇帝的避暑山莊聞名。在承德與長城之間是起伏的山地,北平的安全要靠它們來屏障。一部分東北義勇軍也把這裡當作自己活動的基地。因為丟失東北而受到批評的張學良決心在熱河組織抵抗。2月,他和財政部長宋子文親自到熱河督戰,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誓言將抵抗到底。但3月4日清晨,湯玉麟攜帶全部家財逃離承德。這天中午,一支只有128人的日軍先遣隊兵不血刃進入承德。

  承德淪陷後,日軍向長城沿線集結兵力。在長城的著名關隘喜峰口和羅文峪,日軍遭到由宋哲元率領的29路軍的頑強抵抗。 從日軍隨軍記者拍攝的影片中,能清楚地看到日軍在戰鬥中受到嚴重打擊。

  3月中旬,29軍109旅旅長趙登禹率大刀隊夜襲敵營,五六百名酣睡中的日軍頓成刀下之鬼。在整個沉悶被動的戰局中,這一帶有傳奇色彩的消息很快出現在全國的報章上,民間人士到前線慰問長城抗戰戰士時,都對大刀情有獨鍾。 上海婦女慰勞會成員特地手捧大刀,拍下照片。

  古老的長城線上,中國軍隊與日軍殊死拼殺,但在日軍猛烈的攻擊下,缺乏協作和後方支持的前線軍隊漸漸難以抵抗,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線陷落,長城防線失守。在長城的炮聲中,《大公報》的記者訪問了北平的天橋。

  太陽升到中天的時候,北平南城的天橋漸漸熱鬧起來。奇巧的魔術,低廉的商品、美味的小吃,在這裡都能找到。大公報的記者説:在這國難空前的時候,所有的行業都相當的消沉,惟獨天橋是個碩果僅存的繁盛所在。這是任何人所想象不到的。文章的最後這樣寫道:現在外國人也常有去逛的,其中以日本人為最多。警察們都不願意外國人的光臨,因為外國人去玩,無形中便增加了他們的責任與工作。

  跨過長城線的日軍繼續向北平開進。5月底,日軍佔領距離北平30公里的通州,北平危在旦夕。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天津塘沽簽訂停戰協定,協定默認了日本佔領中國東三省的事實,冀東大片國土劃為停戰區域。

  消息傳出,各界一片譁然,駐守北平的第二十五師官兵痛哭流涕,走上街頭演出了自編的短劇〈長城淚〉;天津《民風報》在社論中説:上有投降帝國主義以屈服賣國為目的的政府,外有絕無理性掠奪不厭的強敵,長跪乞和原在意中。

  協議簽訂前夕,五十九軍軍長傅作義率軍在北平郊區的懷柔與日軍血戰,367名戰士英勇戰死,因為塘沽協定的簽訂,傅作義被迫撤退。在傅作義的邀請下,北大教授胡適為五十九軍陣亡將士公墓撰寫碑文。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記述:這是我第一次用白話作碑版文字,頗覺得這種試驗不容易。碑文約千五六百字,寫到半夜後一點,一氣寫成,差不多不用改。這篇碑文裏這樣寫到: 這裡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裡憑吊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

  1935年7月,胡適來到綏遠,卻發現五十九軍陣亡將士墓碑上“抗日”二字已被改成“長城”二字。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記中,胡適寫下了《大青山公墓碑》詩,表達了自己的悲憤之情。

  1933年,剛剛從經濟危機中走出的美國開始復蘇。7月,世界博覽會在芝加哥舉辦。這屆博覽會的主題是“一個世紀的進步”,大量航空航天技術將一個太空時代呈現給好奇的觀眾。支持現代科技的發展已成為眾多國家的共識。

  這位年輕人是留學德國的學生孫桐崗。對於那些對飛行抱有夢想的人來説,這個身著飛行服,神采飛揚的青年是他們的偶像。25歲的孫桐崗駕駛著這架小型飛機,從德國起飛,歷時28天到達中國廣州。5年前,他考入德國飛行研修班,獲得高級飛行證書。這架孫桐崗自己購買的飛機極為簡陋,靠手搖發電發動,飛行途中險象環生。在28天的航行中,他累計飛行時間135小時,總航程達14450公里。

