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46年2月2日，農曆丙戌年春節，這是抗戰勝利後第一個春節。此時國民政府還在陪都重慶。重慶霧重，大年初一這天是入冬後難得的好天氣，市民紛紛結伴出遊。報紙報道這一天稱：“陪都各界歡泰情狀，實為民國二十六年政府遷至此間以來所罕見。”

　　兩天前，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閉幕。在中共和民盟的努力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在北平，居民八年來首次獲准燃放爆竹，很多舊時的爆竹店早已刊登出大幅廣告，歡迎顧客。

　　但此時的北平居民卻大多在為生計奔忙，在春節前的幾天，北平幾十家銀行的門口都排起長隊，老百姓們擠著繳款，買救濟分署配給的每人十斤澳洲粉。澳洲粉每斤合法幣130元。人們雖然抱怨貴，但仍然搶著購買，因為難以預料幾天后又會是什麼價格。

　　兩個多月前，《大公報》派駐北平的女記者彭子岡回到故鄉北平，她目睹了抗戰勝利後北平的物價飛漲，市場蕭條。在她的報道《如是我聞——北平見聞錄》中這樣説道：“記者來平兩月，平均物價漲了四五倍，可憐一般北平的階層，普通薪水只一萬，合法幣二千……貧窮籠罩著整個北平。”

　　就在春節期間，彭子岡與另外三名外國記者前往晉察冀邊區首府張家口採訪。

　　春節前，邊區政府宣佈自除夕起機關學校商店放假一星期。彭子岡在長篇通訊《張家口漫步》中記錄下正月初三全市慶祝和平勝利大會的盛況：“五萬市民鬧翻了天，四十四隊秧歌霸王鞭跑旱船擠來擠去……從人民的笑臉上，從女人、孩子的新棉襖上，我看到他們生活的豐裕。”

　　上一年8月23日，八路軍解放了被日軍侵佔多年的華北重鎮張家口。邊區的軍區司令部及行政委員會，從這一天起全部設在張家口。

　　在彭子岡的筆下，“解放飯店的茶房説：‘日子好多了，養兩三口人不成問題。’一個商人則反映現在自由不受限制。’”

　　此時的張家口正在社會上發動擁軍優抗以及擁政愛民運動，擁軍捐款已經捐到百萬左右。很多百姓家的門口貼上了這樣的春聯：“群策群力求民主，減租減息享太平”。城中最常見的一個標語是“建設民主繁榮的新張家口”。

　　在南京，春節這天天氣晴好，報紙稱“八年來均在雨雪陰沉中度過，唯今年陽光普照，給貧苦人不少溫暖。”

　　春節期間，在南京下關的惠民中學裏，滯留著一千三百多名由重慶返鄉的民眾。抗戰結束後，當年逃亡內地的大量民眾紛紛返鄉，交通運輸空前繁忙，車船票價更是一路飆升。

　　作家葉聖陶一家的春節在從重慶返回上海的歸途中度過。

　　抗戰期間葉聖陶舉家內遷成都，抗戰勝利後，急於返鄉的葉聖陶決定乘木船從重慶回上海，他在《東歸江行日記》序言中回憶了當時的冒險舉動：“那次乘木船出川完全是不得已。飛機、輪船、汽車都沒有我們的份，心頭又急於東歸，只好放大膽子冒一冒翻船和遭劫的危險。”

　　經過四十七天的長途跋涉，葉聖陶一家終於回到了久違的上海。此時的上海，法幣的魔力已漸趨消退，而由於戰後還鄉導致的人口激增，使得通貨膨脹更加嚴重。葉聖陶在日記中寫道：“飯後出去剪髮，花費五百元。近日上海物價飛漲，米價漲到每擔三萬元以上。民不聊生，前途昏暗。”

　　戰後的返鄉民潮，導致上海房屋緊張，房價居高不下，拍攝于1947年的電影《還鄉日記》，就展現了這一時期上海租房的困難。

　　影片女主角由白楊扮演，她的丈夫張駿祥擔任編劇、導演。《還鄉日記》取材于白楊夫婦返回上海後的親身經歷。年初，白楊、張駿祥夫婦從大後方回到上海，眼見有許多被貼上“接收”封條的房子空著，需要房子的人卻無處棲身；願意出租的房子，租價卻高得驚人，必須用金條和美金才可以租到。

