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夫人康克清在授勳儀式上向包瑞德獻花

　　美軍觀察組是在1944年7月進駐延安的。他們最迫切的任務是要與毛澤東直接接觸，從而隨時了解中國共産黨在一些重大國內國際問題上的態度，並把中國共産黨的態度發給華盛頓的最高決策層。承擔這項使命的是觀察組的政治顧問謝偉思。

　　棗園，因為棗樹多而得名。1943至1946年，毛澤東和妻子女兒就住在這幾間帶小院兒的窯洞裏。他與謝偉思的多次談話也都是在這裡進行的。

　　毛澤東與謝偉思的第一次正式談話是在1944年的8月23日，也就是在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的整整一個月之後。美國的史學家們認為，毛澤東是在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思考,並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交換了意見後，才召見謝偉思的，因為毛澤東明白，儘管謝偉思本人級別較低，但作為駐延安的美國最高外交官，他代表的是美國政府。

　　這一次談話長達六個小時，毛澤東一直主導著談話，他對謝偉思詳細分析了中共對當前國內和世界形勢的看法。他説，中國共産黨希望知道，美國政府在戰後是願意支持一個獨裁的國民黨政府，還是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但毫無疑問，一個民主與和平發展的中國才符合美國的利益。至於中共對美國的態度，他説，美國是戰後最有能力參與中國經濟建設的國家，我們歡迎美國戰後到中國投資。

　　毛澤東與謝偉思的多次談話內容，都由謝偉思寫成客觀的報告，經美國大使館發回華盛頓，為國務院的官員們爭先傳閱。

　　美軍觀察組的科林上尉和另外兩位成員歷屬於美國戰略情報局，這個機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在二戰中負責對軸心國的情報戰。美軍總部將這幾位情報局的年輕特工直接納入延安觀察組，是希望能夠更有效地獲得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已經掌握的日軍情報。但是，在觀察組出發前，重慶的美國將軍們不無擔憂，中共會不會對他們的到來心存戒備？會不會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

　　但實際上，延安對盟軍敞開胸懷，全面合作的態度令他們非常滿意。美軍觀察組到來後的兩個月中，十八集團軍總部就向他們提供了一百二十多條關於日軍的重要情報，與此同時，美軍觀察組在延安還發現了一個直接獲取日軍情報的重要渠道。

	朱德參加延安的露天舞會

　　今天，在延安寶塔山的半山腰上，樹立著一尊黑色的石碑，它是為了紀念60年前在這裡的一所特殊學校而樹立的，這所特殊的學校名叫“日本工農學校”。在這座石碑的後面，至今還保留著一排學校的校舍。儘管當時的經濟條件還不盡如人意，但日本工農學校的校舍蓋得寬敞結實，是延安比較好的房子。

　　六十年前，這所學校也引起了美軍觀察組的極大興趣，因為這裡的學生實際上都是日軍戰俘，但他們都穿著十八集團軍的軍裝，被主人們稱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盟員”或“日工校的學生”，當時總數為一百五十人。包瑞德記得，重慶郊區關押著僅僅二十五個日軍戰俘，僅從數量上看，就可以比較出國共軍隊不同的抗日戰果。然而，更讓美軍觀察組成員驚訝的是這些日本學員的精神狀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日軍官兵都是毫無理性的殺人機器，即使被俘也頑固不化，但這裡的日本人卻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他們都要求參加十八集團軍，與侵華日軍作戰。

　　這些特殊的學員畢業後，會被分配到前線十八集團軍各部隊去工作，平時他們會幫助鑒別繳獲的日軍裝備上的日文標識，從而獲得日軍作戰序列的情報；在進攻日軍的據點時，他們會在前沿喊話，瓦解日軍的軍心。

　　十八集團軍總部允許美軍觀察組的所有成員隨時與這裡的150個日本學員自由接觸，以便他們了解美軍需要的、更深層次的日軍情報，這使科林上尉等特工人員受益匪淺。

　　十八集團軍成功改造日軍戰俘的奇跡經觀察組發回美國後，戰略情報局的將軍們異常驚喜，他們專門制訂了一個對日情報戰計劃，準備將這些堅定的日本反戰人士培訓成間諜，送到中國東北、朝鮮和日本本土。然而，由於二戰的勝利比預想到來的快得多，這一計劃最終沒有實行。