  三十年代初,國民黨政府已經意識到空軍在國防中的重要性,開始著手培養空軍飛行員。從這段當時空軍訓練影像中能看到,當時的場地破舊,飛機是簡陋的滑翔機,僅僅能進行飛行初級課程的訓練。

  在位於杭州的中央航校,學生們還要學習飛機的基本修理和裝配。由於無法製造飛機,中國空軍的飛機大都從國外購買。1933年初,國民黨政府購買了20架全副武裝的意大利菲亞特 B.R.3 轟炸機,在杭州進行裝配。但塘沽協定簽訂後,這些飛機沒有與日本空軍交手,而是首先被派往江西等地轟炸共産黨領導的紅色根據地。

  5月, “五卅”運動會在江西瑞金結束,紅軍學校足球隊獲得足球比賽冠軍。4個月前,中共中央剛剛從上海遷到這裡。

  在瑞金,每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都得到免費上學的機會。他們的學校被命名為列寧小學。成立一所列寧小學很簡單,只要能找到容納20個以上學生的空屋,即可到縣蘇維埃政府請教員開課。教員盡可能把孩子們帶到與講課內容有關的戶外,讓他們見到課文中事物的真實面目。一位來自上海的記者在採訪過一所小學後,撰文寫道:學校設備雖任其簡單,講室空氣和光線卻非常注意,筆墨文具亦由學校統購分發,儘管質料欠佳。

  下午學生們下課後,簡陋的教室就成為成人簡易識字學校上課的地方。在瑞金,每個人都有學習認字的自由。蘇維埃政府出版了專門的識字課本。內容除了生活中常用的字詞外,還有宣傳共産主義的內容。課本第二冊第二十課中講到:你耕田,他收租,你借債,他收息,窮人的血淚,富人的錢櫃。第二十三課中説:哪個有衣,哪個有米,哪個有房屋,哪個有金錢,這都是土豪和劣紳。

  1933年的瑞金,這個江西小城,因為中央紅軍的到來開始變得豐富多彩。

  下 集

  1933年8月1日,上海市宣佈戒嚴,為的是防範有人為配合“國際反戰運動”而集會遊行。出人意料的是,當天上海的街頭出奇地平靜。

  這一天,上海的幾家報紙聯合登載“為喚起各界注意並貢獻清查抗日義捐意見啟事”,文章披露各界為援助東北義勇軍捐款達二三千萬元,而義勇軍領袖馬佔山説,他只收到140多萬元。

  1933年,中國揭露出的經濟大案時有所聞。在北平,有人告發原故宮博物院院長涉嫌盜買文物。這一年,上海的江海關和青島的膠海關,職員與奸商勾結,偷逃稅款達幾十萬元。 在湖北,官員私吞各界為修築堤防的捐款案件達到28起,總額近70萬元。

  這一次,捐給前線的錢也被貪污,在上海引起極大反響。上海市商會總工會等團體組成“各界清查救國捐款委員會”,聲言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貪污捐款的矛頭很快指向“遼吉黑熱民眾後援會會長”朱慶瀾。

  曾任廣東省長的朱慶瀾在九一八事變後出面為東北義勇軍籌措捐款,深受國人敬重。對於外界的指責,朱慶瀾——予以駁斥。經過查賬,發現朱慶瀾並沒有貪污捐款。因為“各募捐機構的實際收入只有400萬元左右,並非報道的二三千萬元,報刊為了追求新聞效應, 而刻意誇大了捐款數額。

  這一年的夏天,是伴隨著天災和苦難到來的。在華南和西南,廣東、貴州、雲南等省遭遇到20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旱情。近700萬畝農田受災。在北方,從7月下旬開始,暴雨不斷,黃河洪水氾濫,僅下游就有56處決口,河北《長垣縣誌》記述災民慘狀時,只能以“無法用語言表述”來概括。

  此時,23歲的見習工程師黃萬里正在杭州參加江山江鐵橋的建設工作,一年前,他剛從唐山交通大學橋梁工程專業畢業。為了製作橋墩的沉箱,黃萬里已經在工地上連續工作了72個小時。近一個月來,來自黃河的水患消息讓他心緒不安。

  8月6日,黃萬里給在上海的父親,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寫了一封信,他告訴父親自己“決定改學水利,以拯救農民為己志”。黃炎培介紹他拜見曾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許心武先生告訴黃萬里,中國水利工程師幾乎沒有一個懂水文學,而不通水文學就等於未入水利之門。

  12月,黃萬里考取公費留學名額,赴美攻讀水文專業。在此後的4年中,他先後就讀于康奈爾大學、愛荷華大學、依利諾大學,取得水利工程博士學位。回國後,黃萬里先後在全國經濟委員會、清華大學工作,終成水文學一代宗師。他後來這樣解釋自己的選擇:“漢水氾濫,黃河成災,我豈能只哀民之痛於心?自己當時是如此熱誠地渴望著解決江河洪流問題呀!”