　　有感於社會現實，張駿祥創作了《還鄉日記》，在影片中，以幽默的手法諷刺了上海被接收後混亂的社會現實：重慶的接收大員不但“接收”了漢奸的房産，連漢奸的老婆也一併接收”；昔日的漢奸則搖身一變成為“地下工作者”。

　　為應付當局審查，這部片子做了修改，片尾，接收大員和漢奸都作為騙子被警察逮捕。

　　舊曆新年剛過，上海作家張愛玲坐船南下，到溫州探望躲避抓捕的丈夫胡蘭成。

　　三年前，年僅23歲的張愛玲初涉文壇，她幾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在1943年發表，其鋒芒畢露的才氣引起孤島時期上海文壇的極大震動，這一年被人稱為“張愛玲年”。也是在這一年，張愛玲結識了當時擔任汪偽南京政府宣傳部政務副部長的胡蘭成，兩人結為夫婦。胡蘭成在後來的回憶錄《今生今世》中記述説：

　　我為顧到日後時局變動，不致連累她，沒有舉行儀式，只寫婚書為定，文曰：“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日本投降，汪偽政府垮臺，曾擔任偽職的胡蘭成潛逃到友人家中躲避。

　　這是當時拍攝的一段審判漢奸的影像。

　　上一年9月下旬到12月，南北各地的肅姦工作告一段落，共捕獲有漢奸嫌疑者4291人。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宮正式成立，對漢奸的審判隨即展開。

　　在日本東京，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于5月3日正式開庭。法庭是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和1945年12月舉行的莫斯科會議而設立。《朝日新聞》上記述：“戰敗後的第一年，晚春初夏時節，市谷高地就迎來了‘末日審判’。”

　　12天后，畢業于上海東吳法學院的高文彬，作為英語翻譯來到東京。第二天上午8點，當他來到法庭時，發現許多日本人正排著長隊等待領取法庭旁聽券。他回憶説：“排隊領票的日本人都穿著廉價棉布縫製的衣服，眼中充滿了惶惑、好奇和緊張。”

　　戰後的日本一片蕭條，通貨膨脹嚴重，海外返回大量軍人，加上龐大的軍工廠也被廢止，出現了一千多萬人的失業隊伍。

　　當時在日本出現了戰後的第一首流行歌曲《蘋果》

　　在日本，大米早就採取了配給制，緊接著豆類也全部實行供給制。由於不能準時發放，很多人自己到農村採購，列車嚴重不足，每輛列車上都擠滿了去買糧食的人們。

　　兩年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宣讀判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等7名主要戰犯被處以絞刑。

　　對德國戰犯的審判，早在1945年11月20日，即由美、蘇、英、法等國組成的國際軍事法庭在德國南部城市紐倫堡開庭審理。包括納粹第二、三號人物戈林、赫斯和外長裏賓特洛甫在內的20多名戰犯被提起公訴。法庭進行了403次公審，在1946年10月1日，做出最後判決，判處戈林等12人絞刑，3人無期徒刑。

　　這段新聞記錄的由周恩來、馬歇爾、張治中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巡視華北華中的情形。

　　三人巡視期間，華中華北的內戰基本停止，形勢令人鼓舞。

　　上一年年底，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來到中國，調解國共爭端。

　　伴隨著1946年元旦的鐘聲，馬歇爾在中國度過他66歲的生日。為了表示親美姿態，國民政府宣佈從即日起車輛一律靠右行駛。這一規定是參照美國的交通規則制定的。

　　在馬歇爾的調解下，1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停戰協定；一個月後，國共雙方簽訂《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之基本方案》。隨即，由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組成的軍事小組，在長江以北的九個省份內環行一萬六千華里，視察了十個以上的執行小組活動。《大公報》上一篇題為《和平播種記》的文章説：

　　“不論在中共區域的張家口和延安，還是政府的歸綏、徐州、太原、漢口，馬歇爾舉起杯子來總是説：‘為中國人民乾杯！’”

