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際女子學院中的難民

　　早在1937年的冬季來臨之前，戰爭的血雨腥風向著南京猖狂聚集的時候，憂心忡忡的人們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一旦南京陷落，偌大的城區範圍內，哪兒才可以找到一塊安身之地呢？

　　戰亂中的南京民眾是不幸的。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中這樣描述：

　　“成千成萬的難民，為死亡所威脅，為黑暗所包圍，他們的一線曙光，只是希望能夠到達一個外國人管理的安全區域。”

　　他們所嚮往的這個安全區域，就是由中外人士不約而同建議創立的南京國際安全區。

　　11月22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正式成立，15名成員中包括約翰拉貝、約翰馬吉、貝德士、米爾斯等人。

　　美國聖公會牧師約翰馬吉，同時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

　　貝德士，美國人，金陵大學教授。曾經在耶魯大學以中國歷史研究獲博士學位。

　　米爾斯，美國人，從1933年起就開始服務於南京長老會海外布道托事部。

	馬吉牧師與金陵大學醫院工作人員合影

　　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主任約翰拉貝，被推選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表示：“我推辭不掉，為了做件好事，我讓步了，但願我能夠勝任這個也許會變得十分重要的職務。”

　　在六天后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上，美國人喬治費奇被正式任命為國際委員會總幹事。

　　喬治費奇出生在中國蘇州。他熱愛中國文化，並且有一個中國名字，叫費吳生。

　　12月8日發佈的《告南京市民書》，標誌著南京國際安全區已經開始運行，文告用肯定而熱情的語氣發出召喚：“我們相信，倘然中日雙方都能遵守他們的承諾，這個區域以內的人民，當然比他處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請進來吧！”

　　難民如同潮水一般從四面八方涌進安全區。與此同時，南京的外圍陣地已經失守，日軍兵臨城下，形勢變得萬分險峻。

　　無論是拉貝主席和他的志同道合者，還是雲集而來的難民，此時都相信這個安全區也許是救苦救難的“諾亞方舟”。

　　在安全區西部，清涼山麓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2月8日收留了第一批婦女和兒童。將學校設為難民所的是美國人明妮魏特琳，她的中國名字叫華群。

　　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教育系主任。1937年7月，她本來在青島休假，但是，當她獲知“七七事變”爆發的消息後，就立即返回學院。南京淪陷時，她和少數教職員工留了下來看管校園。

　　這一年，她51歲。

	美國人喬治費奇被任命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

　　“12月12日，星期天。我在寫這些日記的時候，城市西南部又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窗戶被震得搖撼。……難民繼續涌入校園，三幢大樓已住滿了難民。……今晚，城裏是不會有多少人睡覺的。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時隨時起床。”

　　這一夜，氣溫驟降，屋頂一片白霜。下半夜，已經是1937年12月13日，日軍從南京坍塌的城墻缺口蜂擁而入。

　　就在這天上午，一隊日本兵首次出現在南京國際安全區。

　　費奇在日記中寫下了當時的情況：“上午11時，……我與委員會兩位同事開車去會見他們，正好在安全區南面進口遇見一支小分隊。他們未顯露敵意，儘管稍候片刻就槍殺了20個由於害怕他們而慌忙逃走的難民。”

　　對於日軍來説，安全區的殘殺這才剛剛開始。

　　也就是12月13日這天，有上千名中國軍人進入安全區尋求幫助。安全區的委員們遵循國際慣例，勸説他們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寬待。但是，這些戰俘很快就被日軍分批殺害了。聽著機關槍掃射聲傳來，安全區的委員們都驚呆了。

　　安全區也不安全，正是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打破了組織者最初的設想。

　　為此，善良的拉貝先生多次驅車前往日本大使館交涉，但無濟於事。在路上，他才真正了解到南京被破壞的程度。汽車每開100米到200米的距離，他們就會碰上好幾具屍體，死亡的都是平民。

