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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現場 |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就要進入最後的尾聲。隨著1948年春天的到來,人們也越來越關注這些戰犯的最終命運到底如何。
1948年4月16日下午5點11分,在檢察方面做了最後陳述並向法庭求刑之後,長達兩年的審理就此結束了。
日本戰犯被押回巢鴨監獄,等待法庭對他們做出最後判決。
由11個戰勝國所組成的法庭隨即展開秘密討論,書寫二戰日本歷史的終結篇,並決定日本戰犯的命運。
按照預定的程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入起草判決書的工作。經過法官們的討論,判決書確定為11章。其中對中國的侵略部分單獨列為一章。
作為來自中國的法官,梅汝敖理所當然負責判決書《日本對華侵略》的起草工作。中國法官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向法庭提交了長達兩百多頁的判決書。這是所有判決書中撰寫得最快的一份,並很快獲得法官會議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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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字1103號密電" |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中間,對戰犯的量刑卻紛爭四起,莫衷一是。法官們各自援引本國的法律條款,堅持著自己的主張,互不相讓。
庭長衛勃的想法非常古怪,他主張把所有被告像法國的拿破侖一樣,統統流放到一個遠離陸地的荒島上去;
而印度法官從一開始就認為,國家行為不應追究個人責任,因此他主張全體被告無罪;
法國因為本國廢除死刑所以他們的法官不主張對被告判處死刑;
中國法官梅汝敖堅決要求嚴懲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從每個法官的態度中,可以看出,力主死刑的是少數派。
梅汝敖甚至在私下表示,“如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決,我等都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有集體蹈海一死,方能以謝國人!”
這是梅汝敖最艱難的日子。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會議一直都是秘密舉行的,所有程序都是口頭進行,不做記錄。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之初,參加審判的法官就曾經共同約定,法官會議上的所有投票、表決和彼此之間的意見均對外保密。所有法官都自始至終嚴格遵守了這一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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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的11名法官 |
量刑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無法回避的使命。
11名法官必須做出他們的清醒而理智的抉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採取秘密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戰犯的生死去留。
1948年7月27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佈,由美國陸軍部9人和日本26個人組成的翻譯團將從8月2日進入東京的服部住宅,切斷一切同外界的聯絡,開始進行翻譯判決書的工作。顯然,這個工作是嚴格保密的。
在巢鴨監獄,等待判決的日本戰犯度日如年。戰犯重光葵在他的日記裏描述了他們的心情:
“4月16日休庭以後,已經過去3個月了,這3個月實在是太長了。晝夜在刺眼的電燈下受到嚴密監視,對人的神經是極大的負擔……等待命運之日的到來,人們的心已經快要耗幹了。”
當1948年初冬來臨的時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迎來了它的最後開庭。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再次開庭。庭長衛勃的第一句話是:“現在開始,本法官宣佈判決”。
判決書一共宣讀了7天。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開頭是這樣寫的:“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和根源。”判決書共10章,英文文本總長度1212頁。
戰犯們提心吊膽聽著判決書的宣讀,等待著對他們的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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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長衛勃主張把所有被告統統流放到一個遠離陸地的荒島上去 |
第7天,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818次開庭。
下午1點,衛勃開始宣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10章“法庭對檢察方面起訴書罪行的認定”。
衛勃逐一宣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被告起訴書所做出的最終認定:
所有日本被告,有罪。
衛勃接著説:“被告在接受宣判前,退席,按照起訴狀排列的名單順序,再一個一個單獨進入法庭。”
15分鐘以後,持續了兩年半之久的東京審判最緊張、也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了,衛勃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最後一次走上法官席。衛勃的手裏拿著量刑書開始宣讀:“入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繼續進行。根據審判條例第15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所有有罪的被告宣判。
衛勃:被告荒木貞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終身監禁。”
被告土肥原賢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坂垣徵四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被告松井石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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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席上的日本戰犯們 |
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還有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
東條英機是最後出場的,他穿了一身軍服。