　　短短十五天的視察結束後，馬歇爾對所看到的停戰形勢很感滿意，于3月11日回國述職。

　　同一天，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對政協報告之決議案》，否定了政協會議。

　　此時，國民黨已有七個軍開入東北，東北的緊張局勢吸引了全國的目光。

　　抗戰勝利後，根據國民黨與蘇聯達成的協議，蘇聯控制了東北全境。作為戰爭賠償，佔領東北的蘇軍奉命拆除當地工廠中的大型設備，運回蘇聯。當國民黨軍隊到來的時候，許多工廠已經是空無一物。

　　儘管蘇聯人拆走了大量的設備，但東北三省1945年的工業總産值仍佔據著全國的75%，東北的松遼平原還是全國最肥沃的土地。對國共雙方來説，誰佔據東北，就等於佔據了半壁江山。

　　在蘇聯佔領東北時，共産黨的軍隊拖著輜重，徒步進入東北，各地開始著手建立民主政權，1945年年底，共産黨成立以林彪為總司令的“東北人民自衛軍”。年初，蘇軍撤離東北，在美軍的幫助下，國民黨的軍隊大規模進入東北。當時美國記者稱東北是“內亂的溫床”，大公報記者徐盈則説：“瀋陽的氣氛就是整個東北的氣氛。瀋陽是個火藥城。”

　　徐盈在《瀋陽的春天》一文中記述説：“瀋陽從日本人的手中留下了大片的日式建築和27萬日本僑民；蘇聯人接收去不少戰利品，瀋陽從此失掉東亞第二兵工廠的資格，留下的是“奉天驛”車站前的一座紅軍紀念碑，上面頂著一個老虎坦克；中國人接收以後，瀋陽天天晚上在槍聲中戒嚴。瀋陽城中沒有水，沒有電，沒有正當的商業，沒有恢復光復以後的正常秩序……勝利以後，失了業的二十萬工人，當賣一空之後，他們和不幸的農民一樣感到春荒……”　　　　　　

　　四月的第一個星期，在位於鐵路要道的四平街，國共雙方的軍隊爆發激戰。

　　國民黨下級軍官黃仁宇在戰役結束後幾天抵達前線，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向他形容這場戰事的慘烈，“共産黨軍隊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納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裏。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槍！”

　　在南京，國民政府還都儀式在緊張的籌備之中。

　　5月5日，上午十點，國民政府在中山陵舉行盛大的祭陵大典。這一天，南京實行了交通管制，以至當天無法傳遞各地報紙。

　　稍後，在長江路國民大會堂舉行的首都各界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典禮上，蔣介石發表訓詞，強調要為“東北整個的行政與主權的完整”而“繼續努力奮勉”。

　　在人數和裝備均優於共産黨軍隊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東北民主聯軍撤退至哈爾濱。5月23日，國民黨軍隊佔領長春。

　　國民黨佔領後的長春，很快興起一股“突擊結婚”熱。抗戰八年中，國民黨中下級軍官大都未成家，勝利後，許多人開始有了安居樂業的想法。

　　一時之間，長春城內，鞭炮聲不絕於耳，各酒樓飯店大擺婚禮宴席。日本人走後留下的空房子，大都貼上了大紅喜字。一些女學生成為新娘，與軍裝筆挺、皮鞋锃亮的國民黨軍官出雙入對。

　　戰場上的勝利堅定了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決心，國民黨參謀總長陳誠宣佈，六個月就可以解決共産黨問題。

　　6月23日早晨，上海各界十多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同時歡送馬敘倫、雷潔瓊等十位和平請願代表前往南京。到車站送行的作家葉聖陶在日記中寫道：“各團體都排隊前來，舉旗唱歌。……今天的口號是‘反對內戰，爭取和平。”

