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5日，農曆癸未年春節。在大後方，春節已逐漸變為少數人歡慶的節日，重慶《大公報》的文章寫道：百金一匣的煙、幾十元一隻的橘子都被那些所謂的高等華人搬銷一空……甚至春宴一席非千金而不辦。1941年底，重慶人因為美國的參戰而歡欣鼓舞，相信勝利已經不再遙遠。僅僅過了一年，即到了１９４３年，人們的情緒卻一落千丈。

　　戰時的重慶，物資匱乏，人們住的是竹竿支撐的簡陋草棚茅屋，吃的是被人戲稱為“八寶飯”的摻雜沙子、稗子的霉米；衛生狀況更糟，死人不計其數。而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也不見緩和的跡象。馬路上乞丐成群，還不時發現凍死的乞丐。時任《新民報》負責人的趙超構寫了一篇《冷氣與人情》，描繪了他當時的心情：“冬天所以還有人凍死，那並非冷氣之過，是因為人情的冷酷，比冷氣更冷的緣故。假如我們人間是充滿著人道與同情的溫暖空氣的，大家都能發揮點同胞愛，我們盡可以保證路無凍死骨。”

　　在上海，糧食供應越來越困難，一家報紙説：滬西金家巷粥廠臘月二十八開始施粥，該區貧民扶老攜幼蜂擁而至，能喝這一大碗厚粥過年，該區貧民領受之餘，鹹喜形於色。

　　這年年初，一直躍躍欲試的偽國民政府終於得到日本授意，發表《宣戰佈告》，正式對英美宣戰。汪精衛在集會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説，為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歌功頌德。

　　汪精衛：我們知道中國在一百年以來，經過許多次的戰爭。內戰不用講了，外戰呢，總是枝枝節節的。惟有這一回的戰爭，才正是為“獨立自主”而戰爭的戰爭。

　　日本之所以把對英美作戰稱為大東亞戰爭，是以從英美手中解救東亞國家的救世主自居，宣稱戰爭的目的是幫助那些國家獲得獨立自主，以形成大東亞聯盟，建設亞洲新秩序。汪精衛也以此作為自己建立偽政權的理論依據。實際上，日本的真正目的是成為亞洲霸主。

　　日本政府還表示從8月1日起，交還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此證明自己的誠意。實際上，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管理兩個租界的偽警察分局，都不得不加設一名由日本人出任的副局長，全權負責區內各項事宜。這樣一來，租界的管理權還是在日本人手裏。偽政權發表命令，宣佈上海公共租界改稱第一區，法租界改稱第八區，任命陳公博為第一、第八區公署署長，兼第一、第三警察局局長。此時，陳公博除擔任汪偽立法院院長等職位之外，還是偽上海特別市的市長，由此可見汪偽政權所設立的官階格局的畸形和官員的人浮於事。

　　十幾天前，中美中英分別簽約，廢除領事裁判權等在華特權，這意味著治外法權在中國的結束。但英國拒絕了中國政府歸還九龍、新界租借地的要求。

　　在延安，春節期間，延安城南門外廣場，人山人海，各界軍民兩萬多人聚會，慶祝中美、中英訂立新約，廢除近代以來對華不平等條約。魯藝教師王大化、一年級學生李波演出的秧歌《兄妹開荒》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也在黃土飛揚的大風中坐在長板凳上觀看，李波回憶説：“毛主席身上也落了一層黃土，但他並不在意，也不避一下風，這時毛主席身邊的一個人往他嘴上捂了個大白口罩，毛主席馬上用手扒拉開，只是興奮地張著嘴哈哈大笑。

　　這一年，畫家王式廓在延安大生産運動中被評為邊區的勞動英雄，此時，他開始醞釀創作木刻《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對陜北農村以鴉片、賭博、偷盜、陰陽、巫神、土娼等為活，不務正業，不事生産的各種人的統稱。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生産動員會上，朱德提出，在生産中，不允許有一個敗家子、一個二流子。

　　在延安， 有110人被劃定為二流子，門上和身上被佩帶上徽章標誌，只有在真正參加生産之後才允許摘取。對女二流子，規定她們受家人束縛，如有不改，則丈夫打罵，政府不管，也不準離婚。

　　在獎勵勞動英雄的大會上，同時鬥爭二流子，二流子被一個個拉到臺前，群眾報以哄堂大笑，對於願意改過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者租借一定的土地、種子和農具，扶助監督他們參加生産勞動。

　　一年後的統計表明，陜甘寧邊區共成功改造二流子6400多人。

　　這時，山東根據地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日軍持續不斷的掃蕩讓根據地遭受巨大的損失。時任山東分局領導的羅榮桓把這一時期稱做“拂曉前的黑暗”。

