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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2日，一架灰色的美軍C47運輸機從重慶起飛，向北方飛去。兩架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戰鬥機隨即起飛，為這架運輸機護航，它們的目的地是延安。 運輸機上的乘客是美軍延安觀察組的第一批九名成員，他們代表美國軍方和政府，肩負著進駐延安、開闢與中國共産黨直接聯絡通道的使命。這九名觀察組成員大都三十歲左右，面對進駐延安的使命，他們都非常興奮。 在延安簡陋的機場上，一群穿著灰色軍服的人們正對著南方的天空翹首張望，他們中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中午時分，這架美軍運輸機終於出現在人們的眼中。 隨後，運輸機在這條群山之間的黃土跑道上順利降落，滑行。為了給後面那兩架護航的戰鬥機讓出跑道，運輸機在跑道盡頭轉了彎，不料，突然間，飛機的左起落架陷進了跑道邊上一個墳坑裏。 儘管機組成員和乘客都沒有受傷，但美軍觀察組初次降落延安時發生的事故，似乎已經預示了什麼。
觀察組的職業軍人和職業外交官們很快穩定住自己的情緒，在組長包瑞德的帶領下走出飛機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見面。 美國政府為什麼會在1944年跨越意識形態的巨大鴻溝，把這些“中國通”們派到延安來呢？ 大約四年前，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優勢已不復存在，中日交戰雙方進入相持階段。日本海軍為打破戰爭僵局，徹底掃清南進路途上的障礙，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了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英等西方盟國對日宣戰，9日，中國政府也向日本正式宣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形成了。 為了更有效地協同作戰，美國政府不僅加強了對中國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也對不斷開闢敵後戰場，捷報頻傳的共産黨武裝産生了越來越深厚的興趣，希望與共産黨領導人直接接觸。 重慶紅岩村是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所在地。這裡是中國共産黨設在陪都重慶的一扇窗口。四十年代初，經常到訪的不僅有大後方的軍政要員和各界代表，許多國際友人也都是這裡的座上客。常駐重慶的周恩來以他的學識和人格魅力，衝破了國民黨的政治封鎖，為中國共産黨的外交開拓了極大的空間。 經常到訪紅岩村的客人中，有兩位年輕的美國大使館外交官謝偉思和戴維斯。戴維斯和謝偉思都出生在中國四川，是美國傳教士的後代。在中國成長的經歷，不僅讓他們能説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而且也使他們對中國社會産生了深刻的了解。
1944年1月，戴維斯和謝偉思通過不同渠道，同時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內容相似的正式報告，建議向延安派遣常駐軍事和外交人員。 但戴維斯和謝偉思的兩份內容相似的報告卻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命運。謝偉思的報告被美國國務院一位頭頭批上“荒謬、可笑”等字眼後退回。 戴維斯的報告則被直接呈遞給羅斯福總統的顧問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知道美國政府已經準備同中國共産黨直接接觸，於是他立即將戴維斯的報告上交給羅斯福。由於戴維斯的報告有效地啟動了美軍觀察組的準備工作，戴維斯被一些美國史學家稱為“美軍觀察組之父”。 説到美軍延安觀察組的起源，還有一位重量級人物是一定要提到的，他就是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中國戰區參謀長約瑟夫 史迪威將軍。 得到美國政府派遣延安觀察組的明確指令後，駐華美軍和美國大使館就開始了與國民政府的協調，但蔣介石方面對美國派遣使團前往延安的建議採取阻礙與推脫的對策。一時間，美軍觀察組似乎還沒有啟程就已經擱淺了。 1944年5月，羅斯福接見了著名記者埃德加 斯諾，這是美國總統短期內第二次在白宮接見這位毛澤東的朋友。這次談話使羅斯福更加堅定了與中國共産黨接觸的決心。
6月份，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他是美國建國以來訪問中國的最高在職官員。21日，華萊士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談，向延安派遣美國使團是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在美國的壓力下，有求於美國的蔣介石不得不退讓了，於是華萊士提出這個使團要儘早成行。 經過重慶、延安和美軍三方面協調，這個使團被正式定名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簡稱“美軍延安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南方各州。 觀察組的通行證拿到了，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組建這個小組了。史迪威將軍提出，組長的人選必須是一個中國共産黨能夠接受和尊重的，最好是能説流利中國話的美國軍官，五十二歲的包瑞德上校成了最佳人選並得到了最終批准。 包瑞德來自以大峽谷聞名的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來到中國。擔任美軍觀察組組長之前，包瑞德曾在美國大使館和美軍多支部隊任職，對外交軍事都不外行。他性格幽默隨和，待人寬厚。在以後的日子中，他得到了幾乎所有觀察組年輕成員的敬重。 觀察組成員名單上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約翰 謝偉思，當年三十五歲，是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等秘書。 抗戰爆發後，謝偉思在中國大後方各地進行了多次深入考察，並向美國政府遞交了很多有影響的報告，由此受到了史迪威將軍的器重。在美軍觀察組組建時，史迪威將軍和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 高思一致認為，由謝偉思擔任觀察組的政治顧問再合適不過，因為他不僅能成為一個敏銳的政治觀察家，也將是一個忠實客觀的記錄人。 整個美軍觀察組由十八人組成，他們來自美國外交系統和海陸空三軍，並代表了軍醫、情報等部門和許多技術兵種。 這十多位年輕的美國人都將是第一次去延安。