  進入三十年代,中國電影人將創作的目光投向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從江浙農村到遙遠的西北,攝製隊走出封閉的攝影棚,把一個真實生動的中國呈現在電影銀幕上。在上海,由聯華電影公司拍攝的電影《狂流》成為1933年夏天上座率最高的影片。影片講述了在長江水災中受難的農民與貪污賑災款的地主鬥爭的故事。剛剛獲得電影皇后稱號的胡蝶扮演女主角。當時的影評稱《狂流》的出現是“中國電影界有史以來最光明的開展。”

  在電影中,導演程步高將自己兩年前拍攝的武漢大水的紀錄電影鏡頭剪輯其中,許多上海觀眾是第一次看到可怕的水災影像。

  這一年,一批反映各階層民眾現實生活的電影相繼上映,攝影機的鏡頭已經不再滿足於攝影棚裏的才子佳人、武打神怪。電影界的面貌為之一新。

  35歲的田漢在這一年開始將創作的重心從戲劇轉向電影,在為藝華電影公司創作兩部左翼電影后,他説:“我也算是生活了,和五四以來的文學青年一道生活了,不斷地迷惘徬徨,不斷地追求摸索,也終於和他們一道多少認清了時代的癥結和自己的任務。

  這一年,29歲的巴金成為無數青年渴望交流的作家。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個舊式大家庭,曾留學法國的他深刻體會到專制與自由之間的巨大反差,這種體驗被他寫進了小説《激流》。1933年,開明書店為這部小説出版單行本,並改名為《家》。小説中,一家之主高老太爺,為奉持禮教家訓,甚至不惜犧牲後代的幸福與生命。

  巴金以自己的大哥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覺新的形象,這個接受過新教育的青年人,始終無法擺脫舊觀念的束縛。小説連載期間,巴金的大哥不堪生活與精神的雙重負擔,服毒自殺。

  後來,巴金這樣追述自己的大哥:在整個舊制度大崩潰的前夕,對於他的死我不能有什麼遺憾。然而一想到他是悲慘的一個,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覺到我喪失了一個愛我最深的人了。

  這一年,作家茅盾也出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説《子夜》。1981年,《子夜》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改編為同名電影。《子夜》的主人公吳蓀甫是一個遊歷歐美,具有現代工業知識和管理能力的企業家,但是他和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和工人之間都存在矛盾,最終遭到無情的失敗。

  吳蓀甫的遭遇正是當時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的生動寫照。20世紀三十年代,由於東三省的淪陷,中國失去了一個龐大的原材料基地和消費市場,中國的民族工業舉步維艱。這一年,中國最大的私人企業家榮德生、榮宗敬兄弟正面臨著創業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榮氏兄弟經營的申新紗廠是中國規模最大的紡織企業,為了擴大生産規模,申新紡織公司從10年前開始分別向中國銀行、匯豐銀行借款,到1933年,申新公司總資産6800萬元,而債務就有6300萬元,所有的廠房機器都被充做貸款的抵押。從5月1日起,申新工廠工人工資全部九折支付。榮宗敬這樣形容當時的處境:“棉花太貴,紡出的紗和織成的布卻價格低賤,即使有心讓利出售,也實在是無利可讓。”

  8月,全國華商紗廠聯合會決定,為避免生産過剩,所有中資紗廠週六、週日停工。黃浦江西岸這片中國最大規模的紡織廠區從1933年開始沉寂下來。

  這一年,被政府定為國貨年,在上海市普育路,定期會舉行國貨展覽會,蔣介石在南京簽發命令,要求支持國産電器,良友畫報和《申報》也增加了國貨宣傳專版。

  一邊是熱熱鬧鬧的國貨年,一邊是越來越多洋貨涌入中國。在時髦的上海人眼中,鋼筆要用美國的康克令金筆,手錶則是瑞士的歐米茄,最高級的化粧品是 “伊莉莎白雅頓”,最大眾化的是 “密絲佛陀”。這些來自美國的品牌,打出好萊塢明星的招牌,成為時髦女性追逐的目標。據國民黨政府國際貿易局統計,1933年中國香水脂粉進口的價值,達到近140萬元,是前三年的總和。