　　根據地裏，人們的主食多是煎餅。它是用高粱面或糝子面糊糊在平底鍋上攤成的，人吃多了容易便秘。為了便於下咽，在山區烙煎餅時，常在面糊糊中摻一些山梨或柿子。蔬菜很罕見，人們常將柳樹葉子腌一腌卷在煎餅裏吃。當時師部有一些南方人不會卷煎餅，就雙手拿著煎餅吃，樣子頗像讀報。於是開飯吃煎餅時，一些幹事便開玩笑説：“讀報了，讀報了”。羅榮桓患有嚴重的痔瘡，但也每天“讀報”不已。

　　針對日偽軍于42年底發動的冬季大“掃蕩”，羅榮桓部署教二旅運用翻邊戰術發動了焱城戰役。翻邊戰術是羅榮桓提出來的，意思就是“敵打到我這裡來，我就打到敵那裏去”。1月19日採用連續爆破把日偽軍在焱城修築的炮樓炸毀，攻剋日偽軍的重鎮焱城，隨後又打下焱城周圍18處據點。日軍設置在馬頭等地的倉庫中的物資都成為八路軍的戰利品。日軍不禁驚呼：“在山東，再也沒有保險的地方了。”

　　5月份，羅榮桓因長期過度勞累而病倒，不得不中斷工作，輾轉到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吁邰黃花塘治病。

　　2月1日，《大公報》記者張高峰從河南葉縣寄來一篇六千字的通訊，向大後方首次披露河南災民的慘狀。一天后，主編王蕓生發表題為《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論。在社論中提到：當重慶的闊人們競相鬥侈、花天酒地的時候，河南“那三千萬同胞，大都已經深陷在饑饉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幹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斗糧食”，“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就在社論發表當晚，國民黨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通知，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以示對其發表河南災荒的懲戒。《大公報》資深記者曹世瑛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寫道：“當時，《大公報》的發行數是每天6萬份，戰時後方只有手工製造、供應緊張的土報紙。停刊三天，節省18萬張紙，全體職工還撈到三天休息。平日難得進城，這時正可去買點年貨。重慶市民聽説《大公報》因發表社評被罰，都想看看這篇文章，到處去買報紙。恐怕下次買不到，趕快到營業部去訂閱，結果銷路大漲。重慶的同業見到《大公報》的人都説“恭喜發財。”

　　不久，美國記者白修德和福爾曼進入河南。在《風暴遍中國》一書中，白修德向人們描述了河南的災荒。

　　河南是一個富饒的省份。抗戰以前．河南省維持著大約三千萬人的生活，人民辛勤耕種著肥沃的黃色土地。這裡十分擁擠，人口眾多。這裡的主要糧食作物是冬小麥．農民們在深秋季節播種；第二年的五月中旬收穫．其他作物還有穀子和玉米，在小麥收穫之後立即播種，等到秋天就可以收穫了，1940年和1941年，河南糧食收成不好，青黃不接時已經出現了饑餓現象。1942年，冬小麥因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還是照常徵收實物稅。這就意味著，在整個歉收季節裏冬小麥幾乎全部被政府徵收掉了，省政府當局向農民保證，雨是肯定會下的，農民會有足夠的小麥和玉米來填充他們饑餓的肚子。但是，雨沒有下，1942年的整個夏天都沒有下雨，穀物的秸稈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饑荒開始蔓延。

　　白修德在文章中描述説：儘管重慶做出了很好聽的減稅決定，但每個軍事機關和地方當局還是要求千方百計地勒索賦稅。各縣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糧食比農民田裏實際生産的糧食還要多，而且毫無寬容可言，吃著榆樹皮和幹樹葉的農民，被迫把他們最後一點糧食種子交給稅收機關。身體虛弱得幾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那些無力交稅納賦的農民被逼得無路可走，只得賣掉他們的牲畜、傢具甚至土地，換錢來購買糧食．交納賦稅。

　　在河南，白修德還在居住的地方見到一群農民：一天晚上，我們住在一支軍隊的司令部裏，一群中年男人來拜訪我們，他們説他們代表本地區的農民擬定了一上呈書和一份報告節，請求我們帶到重慶去，每個文件都給了我們兩份。報告書中説：全縣十五萬人中，已經有十一萬人完全斷炊了。每天約有七百人在路上長眠不起．另有約七百人處於垂死狀態。自從災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糧為一萬磅米糠麥麩。我們同這群人中領頭的進行了交談，他有土地嗎？有二十畝。他收穫了多少糧食？每畝十五磅。稅收是多少呢？每畝十三磅。

　　在離去的最後一個晚上，鄭州的政府官員宴請了白修德一行，白修德保存的菜單是這樣的：蓮子羹、胡椒辣味雞，栗子燉牛肉，炸春卷、熱饅頭、米飯，豆腐、魚等等。此外，還有兩道湯．三個撒滿了白糖的餡餅。