　　剛到延安不久，美軍觀察組就建起了氣象觀測臺，定時放探空氣球，為來往延安的飛機提供氣象保證，並把數據發送到重慶駐華美軍總部。

　　1944年，陳納德將軍統帥的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已經基本取得了在中國大陸的制空權，飛虎隊的重型轟炸機還經常從大後方起飛，越洋轟炸日本本土。這樣一來，中國東部的氣象情報對飛虎隊來説就越來越重要了。

　　從此，駐華美軍有了更可靠的氣象情報。當時美軍在中國大陸協助建立了十個同樣規模的氣象站，延安氣象站代號為10WX。據後來美軍總部評價，延安氣象站提供數據的可靠性，在中國十個氣象站中名列第一。

	毛澤東與觀察組部分成員在一起

　　觀察組另一項使命也是與美軍航空隊有關的，那就是協調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及其遊擊隊營救在敵佔區跳傘的美軍飛行員。

　　得到觀察組營救遇險飛行員的請求，中共中央軍委立即向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下令，對跳傘的盟軍飛行員必須全力營救。

　　當時，經過七年的作戰，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已經在敵佔區開闢了廣闊的根據地，在華北和華東，日軍及傀儡部隊僅僅佔據著鐵路沿線的大城市，而更為廣闊的山區和平原控制在共産黨部隊的手中。因此，晉察冀邊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自信地告訴包瑞德，只要美軍飛行員跳傘落在鐵路線十公里以外的地區，他們就安全了。

　　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後不久，一架受傷的美軍B—29轟炸機迫降在蘇北新編第四軍根據地附近，新編第四軍張愛萍部立即派出部隊趕赴出事地點營救，與此同時，附近的日偽軍也聞訊而來，企圖俘獲這些飛行員。經過激烈戰鬥，新編第四軍在犧牲三名戰士的情況下，求出了五位美軍飛行員。

　　這之後，不斷有在敵佔區跳傘的美軍飛行員經十八集團軍或新編第四軍營救脫離險境，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解放區軍民共營救了一百二十多名美軍機組人員和其他軍事人員。

　　1944年，邊區大生産的成果已經顯現出來了，陜北的軍民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包瑞德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發現十八集團軍士兵穿著膠底布鞋，而大多數國民黨部隊穿的是草鞋。

　　然而，對比起來中國之前的待遇或是在美軍基地的水準，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生活環境是相對清苦的。他們剛到延安時，吃飯主要依靠從重慶空運到延安的麵包和軍用罐頭，接待組的工作人員於是盡了最大努力為他們改善伙食。

　　包瑞德在回憶錄中説，有一次朱德總司令來觀察組駐地看望他們，並留下來一起吃飯，朱德邊吃邊評論説，這飯半中半西，應該很合你們的胃口吧？包瑞德回答説，是呵，我們都很喜歡這裡的伙食。

　　延安的生活雖然不失儉樸，但永遠充滿了一種積極向上的朝氣。王家坪是抗戰後期十八集團軍總參謀部所在地，這裡離美軍延安觀察組的駐地不遠，觀察組的成員們經常到這裡來辦事。離軍委大禮堂幾十步遠是當年延安著名的軍委桃林公園，以桃樹多得名，當年，這十四畝地的小公園是共産黨領袖們週末消閒娛樂的唯一場所。

	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

　　每週六晚上，這裡都有一場儉樸的舞會。在觀察組駐延安的兩年多時間裏，跳舞成為這些美國人的主要娛樂之一。通常用來為舞會伴奏的是一隻破舊的留聲機，後來延安組建了一支小樂隊，但只有小提琴、風琴等最簡陋的樂器。這個舞會最讓美國客人難忘的，是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參與。

　　每當毛澤東在舞會上看到觀察組的美軍軍官，他就會走到圈外，和他們聊上幾句。

　　謝偉思在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提到了一次毛澤東與他在舞場邊的談話，謝偉思説，十八集團軍與老百姓親密的聯絡給觀察組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澤東説道，當然，如果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發展。這次談話進行了大約二十分鐘。直到一位女軍人上前請毛澤東跳舞為止。