　　當天下午，請願團代表到達南京的下關車站，被一群自稱蘇北難民的人圍追毆打。民主人士馬敘倫、雷潔瓊和大公報記者高集均受重傷。

　　下關慘案發生後，各大報紙紛紛進行報道，並要求法辦兇手，追查幕後策劃者。在一片譴責暴行、呼籲和平的聲浪中，蔣介石下達了進攻中原解放區的命令。

　　6月26日拂曉，國民黨軍隊分四路，向位於鄂豫兩省交界處的中原解放區發起進攻。內戰之火全面點燃。

　　下 集

　　這是1946年國民黨中央電影製片廠拍攝的一段新聞，説的是上海在夏季遭遇水災的情形。

　　這一年，中國遭遇大範圍的天災，廣東、廣西、四川等省均是先旱後澇，廣東災民達500萬，廣西則高達1300萬； 在湖南，因饑餓疫病而死者達400萬以上。

　　5月到8月間，全國各大報紙紛紛報道湖南災情的嚴重，《新華日報》報道：“衡陽一縣，非賑不生的災民，即達四十四萬餘人……岳陽龍塘，災民所食均係野草。

　　夏季，在國民政府統治的中心區域長江三角洲一帶，三百萬難民涌向滬寧沿線的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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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蔣介石下令行政院設法救濟蘇北難民，穩定國統區的經濟和社會治安。幾天后，國民黨社會部部長谷成綱帶著蔣介石的手諭來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會見上海幫會組織中的頭面人物杜月笙，希望他出面在上海發動救災募捐活動。

　　上一年抗戰勝利後，杜月笙從香港回到上海，就在火車站附近，他發現許多傳單，上面寫著“杜月笙是反動惡勢力”。抗戰的勝利使得原來受外國勢力控制的租借地不復存在，國民黨政府直接統治整個上海市區，他們已不再需要杜月笙這樣的幫會勢力對原租界區的反蔣勢力進行控制、鎮壓了。敏感的杜月笙意識到，蔣介石不會允許游離于政府權力之外的秘密社會力量存在。1946年春，杜月笙辭去以微弱優勢當選的上海市議長。

　　此時，被南京政府冷落多時的杜月笙看到了東山再起的機會，他毫不猶豫地接下二十億賑災款任務，成立“蘇北難民救濟協會上海市籌募委員會”。委員會最先靠舉辦足球義賽募款，門票及冠軍足球拍賣的款項全數捐出，但還是達不到募款目標，於是決定舉辦上海小姐選舉來募款。

　　8月20日，“選美”活動在上海“新仙林”會堂舉行。

　　參加競選的名媛佳麗大多是上海灘當紅歌星、舞女和一些戲劇演員，而在她們背後是一場豪門商賈間的實力角逐。當時花十萬元可買一百張選票，閨閣名媛組的第一名，即“上海小姐”王韻梅，是當紅舞女，得選票６５５００張，遠遠超過第二名。支持王韻梅的四川軍閥范紹增，動用四千萬法幣幫她買選票。

　　8月，國共和談趨於破裂，中國形勢更加複雜。

　　馬歇爾沒有放棄調停的努力，他提請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擔任駐華大使，幫助他繼續進行調停。

　　同一個月，美國女記者斯特朗搭乘美軍飛機從北平來到延安，這是她第一次來到延安，她把這裡稱為“窯洞之城”。這一次，她希望有機會了解“中國共産黨是些什麼樣的人”。

　　在斯特朗的眼中，經過1942年的大生産運動，在延安吃飯已經不成問題，並且有餘力添置一些現代設備。斯特朗在文章中寫道：“他們有六輛吉普車和卡車，用的是本地油井和煉油廠提煉出産的低級汽油。一部越野電話越過延河通往許多重要地點。還有一張報紙和一部電臺把他們同外界聯結起來。”

　　8月6日，在斯特朗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説到“反動統治者”時，毛澤東稱“他們都是紙老虎，看起來樣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爛了”。這句話後來演變成為一句著名的口號：“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9月20日，國民黨軍隊逼近張家口，黎明時分，共産黨的最後一批工作人員撤出張家口。

　　當時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的楊沫與同事一起前往老解放區河北阜平縣。一路上，不斷有國民黨的飛機對撤退人員進行轟炸，楊沫這樣描述自己經歷的一次突如其來的飛機轟炸：“我剛跑進一家農民的屋子，飛機就向這個不大的村子瘋狂地轟炸起來。我只好立即蹲在屋門後聽天由命……群眾死傷多少，房屋炸塌多少，由於我們匆匆上車逃走，不得而知。”