　　很快，白修德撰寫的文章在美國《時代》週刊上發表。兩個月後，發自西安的賑糧專列開始運向河南。

　　2月4日，延安電影團製作的紀錄片《生産與戰鬥結合起來》在延安總政大禮堂首映，影片紀錄了八路軍120師359旅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把生産與戰鬥結合起來的奮鬥歷程，描繪了經過生産與戰鬥後的南泥灣新貌和三五九旅在秋收之後緊張練兵習武的情景。

　　南泥灣位於延安東南一百里，原是一片不毛之地。1940年，留守延安的359旅開始在這裡大規模開荒生産。

　　在南泥灣，競賽是促進開荒生産的有效方法。挑戰，成為光榮的字眼，在班與班、排與排、連與連之間展開。競賽中，一些人犧牲休息時間去開荒，甚至在晚上偷著幹。最初的時候，一個人一天只能開四五分地，開展勞動競賽後，開荒記錄日日上升。最早的勞動英雄李黑旦一天開荒二畝半，但是英雄裏面有英雄，紀錄被不斷翻番，最後有人一天就開荒六畝三分五。

　　南泥灣很快改變了模樣，大片大片的荒地被開墾出來，種上了莊稼，養起了牛羊。兩年多後，359旅已經開墾荒地27萬多畝。359旅40年的自給率是56%，1943年達到93％，一年後不僅自給，而且可以積余一年。

　　由於肉食、油類的增加，戰士們的糧食用量減少了。初到陜北，由於吃飯沒有少鹽，更説不上肉了，所以那時候每人每天吃到兩斤小麥，有的單位還提意見説兩斤不夠吃，後來肉類和油類增多，每人每月按規定可吃三斤大秤的肉，當時的計量單位是每斤二十四兩。

　　昔日的荒山野嶺，變得像江南一樣富饒美麗。著名的作曲家馬可是當年魯藝的教員，賀敬之是魯藝的學員，他們曾在南泥灣燒過木炭，親身體驗過開荒的辛苦，尤其是晚上“睡覺睡不好，蚊子到處咬，伸手抓一把，不知有多少”。後來由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寫下傳唱半個多世紀的歌曲《南泥灣》。

　　紀錄片《生産與戰鬥結合起來》是用土法上馬的辦法製作的。由於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延安艱苦的生活條件，電影製作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整部影片幾乎是完全靠手工製作出來的。

　　時任電影團攝像師的徐肖冰還能回憶起當時的場景：“在製作片子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我們完全是在沒有近代水電設備的條件下搞起來的。水要一挑一挑從山下延河裏挑上山來。我們用16毫米的放映機做拷貝機。洗片是一段一段地洗，每次20張。然後接起來。黑房裏有人洗，外面有人看表，設備雖然差，但質量還是達到一定水平的，並且使用了滑入滑出的手法。”

　　（《帶翅膀的攝像機》）

　　作為中國解放區第一部自己製作完成的影片，《生産與戰鬥結合起來》放映後受到極高的評價，1943年2月5日，《解放日報》撰文稱這部影片是“紀錄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還特別登載了這部影片的預放日程，便於讓大家都能看到：

　　2月3日：在文抗作傢俱樂部上映。

　　2月5日：在總政軍民聯歡會上放映。

　　2月6日：在八路軍大禮堂招待勞動英雄。

　　2月7日：招待留守部隊直屬單位。

　　2月8日至2月12日：在中央管理局招待直屬單位。

　　2月13日：在楊家嶺大禮堂放映。

　　3月，重慶國民政府立法院公佈新的《兵役法》，繼續明確實行徵兵制，稱“中華民國男子依本法皆有服兵役的光榮義務”。其中，尤以“川軍”最為著名。自戰事開始以來，四川各地熱血青年踴躍從軍的高潮從未間斷過，“妻子送郎上戰場”“父母送兒上前方”的事例甚多。當時重慶《新華日報》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縣的愛國模範、72歲高齡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將4個兒子中的3個先後動員去參軍抗日，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一年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已經開始為重開緬甸戰役做準備。他在位於加爾各答以西300多公里的比哈爾邦蘭契市郊，設立了總面積有20多平方公里的藍姆伽 訓練中心。

　　訓練中，中國官兵們驚奇地發現，作為一名年近60歲的中將軍官，史迪威也經常出現在訓練場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鑠，常穿開領短上衣和短褲，頭戴一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寬檐戰鬥帽，在操練的士兵中間走來走去。時而，他還伏在臥倒的中國士兵身邊，幫他們校正瞄準點，或給他們做示範。史迪威對中國官兵取得的訓練成績感到非常高興。他在42年10月寫給夫人的一封信中談道：“我們給中國軍隊開辦的訓練學校十分氣派。學生們學得很快。他們吃得很好，醫療上得到關心，教學也有實效，他們還拿到了軍餉，可以看電影、進行田徑鍛鍊，等等。你知道，中國軍隊從未受到過如此的待遇，他們會是好樣的。”