　　12月15日中午，拉貝先生終於見到了日軍參謀長。在會晤紀要中，這位日軍指揮官表態：“如何處理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您交給日軍辦理，您可以相信日軍是有人道主義的。”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部分委員合影

　　誰知，當拉貝剛返回委員會總部還沒進辦公室，勤雜工就急匆匆地告訴他一個不好的消息：一隊日本士兵又闖入安全區，將1300名原中國士兵捆綁起來。

　　拉貝和米爾斯等人試圖解救這批人，但是白費口舌，這些戰俘很快就被拖走槍殺了。

　　儘管日軍參謀長還向拉貝承諾：“中國警察可以在安全區內巡邏”，但是司法部難民所的大約五百名警察，加上其他難民，共計2000多人，被日軍驅趕到漢中門外，先遭到機槍掃射，再被刺刀捅，又澆上汽油焚屍。

　　這個影像片斷是馬吉牧師從窗口拍攝到的，時間是日軍攻佔南京的第四天，12月16日，地點在南京安全區內的上海路。當時，他看到一隊日軍士兵突然闖入安全區，災難降臨了，日本士兵開始四處搜尋中國男人。

　　畫面上的日本士兵正在來回走動，不斷有中國人被拉入已經排成的隊列中。這些都是被懷疑為當過兵的人。他們的命運馬上就會發生變化，凡是被拉進這個隊伍的人，只要帶離安全區，就會立刻被殘忍地殺害。

　　畫面的右下方可以看到一個婦女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懇求他們放了她的丈夫或是兒子。但是，她的努力並沒有成功，那一刻就是她和她的親人生離死別的永遠定格。

　　畫面上始終瀰漫著死亡的氣息——這正是當時南京安全區的縮影。

　　就在馬吉牧師拍攝這段影像的當天下午，當年24歲的劉永興在位於安全區東邊的大方巷被捕。

　　他本是個裁縫。日軍把五千多個從安全區抓到的年輕人和他一起，驅趕到中山碼頭集體屠殺。劉永興跳到水裏裝死，僥倖活了下來。

	日軍從安全區帶走一批難民

　　還有許多人在安全區內就被處決了，任何一個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隨時都可以變成刑場……

　　米爾斯的女兒回憶説……

　　“有一件事是我父親親眼目睹的，有一次他看見一些中國男人被抓起來，只是因為他們手上有老繭。而日本人説，有老繭就可能是攜帶槍的中國兵。日本人把這些人用鐵絲捆起來，往他們身上澆油，燒死了他們。”

　　南京，這座一度積極推行過首都建設計劃的城市，如同倒退至蠻荒時代，一片死寂。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淪陷 日軍開始持續六周的大屠殺 強姦 搶劫 焚燒。

　　日軍的暴力、搶劫、縱火和強姦事件，就像瘟疫一樣在這座以歷史文化著稱的城市中蔓延。

　　起初，魏特琳根據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實際情況，按照每個難民人均16平方英尺，也就是大約1點5平方米的空間計算，估計只能容納2750人，但是，隨著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涌入，校園裏的難民一再暴漲，很快就達到了一萬人。

　　魏特琳在寫給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方的報告中説：“我們怎麼也忘不了在校門口目送妻子、女兒進入收容所的那些丈夫、父親的面容。他們拜託我們説：‘就是在露天地裏也行，只求你們給她們一塊睡覺的地方。’説罷，眼淚順著臉頰流下來。”

　　12月17日，松井石根舉行了入城式。

	日軍槍殺難民

　　僅僅是這一天，日軍在南京城內所犯下的各類暴行中，強姦事件超過了一千起。

　　也就在這天下午，金陵文理學院內的部分婦女和孩子，分成兩批轉移到金陵大學。每一次，魏特琳都是走在隊伍前頭，護送著他們穿過險象環生的街道。

　　日軍知道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專門收容婦女和兒童，就不分晝夜地闖進來綁架婦女，甚至當場強暴。魏特琳挺身而出，四處奔波阻止他們。