延安在普通美國人眼中是神秘的，一方面，埃德加 斯諾等進步美國記者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的深度報道已經影響了一代美國人；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多年的反共宣傳使有些人誤以為共産黨領導的邊區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是非常落後的。因此他們又把進駐延安看做是一次探險。 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在重慶的一個慶祝活動上，觀察組的海軍上尉希契和陸軍上尉科林見到了宋慶齡。對於這位中華民國的“國母”，美軍官兵都充滿了敬意。得知眼前的這兩個美國年輕人是即將出發的延安觀察組成員，宋慶齡向他們表示了由衷的祝賀，並告誡他們説，不要聽信任何關於延安的傳言，要用一顆不抱成見的心去觀察和思考。 自從接到美軍延安觀察組即將成行的正式通知後，中共中央就開始了積極的準備。6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産黨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討論了美國軍事使團來延安和即將開始的國共談判的問題。會議還決定在延安設立外事組，擔任組長的是楊尚昆。 從這之後到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的一個月裏，毛澤東又多次過問了接待美國觀察組的準備情況，並親自到延安機場視察安全保衛工作。 7月21日，也就是美軍延安觀察組啟程的前一天，組長包瑞德上校從美軍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拿到了一紙正式的指令，指令詳細地列出了觀察組在延安的任務，主要是收集共産黨軍隊已獲取的日軍情報、和共産黨根據地的政治和軍事各方面的綜合情況，並協調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美軍飛行員。
7月22日上午，載著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九名成員的C47運輸機終於從重慶起飛，曾經的種種障礙，就像機翼下的重重山脈，被一座座甩在了身後。機上的九名觀察組成員，作為美國政府的使者，正飛向一片陌生而又充滿傳奇色彩的土地。這次航行比尼克松總統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三十年。 1944年7月22日，在那個令中美人士虛驚一場的事故之後，中共中央在機場上為美軍觀察組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然後延安軍民敲鑼打鼓地把美國客人們迎進了延安城。 為了修復跑道，以便觀察組第二批成員能儘快到達延安，當天下午，一支部隊進入機場，開始平整跑道。熟悉機場建設的美軍觀察組成員們也前來助陣。隨後趕到的葉劍英將軍在問候了觀察組成員後，擼起袖子就加入了工作。這一舉動讓觀察組的成員們備感驚訝，因為，在國民黨軍隊中，不用説葉劍英這樣的將軍，即使是普通的營長或連長，也不可能與士兵們一起勞動。將軍的舉動感染了在場的美軍軍官們，他們也興致勃勃地加入進來。 聽到新來的美國人正在幫助修機場，很少能見到外國人的延安人扶老攜幼，都到機場來看熱鬧，最後，連毛澤東也興致勃勃地趕來了。 四天后，毛澤東在他的窯洞中為觀察組成員舉行了正式的晚宴，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也參加了宴請。面對這群遠道而來的美國年輕人，毛澤東幽默地説，你們知道你們自己有多重要嗎？你們的副總統都要親自來中國説服委員長為你們放行呢。毛澤東的幽默打消了美國客人一時的拘謹，他們爭著向毛澤東和朱德敬酒。 謝偉思是觀察組成員裏中文説得最好的，他甚至能聽懂毛澤東那濃重的湖南湘潭口音。毛澤東發現，與觀察組其他成員相比，作為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秘的謝偉思，顯然是負有政治使命的。因此，他在席間問謝偉思道：“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設立一個領事館？”謝偉思回答説，這有一些實際困難，首先是在這一地區的美國人太少了。毛澤東還對謝偉思説，如果戰爭一結束觀察組就撤離延安，那將會是國民黨打內戰的最危險的時刻。
觀察組成員全部是第一次到延安。他們最初的住處在延安城南關的交際處，這是延安通常用來接待外國客人的地方。年輕的美國客人們對窯洞充滿了新鮮感，但更令他們感到新奇的是一種嶄新的人與人的關係。包瑞德後來回憶説：我們的共産黨聯絡員首先告訴我們的是這樣一件事，當我們想要什麼東西時，不要用住在遠東的外國人常用的口氣喊“夥計”，而要用一種合適的音調叫“招待員”。包瑞德寫道：儘管來延安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到“夥計”一詞有什麼不好，但此時我覺得，共産黨的看法是正確的，“夥計”這個詞是待人不平等的稱呼。 陜甘寧邊區的民主狀況比美軍觀察組的期望要高得多。當時邊區政府的主席是中國共産黨元老林伯渠，副主席由民主人士李鼎銘擔任，由於1944年的大部分時間林伯渠都在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民主人士李鼎銘就擔任了邊區的代主席，邊區各級政府實行“三三制”，即共産黨、左派代表和中間派各佔政府領導成員的三分之一。 包瑞德回憶説，他在國統區親眼看到捆成一串的老百姓被抓去當兵，但在共産黨領導的邊區，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現象，在邊區，參加十八集團軍是很光榮的一件事。 由於運送第一批觀察組成員的飛機受到損壞，美軍第十四航空隊成員一週後才調出另一架運輸機運送第二批九名成員，他們中有觀察組中惟一的海軍軍官希契。和第一批成員一樣，他們在機場上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美軍觀察組到齊了，各個成員按照他們預定的職責，迅速進入了角色，剛剛開始的時候，小夥子們工作經常要熬到後半夜，但包瑞德上校治軍嚴格，他要求，不管前一天晚上大家忙到多晚，第二天必須六點半起床出操。因此，在充滿朝氣的延安，這十多個美國人也保持了積極向上的工作狀態。 許多年後，美軍延安觀察組成員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攝的大量珍貴照片，謝偉思在這書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們這些美國人在延安見證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國，我們認識到，美國人和中國人可以也必須一起工作。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