　　當時國內戰士們的待遇日漸低落，與物價高企形成反比例，他們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隆冬臘月都是裹著一襲單衣。上將月收入甚至不如一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數計算，只抵得戰前文書上士的收入。軍人的待遇不僅偏低，而且還時常拖欠，而軍餉到部隊往往又被一些貪婪的軍官剋扣。伙食的惡化帶來士兵體質的惡化和衰弱，當年，國內空運了１８００名新兵去藍姆伽接受訓練，其中有６８％的士兵因體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體質之差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黃仁宇隨國民黨第十四師作為先遣部隊徵調到了藍姆伽。不過，對於訓練營中的生活，他在《黃河青山》中有過自己的看法：“多年後，我讀到西方作家寫的文章，指出在訓練營中，我們多麼感激享有物質上的福利。這話既對也錯。最滿意的當屬戰地軍官。排長和連長不用再擔心士兵會脫逃，他們都吃飽穿暖，身體健康。軍官不可能像我在雲南時一樣煩惱：當時一名士兵眼睛發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著紅腫，淚眼婆娑；腳上的壞疽永遠也好不了...對我們來説，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經歷過雲南的軍旅生涯後，我實在不該這麼説。不過營養不等於美味，飲食無聊乏味，晚餐絕對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連續三個月吃白飯配腌牛肉絲，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讓我們顯得可笑，襯衫上沒有扣環，腰帶無從安放。靴子和襪子永遠大上很多號。”

　　但對於部隊中的中國士兵來説，這裡的環境和生活比他們來這裡之前還是好了很多，他們中很多在當兵之前是地道的農民，藍姆伽系統的訓練課程與物資供給讓他們的戰鬥力大大增強。過了不久，藍姆伽的中國部隊就已經是另一個面貌，從軍裝、皮靴、鋼盔、背囊，到步槍、衝鋒槍、機槍、火炮和車輛，全都換上了美式裝備。長期營養不良的中國士兵平均體重增加了近20斤。整個部隊士氣高昂。43年底，中國駐印軍的進攻戰鬥在緬甸于邦打響，拉開了反攻緬甸的序幕。

　　這一年，作家周立波在延安魯藝教書已經快四年了。他是一個來自上海亭子間的作家。

　　毛澤東曾説，延安的文化人主要是由兩部分人構成的，一部分是來自中央蘇區等革命根據地的山頂上的人，另一部分是從上海等大都市來到邊區的亭子間的人。

　　在30年代的電影《風雲兒女》中，男主角所住的地方就是亭子間。周立波曾在《（亭子間）後記》中描述：上海的弄堂房子採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樣，從前門進去，越過小天井，是一間廳堂，廳堂的兩邊或一邊是廂房；從後門進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間；廳堂和廂房的樓上是前樓和後樓，或總稱統樓；灶披間的樓上就是亭子間；如果有三層，三樓的格式一如二樓。亭子間開間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職工和窮文人慣於居住的地方。

　　1930年的上海，周立波常常懷揣一把防身用的小刀子，悄悄走出校門，來到上海繁華的街區，參加地下黨組織的“飛行集會”，張貼標語，散發傳單。

　　此後，周立波參加左聯，並且翻譯了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説《被開墾的處女地》和基希的報告文學《秘密的中國》。

　　七七事變後，周立波擔任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翻譯，深入到八路軍根據地，經過炮火硝煙的磨煉，上海亭子間的文人周立波簡直變了一個人，再給朋友周揚的信中他這樣寫道：

　　我打算正式參加部隊去。烽火連天的華北，正待我們去創造新世界。我將拋棄了紙筆，去做一名遊擊隊員。我無所顧慮，也無所畏懼。我要無挂無礙地參加華北抗日戰爭。我愛這種生活，戰鬥的，而又是永遠新鮮的。

　　1939年．延安魯藝文學系的學生見到了這位傳説中帶著刀子去參加“飛行集會”的作家，他身材瘦高，身穿一件破舊的深色呢大衣，戴一副斷了一條腿、用繩子係在耳朵上的近視眼鏡。

　　在延安，周立波先後創作小説《牛》和《麻雀》，小説《牛》以第一人稱的手法描述了作者眼中陜北農民張啟南的生活，其中還細緻地描寫了張啟南對母牛和小牛的精心照料。在小説的結尾，當人們在鄉政府的窯洞裏“談説著天時、魯藝、共産黨的福氣、統一戰線的掌櫃和北歐藝術裏面的不穿褲子的婆姨。”張啟南一個人悄悄去看自己沒有吃奶的小牛。夜深的時候，張啟南告訴作者，小牛吃奶了。作者吹燈睡覺後，“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權的意義”，心田裏浮蕩著“親切的溫暖的東西”。