　　魏特琳被難民稱為“活菩薩”；但被日本兵恨之入骨，被他們打過耳光，受到過帶血刺刀的威脅，日本兵還舉槍向她瞄準。然而，當他們命令魏特琳離開校園時，還是遭到了嚴詞拒絕，“這是我的家。”魏特琳説：“我不能離開！”

　　儘管死亡的陰影揮之不去，但正如馬吉牧師所説：“如果我們不在這時建立安全區，並且為保護民眾而忙碌，悲劇將更為惡化。”

　　馬吉牧師參與救援了大量面臨日軍屠殺的中國平民，而且為受傷的士兵與平民能夠得到治療而積極奔波。

　　這些令人驚悚的現場畫面，是他在金陵大學醫院拍攝到的，僅僅是這所醫院的幾個片斷。

　　畫面上的這個小女孩已經成為孤兒。就在不久前，這個只有11歲的女孩和她的父母躲在難民區一個防空洞的附近。日本兵殺死了她的父母，並用刺刀刺傷了她的肘部。

　　這是長江上一條小船的主人，這個男子被日本兵開槍擊中下顎，隨後，他就被澆上汽油焚燒。雖然他臉上和整個頭部被燒得很可怕，但他還是拖著身子來到醫院。但是，他到醫院20個小時後還是死去了。

	日軍槍殺難民

　　這段畫面上的受傷者是個搪瓷店職員，僅僅因為一個日本兵向他要香煙，而他沒有，日本兵就拔出軍刀劈了過來。他身體的右側因此已完全癱瘓，他在被送進醫院後還活了10天。

　　金陵大學醫院，又叫鼓樓醫院。醫院的絕大多數醫務人員已經撤離，羅伯特威爾遜是留在這裡的惟一一位外科醫生。

　　威爾遜，美國人，生在南京，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並在哈佛醫學院獲博士學位。

　　31歲的威爾遜送走妻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女兒，自己堅決地留了下來。

　　他對南京的狀況痛心疾首。12月18日，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説：“今天是當代但丁煉獄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穢的大字寫成的。大批人被屠殺，成千上萬婦女被強姦。”19日，他又寫道：“窮人的食物都被搶光了，他們處於歇斯底裏的驚恐之中。何時是盡頭？！”

　　遭受日軍傷害的平民百姓擠滿了醫院。威爾遜醫生對其中一位勇敢的年輕女子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12月21日，他寫信告訴妻子：“今天是一年中白晝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著這座人間煉獄的24個小時。……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經懷孕六個半月的19歲少婦，抗拒兩個日本兵的強姦。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幾處刀傷，腹部也有很深的一個刀口。”

　　威爾遜醫生提到這位孕婦名叫李秀英。

　　李秀英一息尚存，被送進了鼓樓醫院。威爾遜全力以赴地救治，為她縫合的刀傷多達37處，但她腹中的孩子最終還是沒能保住。

　　南京的冬季是漫長而寒冷的，對於遭受劫難的市民來説，嚴酷的冬天才剛剛開始。而對於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來説，從日軍入侵南京的那一刻起，與侵略者的搏擊就同時拉開了序幕。

	約翰拉貝擔任南京國際安全委員會主席

　　南京淪陷後，40歲的貝德士不僅熱心參加難民救濟工作，而且還逐日登記日軍暴行，寫信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

　　12月15日，安全區衛生委員會第二區6名清道夫，在鼓樓住處被日本兵毫無理由的殺害。

　　12月15日夜，7名日本兵闖入金陵大學圖書館，突然撲向7名女難民，其中3名被姦污。

　　12月14日夜，日本兵闖入中國人住宅，強姦婦女並強行帶走婦女的事件不斷發生。由此産生大混亂。

　　12月14日正午，日本兵闖入锏銀巷路中國人住宅，拉來4名少女強姦，兩小時後離去。

　　12月14日夜，11名日本兵闖入锏銀巷路中國人住宅，強姦4名婦女。

　　12月15日，日本兵闖入漢口路中國人住宅，強姦1名少婦，並拉走3名婦女，其中兩人的丈夫追上日本兵，但都被槍殺。

　　12月15日夜，許多日本兵闖入金陵大學建築物內，強姦了30名婦女。其中幾名婦女被6名日本兵輪姦。

　　12月15日夜，許多日本兵闖入三條巷的民宅，強姦了很多婦女。

	約翰馬吉拍攝的李秀英影像

　　……

　　貝德士的抗議信一直持續到1938年底。

　　這些記錄和抗議信被一次次遞交給日本大使館，但大使館的官員只是輕描淡寫地回復説“我們無能為力。”