衛勃:“被告東條英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在宣佈判決的那天,東條英機的夫人和他的兩個女兒是在中國中央通訊社駐日分社收聽的實況轉播。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共判處7名被告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1名被判處20年徒刑,1名被判處7年徒刑。
據以後公開的檔案和梅汝敖法官的回憶,法官在最後的投票中是以6票對5票的微弱多數對7名被告做出的絞刑判決。
對於中國法官和檢察官來説,這真可謂是一票險勝。
除了梅汝敖之外,其餘5票是誰投的,由於所有法官宣過誓,而且沒有文字記錄,沒有攝影與拍照,這就成了一個永久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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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東條英機絞刑 |
但這些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與正義得到了彰顯。
中國法官梅汝敖在日本《朝日新聞》上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
“經過這次審判,日本軍界首腦的暴虐行為和虛假宣傳已昭然天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最後宣判,清除了中日兩國間善睦相處的這些絆腳石,對於今後中日間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貢獻。”
但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宣判並未立即執行。
日本戰犯辯護團向盟軍總部提出申請,要求重新審查對被告的判決。
盟軍總部接受了這一申請,召集戰勝國對日理事會在東京的代表商討意見。
11月24日,盟軍總部宣佈,駁回一切重審要求,命令美國第8軍司令按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結果執行。
但是,意外又發生了,11月29日,由美國陸軍部派出為廣田弘毅和土肥原賢二辯護的兩個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釋放被告。
12月2日,又有5名被告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同樣的上訴。
1948年12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決定接受上訴。
這個消息一經傳出,世界輿論為之大嘩,譴責與反對的聲音鋪天蓋地。
美國最高法院迫於國際正義力量的壓力,于12月16日決定延緩對日本戰犯“上訴書”的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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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鴨監獄 |
1948年1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票對1票否決了日本戰犯的上訴申請。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行刑地點就確定在巢鴨監獄內進行。
7個戰犯在聽到法庭對自己的最終判決時,退回法庭一側的休息室裏就開始作詩。東條英機的詩:“櫻花瓣啊,悄悄而哀愁地落下來了。”
透過這些貌似哀婉的詩句,人們能夠感受這些曾經屠殺了千百萬人生命的劊子手們,在走到他們人生末路的時候,仍然對沒能實現的帝國夢想心存不甘。
從1948年12月22日晚上8點起,盟軍在東京實施戒嚴。
晚上11點30分,7名被告在各自的執行絞刑的命令上簽了字,然後他們一律換上美軍救護工作服,戴上手銬。11點40分,從監獄通往刑場的近百米甬道兩旁,每隔10步站著兩個美國憲兵。主執行官和行刑憲兵、法醫,由典獄長率隊進入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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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上絞刑臺的是土肥原賢二 |
應駐日盟軍總部麥克阿瑟將軍的邀請,美國、中國、英國、蘇聯4國駐日代表到場監督行刑。
執行官走上指揮臺。按照抽籤先後次序,第一個上絞刑臺的是土肥原賢二,
第二個上絞刑臺的是東條英機。第3個上紋刑臺的是松井石根,第4個是武藤章。第二批上絞刑臺的是坂垣徵四郎、廣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
36分鐘以後,最後一個戰犯木村兵太郎死去。
1分鐘以後,戰犯被處決的消息就通過電波傳遍了世界。
幾個小時以後,黎明時分,盟軍總部的軍用吉普車在濛濛的細雨中,把火化的戰犯骨灰拋灑到荒野上。
次日,就是西方國家的聖誕夜。7天后,世界迎來了1949年新年。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進行中,南京、上海、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貢以及蘇聯的伯力等地也設立了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乙級、丙級戰犯,受審的戰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惡貫滿盈的戰犯被處以死刑。
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已經證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嚴肅公正的,它向世界表達了這樣的信念: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陰謀侵略是最大的犯罪,這是必定要受到懲罰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存在著無法回避的遺憾與不足。
向哲浚,1949年初春回國後,拒絕了國民政府給他的最高法院檢察長的任命,回到上海,就職于上海財經學院。1978年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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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倪徵燠在北京病逝 |
倪徵燠回國後,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上海高級法院檢察長,但倪徵燠拒絕到任,回到東吳大學教書。1956年奉周恩來之命,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1985年,被選為海牙國際法院法官。2003年9月倪徵燠在北京病逝。
梅汝敖在東京審判結束後,接到國民政府任命他為政務委員兼司法部部長的電報。梅汝敖公開聲明拒絕到任。1949年12月1日,梅汝敖由香港一路輾轉北上,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1950年,梅汝敖擔任新中國的外交顧問。1973年,梅汝敖在北京逝世。
在梅汝敖去世的10年前,他曾經説過這樣一段話:
“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責編:紅立