　　在上一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周立波的創作思想發生了改變，4月，他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後悔與前瞻》，對自己的思想和創作進行了一番清理和“反省”。他覺得自己所寫的小説《牛》和《麻雀》一類的小説，題材不夠重大，與現實結合不夠緊密，“不是太瑣碎”，就是太陳舊。沒有好好的反映我所熱愛的陜甘寧邊區。他還斷言，在不遠的將來，“革命歷史上和現實生活裏的真正的英雄，會光彩奪目地走進我們的書裏。

　　不久，周立波離開魯藝，參加359旅旅長王震為首的南下支隊。5年後，周立波的長篇小説《暴風驟雨》問世，這部以松花江畔一個叫元茂屯的村子為背景的作品，相當完整地反映了東北地區土地改革的過程。周立波塑造了他早就期待出現在他書裏的真正英雄──以趙玉林為代表的革命的新農民的形象。

　　下 集

　　這一年，長江西陵峽口的石牌要塞成為中國軍隊在長江上的最後防線，1937年淞滬會戰失利後，日軍侵入長江，從上海溯江而上。中國軍隊在長江上設置七道防線，1943年，日軍已經突波6條防線。

　　4月下旬，東起湖南濱湖，西至石牌要塞，10萬日軍向鄂西的第六戰區發起進攻。6月10日，日軍在中國守軍進攻下從鄂西後撤，日軍損失1萬餘人，中國軍隊陣亡官兵25400多人。在石牌要塞，就有1萬多中國軍人陣亡。

　　在日本國內，由於越來越多的資源被調去支援軍隊作戰，每個人都面臨著填飽肚子的問題，在食品進口下降的情況下，為了彌補大米的供應不足，政府就把米和小麥及大麥摻雜在一起。為了使口糧達到規定的重量，甚至連土豆都被加了進去。家庭主婦們不斷試驗著新的烹調方法，以把這些大米的混合物變得可口一些。但並不是所有試驗都能成功，有一種叫做“nukapan”的東西，它是用小麥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婦女寫道：“它看起來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嘗起來是苦的，聞起來就像馬糞，你一吃就會哭。”

　　1943年夏，史學家陳寅恪從桂林前往成都，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一路上他飽受疾病的摧殘，途經貴陽、重慶，到達成都時，已是歲末。從桂林到成都，一家人竟然走了半年多。

　　到了天府之國的成都，陳寅恪發現自己還是擺脫不了生活上的窘境。

　　當時，全國經濟狀況急轉直下，貨幣貶值與物價飛漲在惡性循環。在四川成都地區，40年代初的兩年半中，職工平均工資增長2-4倍，而一般物價卻上漲10倍，大米上漲35倍，一般每月伙食費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從國外留學回到西南聯大任教的華羅庚回憶：“回到昆明以後，吃不飽，餓不死。那個時候，有句話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記得有這麼個故事：教師在前面走，要飯的在後面跟，跟了一條街。前面那個教授實在沒有錢，回頭説：‘我是教授！’那個要飯的就跑掉了。因為連他們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沒有錢的”。

　　陳寅恪的一首詩這樣寫道：“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雙俸指的是1942年底，教育部核選西南聯大資深教授73名為“部聘教授”，其中第一名就是陳寅恪。當時規定“部聘教授”每月工資600元，學術研究費補貼1000元，但是所有教授裏面級別最高的“雙俸”還不到大約320斤大米的價錢。

　　43年末，教授每月收入大約在3700元，實際購買力只合戰前9塊銀元。為了生存，教授們只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們大多到其他的高校或中學兼課，或者像馮友蘭、羅常培賣書法，聞一多賣圖章，朱自清、王了一賣文稿貼補家用。賣文為生的教授們還組織起來，明碼標價，從署名楊振聲、鄭天挺、羅常培、羅庸、浦江清、遊國恩、馮友蘭、聞一多、沈從文、彭仲鐸、唐蘭、陳雪屏等十二教授的詩文書鐫聯合潤例中可以看到文人的開價：

　　文值：頌讚題序五千元，傳狀祭文八千元，壽文一萬元，碑銘墓誌一萬元（文均限古文，駢體加倍）

　　詩值：喜壽頌祝一千元，哀挽八百元，題咏三千元（詩以五律及八韻以內古詩為限，七律及詞加倍）

　　碑銘墓誌一萬元

　　篆刻值：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過大過小加倍，邊款每五字作一字計）

　　收件處：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王年芳女士代轉

　　而在當時，1943下半年的100元僅可以購買大約5斤米，合20元一斤，再過一年每斤米價已經漲到42元。從這算起來，教授們的辛苦所得，依然不能讓他們從生活的困窘中擺脫出來，只是勉強生存而已。