　　到達河北阜平縣後，楊沫得知有報社同事在大同前線犧牲，楊沫在日記裏感慨地寫下：“我們為什麼要強攻大同這個城市？甚至曠日持久地攻了一個月。敵人工事堅固，有充分準備，我們只能用人海戰術，不斷強攻，以至犧牲了那麼多戰士，也沒有攻下大同……我不懂軍事，但想起這些總感到茫然、悽然。真是‘一將成名萬骨枯’。”

　　大同、集寧戰役失利後，共産黨不得不放棄當時唯一掌控的大城市張家口。

　　戰爭擴大引發財政困難，很多機關工作人員的家屬開始被動員回家。楊沫記述道：“報社今年連棉衣都發不起了，補給些棉花，都要開科長會議，討論發給誰。”儘管條件艱苦，楊沫仍然覺得比抗戰時要好得多，每家都有住房，楊沫夫婦還可以每個月拿出75斤小米，給小孩雇一個保姆。

　　在“節衣縮食、照顧前方、照顧戰士、照顧群眾”的原則下，很多解放區取消了幹部的中、小灶待遇，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取消幹部服裝的供給，主食定量也有所降低。

　　10月初，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見民盟秘書長梁漱溟，鼓動第三方政治力量出面斡旋。10月11日淩晨，梁漱溟得知，國民黨軍隊攻佔張家口，他感慨地説：“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去。”

　　這段影像資料講述的是西藏代表團到南京參加國民大會的情景。此前歷次國民大會，西藏作為地方區域都曾派代表參加。這次蔣介石特意接見西藏代表團，以表明中央政府對西藏享有主權。

　　11月15日，在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拒絕參加的情況下，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及一些社會賢達，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代表多數是國民黨黨員。

　　國民大會的中心任務是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因此也被稱為“制憲國大”。但是國民大會十分混亂，有報紙記載説，會後，從會場拾到的東西如下：小手帕二十八條，口紅三支，眼鏡兩幅，呢帽五頂，會議記錄一千余份，自來水筆兩支，各色名片一萬五千多張，舊手冊六十本，棺材一具。

　　第二天，中共代表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國大的召開破壞了政協以來一切協議及停戰協定與整軍方案，隔斷了和平商談的道路。11月19日，周恩來返回延安。

　　就在前一天，中共中央出於敵我雙方力量的考慮，發出關於暫時放棄延安的指示。此時，延安已經處於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中。

　　在延安的美國人歐文恩格斯特也開始隨隊撤離延安。28歲的歐文恩格斯特畢業于康奈爾大學農牧係，受到斯諾《西行漫記》一書的影響，要親眼見識創造了“小米加步槍”和“長征”神話的毛澤東。

　　上一年歐文恩格斯特賣掉了家裏的牛，以聯合國總署養牛專家的身份前往上海，8月，輾轉來到延安，取了一個中國名字陽早。

　　陽早的工作是在延安光華農場，負責看護解放區僅有的三十多頭奶牛。在撤退延安的過程中，陽早和夥伴們失去了三頭牛和一頭驢子，但他們成功地完成撤退任務，把解放區為數不多的奶牛保護下來。為此，陽早被譽為“經受了革命考驗的人”。

　　此時的陽早不斷寫信給遠在美國的未婚妻瓊辛頓，向她描述延安生活。從事物理研究的瓊辛頓隨後也來到延安，她也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寒春。不久，寒春與陽早在陜北的一個窯洞前舉行了婚禮。

　　這對美國夫婦，在生産方式還極為原始的解放區製造各種耕作工具，讓當地的農民領略到農業機械化的方便。

　　解放後，一直在中國生活的陽早、寒春回到他們工作過的三邊牧場。飯桌上他們又唱起當年在延安學過的歌。

　　這年冬天，有一小隊共産黨員的工作隊來到離哈爾濱一百多公里的珠河縣，其中就有共産黨作家周立波。

　　半年前，中共中央下達“五四指示”，改變抗戰期間所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發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號召，在廣大的解放區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