　　對於延安的普通老百姓來説，美軍觀察組帶給了他們無盡的新奇感，他們的白皮膚、筆挺的軍裝、好吃的巧克力、神奇的吉普車都成為當地人長時間議論的話題。

　　在延安市政協工作的折正千，是延安時代變遷的見證人。六十年前，他曾是搭乘過美軍觀察組吉普車的為數不多的孩子之一。

　　美軍觀察組幾個月來卓有成效的工作，讓史迪威將軍非常滿意，為表彰觀察組特別是包瑞德的工作成績，駐華美軍總部決定授予他個人一枚榮譽軍團勳章。10月25日，一位美軍准將特意從重慶趕到延安向包瑞德授勳。讓包德受寵若驚的是，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們都前來參加受勳儀式，並對他表示由衷的祝賀。在戴上勳章之後，一位女軍人走上臺來，為包瑞德獻上了鮮花，她就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隨後，延安還舉行了慶祝大會，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團軍總部發言，對美軍觀察組的成績給予了高度評價。

　　美軍觀察組正在延安順利地完成著自己的使命，然而在重慶，駐華美軍最高司令長官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卻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

　　早在1941年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出征緬甸時，史迪威就對國民黨政府的獨裁、腐敗和消極抗日非常不滿。於是，他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兩項建議：第一，由史迪威指揮所有中國軍隊，其中包括中國共産黨部隊；第二，將援華軍用物資平等地分配給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這兩項建議得到了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的支持，卻遭到了蔣介石的激烈反對。

　　9月，在加拿大魁北克與丘吉爾會晤的羅斯福向蔣介石發出了一份措辭強硬的電報，敦促他立即授予史迪威將軍指揮所有中國軍隊的全權。

　　羅斯福的這封類似最後通牒的信，讓蔣介石惱羞成怒，他隨即取消了與赫爾利的晚餐和幾天內與美國使節有關的所有活動。但平靜下來後，蔣介石認為，這是一個與美國政府攤牌的大好時機，他一直想把桀驁不馴的史迪威排擠出中國，但苦於找不到藉口和時機，此時蔣介石認為，機會來了。

	觀察組協助延安軍民建立了氣象站

　　幾天后，蔣介石對羅斯福的特使赫爾利説，如果任命史迪威指揮所有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可能會叛變；史迪威缺乏政治頭腦，連現有的工作都幹不好，更不用説指揮全中國的軍隊了。因此，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將史迪威召回。

　　史迪威卻完全沒有料到即將到來的危機，他隨即向華盛頓提出了一項新的建議，即由他本人親自去一趟延安，與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洽談軍事合作。消息通過美軍觀察組轉遞給中共中央後，毛澤東、朱德立即對史迪威表示了真誠的歡迎與期待，因為他們都與這位同情中國人民的美國將軍神交已久了。

　　然而，史迪威已經沒有去延安的機會了。10月18日，史迪威突然接到華盛頓的正式命令，要求他48小時內離開中國。史迪威無奈地嘆道：“斧子終於砍下來了。”在重慶的最後兩天裏，他還抽出寶貴的時間，去向他尊敬的宋慶齡告別。

　　臨行前，史迪威給朱德寫了一封信，信中説，非常遺憾今後不能與您和您卓越的部隊共同戰鬥了。

　　11月份的陜北已是非常寒冷了。此時，一支十八集團軍的精銳部隊----三五九旅正誓師南下，準備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去華中開闢根據地。看到這支部隊即將出征，扛著他們繳獲的日軍三八式步槍上陣殺敵，包瑞德不禁感慨萬分。他後來在回憶錄上寫道，共産黨正在把戰鬥力最強的部隊派到抗日前線，可惜史迪威已經離開中國，不能用美國的武器運來武裝這支優秀的部隊了。

　　史迪威曾經積極倡導和推動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現在他奉召回國，那麼美軍觀察組的命運將會怎樣呢？包瑞德和其他成員都憂心忡忡。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