　　在上海，影星周璇息影一年後參加了由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拍攝的影片《漁家女》。這是一部由卜萬蒼導演的音樂歌舞巨片。上一年，周璇對外宣稱：“退休”，退出演藝圈，以歇演表明自己的不合作態度。

　　《漁家女》是一部表現漁家女感情糾葛的戲，卜萬蒼認為戲中的女主角非常適合周璇的個性和身份，他又為周璇量身定制《漁家女》、《交換》、《瘋狂世界》、《婚禮曲》四首影片插曲。1943年9月，在卜萬蒼的一再邀請下，周璇終於重返銀幕。

　　此時，日軍進入上海租界已有兩個年頭。日軍利用掐斷膠片來源、強化審查關卡和施行經濟利誘等手段，全面控制上海的電影事業。

　　《抗戰時代生活史》作者，上海中醫陳存仁在書中回憶到：日本人最初對於電影，組織公司專拍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紀錄片。偽滿洲國運來的作品，如《哈爾濱歌女》、《東遊記》、《大東亞戰爭特報》等,大家都不去看。就在這個時節，日本人川喜多長政先時不出面，由張善琨創辦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將未曾離滬的電影明星一網打盡，集中到他的公司...後來，川喜多漸漸出面，每一部影片之前必定先映一部時事新聞片，映出的全是“大東亞戰爭”的勝利場面。記得還有過一段紀錄片是由十大明星登上出雲艦獻花，這樣一來，就暴露出日本人借電影來做宣傳工具的險惡用心。

　　在拍攝《漁家女》過程中，卜萬蒼對周璇的表現非常滿意，他説：“她不但聰明、努力，對於演戲非常用心，而且一切演員的服務道德，她都能遵守，拍戲時她從未遲到或缺席過，對於導演的話是非常的聽從，而且更能虛心的向人求教……再憑她的演戲天才和不斷努力……這次演出一定能得到收穫……”

　　果不其然，《漁家女》在大光明電影院公映的時候盛況空前，當時的報道描述説：

　　“周璇一一天子驕子，畢竟不凡的金嗓子，別來無恙，音樂歌唱巨片《漁家女》光榮獻映，觀眾渴望聲中，終於一睹周璇秀麗風采。《漁家女》上映，轟動了大批熱烈的影迷，看看久別重逢的周璇，綺麗的姿態，天真的微笑，在銀幕上活躍了，論演技和國語，周璇確已合乎標準了，主演《漁家女》好像一首美麗的抒情詩，在歌唱中充分表現出周璇的天生歌喉，餘音裊裊，百聽不厭。

　　《漁家女》在大光明電影院連續放映幾十天，天天爆滿。《漁家女》中的插曲傳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天上旭日初升

　　湖面好風和順

　　搖蕩著漁船

　　做我們的營生

　　手把網兒張

　　眼把魚兒等

　　一家的溫飽

　　就靠這早晨

　　……

　　這一年，14歲的李鵬已經在延安生活三年了。

　　李鵬所在的延安中學，是以窯洞為教室。美國著名作家和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他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描述陜北的紅軍大學時，曾這樣寫道： “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墻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這麼一家。

　　此時，李鵬與他的同學們過著一種半軍事性質的供給制生活。學校兩年發給他們一套棉衣，每年發給一套單衣，一雙布鞋。由於衛生條件差，衣服少，不能經常換洗，他和同學們在身上、頭上都長了虱子與蟣子。

　　延安正處於困難時期，為了渡過難關，李鵬也參加了大生産運動。開荒、種地、割穀子、紡線、補衣服、縫被子、編草鞋、做木板鞋，樣樣都學著幹。”

　　一年後，李鵬在延安中學畢業，結束中學時代。後來他回憶這一段的生活時説：“到1943年秋收以後，整個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我們開始有了充足的小米，菜也越來越多，有南瓜、蘿蔔、西紅柿吃，每個禮拜還可以打一次牙祭：少不了肉熬粉條子，菠菜湯。生活有了明顯改善。”

　　在日本，隨著戰事的進行，要求有不斷的新兵補充進來。到1943年9月，已經有300萬工廠工人被徵入軍隊，導致飛機製造廠、造船廠和兵工廠産量的嚴重下降。“我們的技師太少了，根本無力維持生産標準，”一位日立電器公司的負責人説，“我們失去了1000個熟練的工人，要用4000個生手才能替代他們的工作。”當經理們試圖把傳統的每天一班共10個小時的工廠運作方式，擴展為24小時輪班倒的方式時，他們都遇到了相似的問題。那些生澀的夜班工人們報廢的零件，比生産出來的還要多。

　　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飛機廠，飛機被倉促地製造出來之後就裝上牛拉的大車。中島一家工廠的條件幾乎同樣原始，他們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期間把飛機發動機的産量翻一番。這家公司的總裁中島知久平説：“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動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資源，但是在3個月之後，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機器也精疲力竭，而且熟練工人都被徵入軍隊，取代他們工作的都是一些學校的小孩子們。”