　　在東北，共産黨組織一萬兩千名幹部下鄉進行土地改革。

　　周立波前往珠河縣元寶鎮擔任土改工作隊副隊長。他根據親身經歷創作出小説《暴風驟雨》，使中國最早以土改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書中描寫的元茂屯就是他進行土改工作的元寶鎮。

　　這部小説在1961年被拍成電影，展現了當時東北的土改情形。

　　工作隊通過訴苦會，提高農民覺悟，認識剝削根源，激發民憤，最終使農民敢於與地主進行鬥爭。

　　電影裏韓老六的原形是元寶鎮的一個地主，偽滿時期當過治安農會會長，日偽統治時期當過協和會長。

　　作為惡霸地主的典型，韓老六成為村民們的主要鬥爭對象。

　　農民通過鬥爭地主、挖地主浮財，分到衣物、糧食和生産物資，最重要的是分到了土地。根據尚志縣誌記載，到1946年11月，全縣共分土地兩萬多坰。

　　土改後的東北流傳著一句口號：參軍上前線，打倒蔣介石。《二十世紀中國的崛起》一書中記述説：全面內戰爆發後的四個多月內，各解放區三十萬翻身農民，為了保衛在土地改革中獲得的果實、保衛家鄉而參加了人民解放軍。

　　11月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世傑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條約規定：締約國雙方彼此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對方的“領土全境內”自由設廠、通商、航行。簽約當天，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因中美經濟狀況不同，所謂互惠實際上仍易成為片面之惠。”

　　當時的一則漫畫這樣形容中美友好通商條約：“十月芙蓉不怕霜，平等美名來通商；東洋去了西洋來，國貨難和洋貨抗。”

　　此時住在上海的人，只要一齣門便可看到滿街的美國貨。不但工業品，就連農産品如棉花、麵粉、大米也是美國貨。作家葉聖陶在日記中寫道：“美國貨充斥街頭，連最便宜的火柴肥皂也不斷運到，小工廠難以立足。”

　　當時擔任上海機器同業公會主任委員的胡厥文在回憶錄中説：“美國剩餘物資的傾銷，加上官僚資本的壓迫，在1946年一年，上海的民營工廠就有76%倒閉。”

　　5月12日，人們在《申報》上再次看到一個熟悉的漫畫形象——三毛。這個誕生於1935年，只有三根頭髮的兒童漫畫形象出自漫畫家張樂平筆下。

　　抗戰勝利後，曾擔任“救亡漫畫宣傳隊副隊長”的張樂平回到上海，開始創作《三毛從軍記》，並在《申報》上連載。對於為何選擇十年前的舊人物，張樂平在後來的自序中這樣説道：“……畫老樣子的三毛，其原因便是我覺得三毛的生活環境，十年之中一成未變。十年前的三毛拾垃圾睡馬路，十年後的三毛依然不見進步。”

　　有感於都市街頭很多像三毛一樣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張樂平在創作完《三毛從軍記》之後，開始創作《三毛流浪記》。1949年，崑崙影業公司將漫畫《三毛流浪記》改編成電影，影片忠實原著，展現了孤兒三毛在繁華上海的流浪生活。

　　多年後，一個叫陳平的小讀者長大成人，她將“三毛”作為自己的筆名，在自己的文章中她這樣寫道：“……這小人兒以血和淚，只為著，去拼一個卑微的——存活。小三毛的時代，屬於公元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上下。中國的命運，在當時，經歷了什麼樣的苦難，想來每一個炎黃子孫都不可能忽略。”

　　年底，戰事日趨激烈。10月中旬，東北國民黨軍調集9個師進攻南滿東北解放區；11月，山東國民黨軍隊進犯山東解放區；12月13日，國民黨徐州綏靖公署集中25個旅向蘇北魯南的華東解放軍發起進攻。此時，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年。

　　這段由國民黨中央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影片，記錄下調解國共爭端失敗的馬歇爾，在1947年1月8日離開中國時德情形。對於戰功顯赫的馬歇爾來説，中國之行是他一生中最為痛心也是唯一的一次失敗。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