  夏天到來的時候,上海的時髦男女們又多了一個社交休閒的去處——百樂門大飯店舞廳。舞廳內總共有五個跳舞池,其中有全上海唯一的一塊彈簧地板舞池。地板中央用汽車鋼板整體支撐,跳舞時會出現傾斜、晃動的感覺。曾有人寫了這樣一首打油詩:上也舞廳下也舞廳 彈簧地板效飛騰 玻璃地板鑲倩影。何幸 何幸 春宵一刻重千金!

  1933年,在上海、北平、廣州等大城市,中産階級已經成為社會上引人注目的一個群體。這段影像資料中的家庭就是當時一個典型的中産階級家庭。隨著電影的普及,一些富裕人家開始購買攝影機或者請攝影師為自己和家人拍攝下生活的片段。影片中男士的穿著正是三十年代中産階級的標誌性打扮:法蘭絨褲子,機織布紐扣襯衫,並將袖子捲起,有的則再加一件西服外套。而女性至少要滿足四個要求:有相當的常識;在交際場合態度大方,不令人討厭;稍懂音樂舞蹈和能管理家政。

  江西小城九江是前往避暑勝地廬山的必經之地。每年夏天,許多國民黨要員都要從這裡前往廬山,這也是九江一年中最熱鬧的時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埠已經八十年的九江人口約8萬,商業繁榮,由於靠近瓷都景德鎮,瓷器是這裡市場上最受歡迎的商品。

  從九江乘坐汽車前往廬山大約需要3個小時。三十年代的廬山,尚未修建上山的公路,蔣介石每次都要從好漢坡乘坐轎子上山。儘管此時南京國民政府的工作歸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主持,但蔣介石卻以剿共為名,經常在廬山召見各部要員,無論軍事、財政或地方行政,他一律過問。追隨汪精衛的實業部長陳公博對此十分不滿,他説:廬山已變成南京的太上政府,蔣先生忽而召開財政會議,忽而召開建設會議,高興起來,打電話叫南京的關係部院參加,忘記了,就讓有關部院在旁邊打聽消息。”

  7月23日,為了佈置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廬山又一次雲集了大批軍事將領。兩個月後,蔣介石調動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向各處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其中50萬兵力直接進攻中央蘇區。

  從9月初開始,中央紅軍冒險進攻,在資溪橋、大雄關等戰役中相繼失利。在四川,剛建立不久的川北蘇區遭到軍閥王陵基帶領的剿共第五路軍的進攻。

  一年前,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徐向前等人的帶領紅下進入四川。地處西南腹地的川北地區,遠離戰火不斷的華北抗日前線,反日運動的浪潮並未影響到這裡,在受過政治訓練的紅軍眼裏,大部分四川人所在意和談論的都是四川的事情,人們雖然知道國民黨、三民主義,但並不了解究竟是什麼意思。

  8月,川北蘇區召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有一千多人,全部是當地農民。為了讓他們能夠聽懂大會的各項發言並進行討論,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等人特意用半天的時間向他們講解有關蘇維埃的各個名詞。

  由於經濟落後,衛生條件差,痢疾、皮膚病、傷寒在當地時有發生,1933年秋,川北爆發流行痢疾,徐向前親自撰寫《簡略衛生常識》一文,告訴百姓一些基本的預防痢疾方法。當地人習慣於遇病求神問卦。為了宣傳科學的醫療衛生知識,蘇區政府在當地大規模宣傳中醫,鼓勵人們去中醫藥店看病買藥。到1934年秋天,蘇區政府已經在川北地區建立總共24家醫院,城鎮中的醫藥鋪生意也興隆起來。

  秋天是南京最美麗的季節,4年前孫中山移靈時栽下的梧桐樹高大茂密。10月10日,第五屆全運會在中央運動場開幕。這屆運動會本應在兩年前舉行,由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而被迫推遲。