　　到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戰鬥機中大約有三分之二在到達作戰地區之前就壞掉了。一種由中島工廠生産的陸軍戰鬥機Ki84缺陷極為嚴重，以至於有了“飛行員殺手”這樣一個可怕的外號。

　　1943年已經是抗戰的第七個年頭，戰爭是頭等大事，可是重慶政府下達了緊縮兵工生産的命令，經費被減少，人員也要裁去五分之一。金陵兵工廠的廠長李承幹拿出了花名冊，告訴上面來的人説：“我這裡沒有閒人，每個人都有工作，一個不多，一個不少，花名冊上個個有保人和相片的”。這一年，美國顧問來華調查，結果納爾遜發現了中國兵工生産的水準微弱，竟然有每名士兵在一年內分配不到一顆子彈的怪事情。

　　這一年，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搬到左權縣的一個山村。黨校教員趙樹理很快與當地的農民結成朋友。在這裡，他動手創作小説《小二黑結婚》。這部小説描寫的是農村青年小二黑與小芹自由戀愛，卻遭到雙方父母"二諸葛"、"三仙姑"的阻撓，掌握村政權的地頭蛇也百般刁難，最後小二黑和小琴在民主政府支持下終成眷屬。

　　《小二黑結婚》初版就印了兩萬冊，但馬上脫銷，第二年3月又重新排版，加印了兩萬冊，仍供不應求。同年10月，趙樹理又完成中篇小説《李有才板話》，描寫閻家山農民與地主閻恒元圍繞著村政權的改造、減租減息開展的鬥爭。這部小説出版後，成為整風學習、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的幹部必讀材料。

　　抗日戰爭爆發後，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先後淪陷，桂林因其地理位置等條件變成了人文薈萃的大後方，一時間，中國文化名人云集桂林。

　　9月25日《大公報》刊載《桂林作家群》一文，文章對劇作家田漢有這樣一段記述：“説來真有點黯然，田漢的筆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擔，近來連談天的豪興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飯，每天的菜錢是39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湯。”

　　那時稿費已經不高，而物價比稿費漲得還快，往往是拿到稿費時，已經買不到多少生活必需品了。有時竟然無米下鍋，家裏人問田漢怎麼辦，他總是泰然地回答：“慢慢來！”因此，“慢慢來”竟在當時的戲劇界傳為佳話。曾有人為他寫過一首這樣的詩：

　　多才多藝田壽昌，簞食瓢飲寫文章。

　　秋風秋雨秋聲賦，從古奇才屬楚湘。

　　這一年，在蘇德戰場，蘇聯紅軍取得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轉入全面反攻階段；太平洋上，美軍在中途島及瓜達爾卡納爾群島大敗日軍，逐漸取得了太平洋戰場的主動權。歐洲、北非和太平洋戰場上，同盟國都已轉入反攻。

　　湖南常德，是湖南西部地區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素有“糧倉”之稱。

　　11月18日，日軍兵分三路大舉進攻常德地區，並大量施放毒氣。11月24日，日軍三麵包圍常德，先以飛機轟炸，重炮摧毀城防工事及市內建築，繼而施放毒氣，最後採取火焰噴射器進攻，常德市內頓時火光沖天，煙霧瀰漫，毒氣熏人，居民無處藏身。當時的守軍57師拼死守衛常德，親歷常德保衛戰的57師上尉書記吳榮凱回憶説：“ 常德北鄰洞庭湖，南靠沅江，是一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地方，在戰術上是不利於固守， 但是軍人的天職是保國為民，我們決不能因為常德地形不利而意志動搖，命令不容任何人打絲毫的折扣。”

　　但由於雙方兵力相差懸殊，57師經過16個晝夜的血戰，全師8000官兵幾乎犧牲殆盡。師長余程萬在得知援軍無法趕到時發出了這樣一封電文：

　　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指揮官、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

　　12月3日淩晨，常德失守。12月9日，援軍第58師趕到，終於收復常德。但守軍五十七師除師長余程萬率二百人突圍外，其餘已全部犧牲。

　　上一年，滇緬路被日軍截斷，大後方的進出口貿易全部中斷。中國只有通過駝峰航線，可以從盟得到一點微薄的幫助。封鎖的惡果在1943年浮現出來，從這一年開始，後方的工業全線走向蕭條。新設工廠逐年減少，原有工業紛紛倒閉。重慶市原有工廠８７１家，到１９４３年停工的達２７０家。基礎産業，如鋼鐵廠、機械廠、基礎化工廠，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精明的人都願意製造生活必需品或者其他容易銷售的産品。從1943年的春天開始，以前鋼鐵界的曾有過的樂觀氣氛在日漸的減少。出了貨就沒有銷路的擔憂成為現實，而鋼鐵的實際産量還不到生産能力的一半。這年下半年，中國興業公司因為資金的週轉不靈,化鐵爐停業了,而平爐煉出的鋼也沒有可靠的銷路.廠家感嘆説:“你看,又是沒有的時候各方來磕頭打躬,如今有了,胃口太小,一時又消化不了,我們該是向別人磕頭打躬了..” 這家公司的煉鐵成本是每噸35000元，最低3萬元，但官價二萬二千元，多用一噸多賠一噸。