　　馬吉牧師在寫給夫人的信中也提到了日本方面的傲慢態度：“類似的可怕的事在全城都有發生。當我把這些事告訴日本總領事時，他説‘這是不可避免的。’後來我把這些事告訴《朝日新聞》的記者時，他也説‘這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由於日本當局對於日軍在南京安全區內實施暴行的漠視與縱容，才導致了日軍在安全區裏肆無忌憚的挑釁與暴行愈演愈烈。

　　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教授在他所著的《南京難民區百日》一書中對日本軍隊作了這樣的分析：

　　“‘以徵收為名進行掠奪’的心理引發了日本兵普遍對中國婦女施暴，日本兵慣於用掠奪暴行來滿足食欲，對於性慾這樣的生理慾望也勢必用暴力來滿足，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日本兵的心理狀態就是如此。……不僅僅是性暴力，還有偷盜，搶劫，縱火，虐待，任意殺戮老人和兒童，甚至是嬰兒……”

　　日軍攻佔南京的第三天，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斯提爾第一個將親眼所見的南京屠殺消息發往美國。12月17日，另一名美國記者杜丁也向《紐約時報》發出特別報道指出：“屠殺平民的現象極為普遍。”

　　日本政府意識到真相敗露的嚴重性，他們採取了嚴厲的新聞封鎖，南京成了一座與外界隔離的大陸孤島。為了對世界掩蓋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日本政府集中其全部力量發動了一場閃電宣傳攻勢，妄圖粉飾這場史無前例的血腥罪惡。

　　江南水泥廠距離南京城區大約20公里，26歲的辛德貝格和35歲的德國人京特博士，在那裏收容了三萬多難民。

　　日本當局低估了堅守在南京的安全區組織者的力量，從拉貝到各個成員，他們利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展開反擊。

　　“他們包括一些使領館，外國人，他們打的報告，文章，新聞報道，膠片，甚至日記，特別是通過他們的眼睛，通過他們的記錄，留下了一批如山一樣，不可動搖的，很有力的這些證據。”

　　為了讓世界更多地了解真相，1938年1月，馬吉牧師拍攝的電影膠片由費奇冒著生命危險帶到上海，在美國租界內的柯達公司沖洗出來。這部影片的拷貝最終被帶到了西方世界。

　　這是一張自製賀年卡，在畫面上留下名字的，是全體留在南京的國際委員會委員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委員。

　　1937年除夕，拉貝主席在家裏開了一個小小的迎新晚會。他們彼此鼓勵著，儘管艱難，但也要堅持。

　　晚會上，拉貝拿出蓋有南京安全區標誌和國際委員會印章的賀年卡，讓在場的所有委員簽名後，分發給大家。

　　拉貝的心情每個人都清楚，那就是，必須記住這段特殊的日子。

　　晚會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就結束了，委員們又匆匆返回各自的崗位。

　　1938年春節，南京城降下一場大雪。日本佔領軍已經一再發出關閉安全區的威脅，然而，人們並沒有喪失希望。

　　這一天，一個右臂上套著日本袖章的中國男孩走進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魏特琳把他喊住，激動地説：“你不用佩這個太陽徽，因為你是中國人！你們中國並沒有亡，而且絕不會亡！你年紀還輕，可是我要你牢牢記住！”説著，魏特琳摘下那只袖章，把它拋在地上……

　　1938年2月，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被迫解散。

　　1938年5月21日 南京安全區正式關閉。

　　南京安全區共保護過20余萬難民。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