  運動會設立的比賽項目有網球、全能、足球、游泳等,運動會上最耀眼的明星是來自北方的飛人劉長春和來自南國的“美人魚”楊秀瓊。劉長春分別以10〃7和22〃1的成績創造100米和200米兩項全國紀錄;楊秀瓊則奪走了女子游泳的四項桂冠。

  運動會最動人的一幕發生在閉幕式上,劉長春代表東北選手發表《告別書》:諸位有家回去,我們隨地漂流。熱烈希望下屆運動會在瀋陽舉行,恢復東北河山顏色。

  此時,在東北,偽滿洲國已經成立一年了,在長春的街道上,充斥著日語書寫的廣告和標語,過去的一年中,在日本政府的鼓動下,許多日本人移民來到東北。

  9月9日,日本大阪的《每日新聞》報刊登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作者自稱是剛剛從中國東北逃回的日本開拓團成員,文章中説:“在日本與我們所説的關於移植者的生活,其實完全與實際環境相背馳。我們對前途感到絕望。”

  一年前,日本關東軍特務部制定了向中國東北地區進行武裝集體移民的計劃,積極鼓勵日本人前往移民。到達東北後,日本移民漸漸感到這裡的生活並非政府許諾的那樣富足輕鬆。習慣水田耕作的他們無法適應東北旱地農業,土地的收穫根本不夠自己的口糧,有限的津貼無法滿足生活的基本開銷,抱怨和失望的情緒在移民中瀰漫開來。

  此時的日本,一股反戰情緒正在蔓延。當時流行的一首歌曲中唱到:血要流到何時?戰爭要擴展到哪?

  一些失望的日本選擇了自殺作為解脫的方式。在伊豆三原山,有40多人相繼跳岩自殺。更多的人選擇輕鬆活動來排解心中的擔憂和不滿,在城市中,最受人們喜愛的活動是相撲和棒球。

  這一年,創刊已經7年的《良友》雜誌第一次刊登一組福建省的照片。從兩個整版的照片中,許多人第一次看到這個美麗的南方省份。位於閩江下游的福州是福建的省會,也是福建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在這裡,以航海為生者人數眾多,中國近代的海軍就從這裡起步。

  這是三十年代初中國海軍設在福建馬尾的一個造船廠,從中不難看出,造船廠的條件簡陋,設備落後,工人數量也不多。這個時候,相對於全國上下沸騰的航空救國熱潮,許多人忽視了海軍的存在。

  這一年,海軍部部長陳紹寬因為軍費問題第四次提出辭職,他説:外敵入侵,海軍力量薄弱,而經費也無法保證,我受命建設海軍卻無任何成果,深感羞愧。

  1929年,成立已經一年的南京國民政府在海軍的多次要求下終於設立海軍部,40歲的福建人陳紹寬奉命擔任部長。此前,蔣介石多次向他允諾要建設60萬噸海軍艦艇。到達南京後,陳紹寬發現,海軍每月500萬的軍費預算已經被減少到250萬,全年經費不及美國一艘戰鬥艦經費的一半,僅為日本海軍預算的一百一十五分之一。

  1937年3月,陳紹寬陪同孔祥熙出訪歐洲,7月,中日開戰,日本飛機幾乎炸沉中國海軍所有艦艇。

  11月20日,中國的北方已經進入萬物凋零的寒冬,在福州,陽光依然溫和燦爛。上午11點,四架轟炸機從福州上空飛過。從漫天飛散的傳單中,人們得知, 19路軍首領蔡廷鍇、蔣光鼐和其他國民黨反蔣人士宣佈脫離國民黨,建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將福州定為首都。

  淞滬抗戰後, 19路軍被調到福建圍剿紅軍。《塘沽協定》簽訂後,十九路內反對蔣介石,要求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

  在慶祝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的大會上,蔡廷鍇説:“兄弟帶了十九路軍,和日本帝國主義冒死血戰,蔣介石則不發一兵一卒幫助我們現在要想打倒帝國主義,先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

  福建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緊急抽調10萬軍隊入閩鎮壓。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十九路軍主力向福建南部退守,部分高級將領開始與蔣介石方面接洽出路。兩個月後,十九路軍被改編為第七路軍,不久完全繳械,驍勇善戰的十九路軍從此被徹底肢解。

  當1934年到來的時候,福州城重歸平靜。1933年的中國,在長城的槍聲開始,在福建的沉默中結束。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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