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徵燠到達東京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有些極其重要的戰爭罪行和戰爭罪人輕易逃脫了法律的制裁，特別是日軍的七三一細菌部隊和毒氣施放部隊就被人為地掩蓋了。

　　但日本在中國的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和侵華急先鋒板垣徵四郎是絕對不能從中國人手中漏過去的。

　　在審判開始的時候，由於首席檢察官季南看到中國檢察方面的力量實在單薄，就把對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徵四郎的起訴和指控任務，指派給了菲律賓檢察官羅貝茨。

　　此刻，中國檢察官當務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進行個人答辯的時候進行有效的反駁和提出有力的新證據；同時，向首席檢察官季南提出請求，將土肥原和板垣的指控改由中國檢察人員擔任。

　　但經過雙方協商，問題得到了解決，菲律賓檢察官羅貝茨負責東南亞階段的審訊，中國檢察官則負責中國階段的審訊。

　　倪徵燠他們面臨著極為艱難的處境，他們在國內找到的證據不多，來到日本，人生地不熟，想有針對性地尋找被告的犯罪證據就更困難了。

　　日本政府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在投降前後迅速銷毀了大量的秘密檔案和文件。在日本各地，在中國和東南亞，凡有日本陸海空兵團和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於銷毀文件，他們幹得是如此徹底，甚至連銷毀文件的命令也被銷毀了。到哪去尋找證據呢？

	日本在中國的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

　　中國檢察官決定，通過中國政府駐日軍事代表團直接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提出申請，要求盟軍總部讓中國檢察官成員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對華侵略戰爭中有關戰犯的罪證。

　　中國檢察官從那些被查封的日本陸軍省檔案庫的資料中，搜尋證據。這就像大海撈針，他們必須小心翼翼，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盡可能從損毀的公文檔案中拼湊被告犯罪的全景圖。

　　除了高強度地蒐集證據資料，中國檢察官還在一起研究對付日本戰犯和為他們辯護的日本與美國律師的策略，模擬可能會在法庭上發生的辯論場面。

　　1947年9月10日，法庭進入被告個人辯護階段，這也是檢方反駁、反證的關鍵時刻。雙方都打起十二分精神，絲毫不敢大意。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起訴書指控土肥原賢二主要犯有破壞和平罪，參加制定並執行對中國的分裂陰謀和侵略戰爭。

　　1947年9月16日，開始土肥原賢二個人辯護階段。倪徵燠登場進行盤問和反駁。

　　在法庭上，土肥原顯得十分緊張，臉上擠出了兩個深深的凹坑，神經質地蠕動著，瞪大眼睛盯著法庭審理的進行。

　　土肥原的第一個證人，是土肥原主持瀋陽奉天特務機關時的部下、新聞課長愛澤誠。愛澤成作證説，土肥原為人忠厚坦白，當時他們主要是收集新聞情報，並無其他秘密活動。

	侵華急先鋒板垣徵四郎

　　倪徵燠訊問愛澤誠説，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1935年想在平津組織“華北五省自治”的事情？

　　愛澤誠搖頭説，不知道。

　　倪徵燠問，既然你是關東軍特務機關的新聞課課長，當時外國報紙對此有大量報道，你怎麼會不知道？

　　倪徵燠拿出一份由愛澤成簽字並上報日本政府的外國報紙出示給法庭。

　　愛澤成無話可説。

　　倪徵燠沒給對方喘息的機會，立刻就向法庭提出了一件物證：

　　《奉天特務機關報》。

　　1935年，在日本關東軍出版的《奉天特務機關報》上有這樣一段話：

　　“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談虎色變之慨”。倪徵燠引用這份文件，把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徵四郎聯絡在一起。

　　倪徵燠所提出的這份物證被法庭採納。

	倪徵燠登場對土肥原進行盤問和反駁

　　土肥原的辯護律師們提出的另一個證人，是日本原駐天津的總領事桑島主計。1931年秋天，當土肥原到天津活動，打算挾持溥儀前往長春時，桑島主計曾多次對土肥原進行勸阻，並用電報告知日本外務省。日本外務省擔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動，曾經指示桑島勸阻土肥原。

　　但桑島主計出庭作證卻説，當時他的所有報告都是聽信了社會上的流言寫出來的，不可靠。

　　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了從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查到了一份桑島主計打給日本外交部的電報。

　　倪徵燠質問道：“在打給外務省的電報中，你不是彙報説，你和土肥原有過多次談話，他仍然不聽勸告，一意孤行，這，也是外邊的流言嗎？！”

　　桑島主計看著那封電報，目瞪口呆，一句話都説不出來。

　　土肥原的辯護律師繼續提出了許多證人和證據，法庭在你來我往的辯論中接近尾聲。人們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來為自己辯護，倪徵燠更希望他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抓住他的馬腳。

　　但是，土肥原賢二自從在東京審判開始時當庭説了兩個字“無罪”之後，就再也沒有説過一句話，也不為自己作任何陳述。依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訴訟規則，被告有權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強迫被告出庭發言。

　　土肥原不為自己辯護，檢察方面就沒有理由在法庭上對他直接盤問，也就沒有機會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證據。

　　中國檢察成員在秋高氣爽的東京嚴重受挫，而他們下一個要面對的，則是揚言要和中國檢察方面大戰三百會合的日本陸軍上將，板垣徵四郎。

	板垣徵四郎的個人辯護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書指控板垣徵四郎犯有破壞和平罪，參加制定並執行對中國的分裂陰謀和侵略戰爭。