　　漢陽鐵廠廠長吳健希望政府能夠用鋼鐵來造鐵路，這樣可以一舉兩得，既可以拯救鋼鐵行業，又可以發展後方交通，貨物通暢便可以平抑高漲的物價。這一年的礦冶工程學會年會上，他以主席的身份對經濟部部長翁文灝、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進言，“物價的高漲是因為交通，我敢保證，九十五鎊一碼的鋼軌，目前我們已經可以軋出來，供給鐵路的需要，交通有了辦法，物價有了辦法，我們鋼鐵業也就有了辦法”。

　　吳健提到了在全面抗戰以前，國內生産的鐵礦石99%賣給日本的辛酸事,他説：“那一年,我特地找到交通部長葉恭綽的家裏去,對他説到鐵軌一定要自己鐵鑄,差一點不要緊,只要你提倡,一定會好的,可是他説這樣困難,那樣困難,結果還是為了一大筆回佣訂了外國貨,而且不只一國..”,但讓他想不通的是到了抗戰了,許多事情依然沒有變,“為什麼今天還是這樣呢?戰時都過不去戰後還得了,政府要不要自己有工業呢”。

　　吳健這位老工業家氣憤了，“失敗的路子不能重演了，除非不要國家民族的才不要自己的工業；學學人家先進國，工業的成就也不能一步登天的，要在政府的保護之下慢慢成長；就算是開頭不行，不要緊，給他改進的機會，一定可以成功的”“怕的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有私心，想拿回佣，這種人害了國家，也害了工業”。

　　11月8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節約獻金救國運動總會會長馮玉祥從重慶出發，奔走20多個縣市，呼籲民眾捐款獻金。

　　馮玉祥對獻金規定了三個原則：“有錢人出，貧苦人不出。不要勉強別人出。要感動別人出”。但在捐獻的人中，既有富紳巨賈，也有低薪的公務人員，有窮工人，農民、學生，還有缺手少腳的抗戰負傷軍人和衣衫襤褸的小販、乞丐等，甚至連看守所的犯人也節食捐錢抗日。

　　馮玉祥每次在群眾大會上親自演講，指明抗戰必勝，介紹前方戰士的艱難。説：“前方戰士浴血奮戰，四川後方才能過著安定的生活。大家應該同仇敵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援前線！”為推動捐獻，馮玉祥採取了多種形式。當時他的書畫非常受人歡迎，獻金活動期間，馮玉祥利用空閒時間作書作畫，除部分贈送愛國獻金突出人士外，大都標價義賣，當場捐獻。每逢義演，馮玉祥都會登臺唱上一首民歌《爸爸在家》：“爸爸在家受欺淩，孩子們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每唱完這首歌，捐獻的現場都是一片哭聲。

　　一年間，四川前後獻金總金額達到7億元，多數用來購買了飛機、坦克等武器，部分用來慰勞前方戰士。

　　10月，漢奸汪精衛為表示與日本主子“同生共死”的決心，抱病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會議”。汪偽政權、偽滿洲國、泰國、菲律賓和緬甸等幾個日本扶植起的政權在日本導演下，簽署《大東亞共同宣言》，宣稱要相互緊密提攜，實行文化交流，進而開放資源，建設共存共榮的新秩序。

　　在汪精衛向東飛往日本的時候，蔣介石向西飛越喜馬拉雅山，前往埃及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會商聯合對日作戰以及戰後大計。會議通過的《開羅宣言》宣稱：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

　　中國繼蘇、美、英之後躋身四大國行列，這也是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國際地位的高峰。

　　11月底，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第三課課長遷政信趕到浙江奉化為蔣介石的母親掃墓，他對蔣介石的鄉鄰談話時，表現出對蔣介石的友好和善意。時局的變化已經讓日本軍官的氣焰收斂了許多。

　　根據開羅會議的協議，中國駐印軍在印度蘭姆伽訓練基地集結，準備第二次入緬作戰。撤至雲南的中國遠征軍集結在滇西，並在昆明開設訓練團加緊訓練。年末，遠征軍的士兵從滇西和印度北部向緬甸進發，兩年前大撤退時悲壯的一幕仿佛就在眼前，帶著憤怒的遠征軍很快取得孟關戰役大捷。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