　　板垣徵四郎和他的律師組織了15個證人為他作證，板垣徵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準備，打算親自出馬，為自己辯護，可謂來勢洶洶。

　　板垣徵四郎的個人辯護從1947年10月6日開始。

　　倪徵燠出場，反駁板垣的第一個證人島本。

　　島本是1931年9月18日當晚在柳條溝附近駐紮的日軍一個聯隊的聯隊長。

　　島本説，他當天晚上參加一個朋友的宴會，酒喝多了，沒有回去。後來，等他酒醒了回到駐地，他才接到有關柳條溝爆炸事件的報告。

　　倪徵燠立刻打斷他的話説：庭長，各位法官，證人島本既然聲稱自己當晚喝醉了，那麼，一個糊塗的酒鬼能證明什麼？又怎能出庭作證人呢？

　　就這樣，島本被中國檢察官出其不意的轟下法庭。

　　板垣任陸軍大臣時的陸軍副部長山脅上場作證。山脅在為板垣作證時説了不少頌揚板垣的好話。

　　倪徵燠當即反問道：“你身為次官，所辦之事想必都是板垣認可的了？”

　　山脅説，是。

　　倪證燠問：那麼1939年2月，山脅以次官名義簽發的《限制自中國返回日本軍人言論》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旨承辦的吧？

　　山脅回答：是。

	由倪徵燠擔綱的反詰盤問整整持續了10天

　　倪徵燠當庭指出：這個文件中列舉了回國日軍對親友談話的內容，如

　　“所有在中國的日本作戰軍隊，經調查，沒有不犯殺人、強盜或強姦罪的”；

　　“日軍軍官告誡他們的士兵，如果發生強姦事件，或者給受害者金錢打發走，或者在強姦之後殺掉滅口”；

　　這些談話，反映了日本軍隊在侵華戰爭中所犯罪行的實況。日本陸軍省怕這些談話在日本國內廣泛傳播，暴露其罪惡行徑，才下達了《限制自中國返回日本軍人言論》的命令。這種舉動的本身，不就説明了被告板垣徵四郎所犯罪行是確鑿無疑的嗎？

　　山脅無言以對，不但沒能為板垣開脫罪責，反而為中國檢察方面提供了一個相當有力的反證。

　　1947年10月9日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極其精彩的一天。

　　按照程序規則，板垣徵四郎自己提出了長達４８頁的書面證詞。他主要想説明“滿洲國”是根據“民意”成立的；七七事變後，他擔任陸軍大臣時，始終主張從中國撤軍言和。

　　倪徵燠整整用了一天的時間大戰板垣徵四郎。中國檢察方面很緊張，板垣徵四郎也很緊張。

　　作為證人的板垣徵四郎受到了倪徵燠嚴厲的盤問。

　　板垣徵四郎則是擺出一副不服輸的樣子，當訊問進行中問到讓他難堪的問題時，他就會生硬地頂撞：“不知道！”

　　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板垣徵四郎完全否定了檢察官所説的關東軍蓄謀發動的主張，一口咬定像關東軍宣佈的那樣，是由中國軍隊進攻引發的偶然事件。

　　倪徵燠根據他們找到的日本外務省秘密檔案中的御前會議文件、內閣會議文件、日本關東軍與陸軍省的往來密電、關東軍的動員令等重要材料，一連盤問反駁了板垣徵四郎整整三天。

　　面對大量鐵一般的事實，板垣無話可説。

　　對於板垣徵四郎説他主張撤退在華日軍一事，倪徵燠窮追不捨：日軍侵佔廣州、漢口，是不是在他任陸軍大臣以後？這是從中國撤軍還是進軍？

　　板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點頭説，是進軍。

　　但此時的倪徵燠並沒有忘記另外那個被告，土肥原賢二。

　　在倪徵燠的最後總結陳詞中，為了讓法庭注意力不至於因為土肥原賢二不上證人席而受到忽略，他發起了新一輪攻擊。

　　倪徵燠：你任陸軍大臣的時候，在中國拉攏吳佩孚、唐紹儀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當年充當瀋陽市市長、扶植溥儀稱帝、勾結關東軍、陰謀華北自治、煽動內蒙獨立、到處唆使漢奸成立偽政權和維持會的那個人？！

　　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個土肥原？！

　　板垣徵四郎不得不點頭説，是。

　　由倪徵燠擔綱的反詰盤問整整持續了10天。在這10天裏，倪徵燠代表中國檢察官對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徵四郎發起了一輪又一輪激烈的攻擊。

　　倪徵燠和中國檢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鋒中打贏了對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徵四郎這一仗，日本戰犯和他們的律師精心組織的辯護防線被徹底摧毀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對土肥原賢二的判決書中，判定他在滿洲對華侵略戰爭的策劃與發動、陰謀炮製建立偽“滿洲國”有罪；判定他在中國其他地區實行的政治謀略、武力威脅、擴大事態進展上有罪；在對蘇聯以及對1941年至1945年實施侵略亞洲各國的戰爭中有罪。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對板垣徵四郎的判決書中，判定他在參與中國滿洲事變、建立傀儡偽“滿洲國”的陰謀中負有主要責任；對建立內蒙古與華北傀儡政權負有主要責任；對擴大在中國的進攻範圍負有很大責任。法庭最終判定他有罪。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